“文革”过去 36 年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是个婴儿也长成个中年人了。可是，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不能说是很透彻很成熟的。可不，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文革是中国人民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自下而上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全体弱小群体翻身做主人的时候，是老百姓扬眉吐气的时候；或者说文革的发起者内心是好的，只是客观上未达到良好效果，等等。在我这个当年文革的亲历者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故意闭着眼睛说瞎话，继续用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戈培尔手法，来欺骗百姓的文革余孽，也至少是对文革的情况不了解，或不想了解，进而想以文革方式来改变当前社会不良现象的糊涂愤青。对于无知的后者，想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其愚蠢，无异于想给病人治病，却给了能置人于死命的毒药处方。
作为一个文革的过来人，我想让我的后辈知道，那段时间绝对不是所有百姓的好日子，恰恰相反，那时中国人历史上的又一场大悲剧，是所有中国人的大灾难。正如文革最卖力的执行者四人帮倒台时，全体中国人所公认的那样，文革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浩劫。当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所做的决议，是符合民意和实际情况的。而且，在我看来，这场悲剧最可悲的是，除了全民所遭受的身体上心理上苦难外，还应该包括我们全体中国人被愚弄，被欺骗，身不由己，既害别人又害自己地参与了这样一场长达十年的悲剧。我们，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当时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狂热地，愚蠢地被一小撮无耻的玩权者利用了，在无休止的内斗中，造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大灾难。同时，作为老百姓整个群体，如果说文革以前人们的私心相对来说还较少，相互间欺骗，倾轧，损人利己还不很普遍的话，经过了这灾难的十年，看见了这么多的谎言，造谣，诬陷，落井下石，整人，斗殴，折磨 ……, 等等，我们全体中国人的道德和素质急速下滑，社会风气走向败坏，这是一个明摆着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以下是我本人在那个时代 , 以一个普通中学生的身份，所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荒唐事。相信和很多同辈人所经历的惊涛骇浪相比，这些事只是小儿科了。当时在全国各地，不知发生了多少比我看见和经历过的更残忍，更丑恶，更值得谴责和引以为戒的事情。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对文革是怎么回事，人们都遗忘了，或者被遗忘了。文革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老作家巴金就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像欧洲人不忘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那样，设立许多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那样的场所，我们中国人也应该以各种方式，永远记住文革的教训，提醒和提高人们的良知。可惜，这个建议未得到支持。所以，我们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要用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笔和博客，把那时的情况如实地记载下来，让后辈人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
(1) 文化宫里 : 遭遇武斗
1966 年年中，当全体中国人都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在上高二，刚满 18 周岁。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了革命思想，包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打倒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特别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热爱，迷信等等思想，通过每天的广播，电视，报纸，电影，报告，书籍以及各地各单位的各级党团组织和宣传部门无时不刻的教育，说服，动员，批评等无孔不入的灌输，每个人，不说 100% ，也是 99.99% 的人是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地“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
所以，当某一天早上，学校的广播里播出全国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的消息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能有幸参加这场大革命而感到兴奋不已：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而是一心一意地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搞革命。谁都没有想到，正是从那一刻起，正是在我们这辈人应该求知识求技艺的大好年华时，我们却从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和学习人类文明良知的机会。而且，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是永不复返地失去了这个机会。后来，随着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处于豆蔻年华的我们，批判老师，批判校长，到街上去破四旧，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家，无偿地剥夺这些人的家产，无情地殴打他们，有的地方甚至把人活活打死。外斗完了又开始内斗，学生中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批斗出身不好的同学。这些批斗中，根本没有任何理性或道理可言，开口就骂，出手就打。
远的不说，在我所在的班上，有一次，有一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就遭到批斗。其实，这两位同学还不是上述那五类“黑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我所在的班里还找不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那位男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过一些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并据说有挖苦他们的言论，因而获罪。那位女生则是因为在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组织时，向团支书汇报了自己的困惑和自我谴责 , 说她上小学时，居然有过一次这样的行为：既然伟大领袖像神仙一样，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她试着小声骂了他一声，看看自己是否受到惩罚。如果文革还没发生，她的行为并不会有多严重后果。但是，在那全国全民都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铉的情况下，她的虔诚的忏悔，真心的检讨，一旦被人说出来，就成了竟敢咒骂伟大领袖的十恶不赦的罪状。就这样，这两位同学受到了无情的惩罚，被批斗，罚跪，鞭打，脸上被泼了墨水，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这样的折磨强加于他们好多天，直到那些红五类同学开始去北京朝拜伟大革命领袖后，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可能是受自己的亲密同学的伤害太深，几十年来，这两位同学再也没有在同班同学面前出现过。
这时不得不参加这些批斗会的我，由于父亲已经成了他所在单位的批斗对像，再加上母亲一再告诫我们兄弟们，出去参加“破四旧”抄家时千万不要动手打人，这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慢慢地我对文革中的这些行为越来越反感了。每当批斗那两位同学时，我远远站在批斗人群的外面，一声不吭，但也不敢出来制止那些可恶的行为。那段时间，全校各班级都在搞这样的“红色恐怖”活动，有一天，教学楼的门口“嘭”的一声响，从三楼上摔下来一个人。我们赶快跑去看，原来是一位高三女同学，因出身不好，受到同班的和来自初中班级的同学的批斗和侮辱，跳楼自杀。看见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死活不知，我想大多数人都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但也有个别人在叫骂着：“畏罪自杀，死了活该！”听说后来这位跳楼的同学活了过来，但落得终身残废。
一天，一位和我平常关系较好的“红五类”同学告诉我，要我当心，有些人也想给我一些“教训”，因为我对自己父亲成了黑帮分子隐瞒不报。我那天紧张得一夜没睡着，脑子里一直在想，到了轮到我倒霉的时候该怎么办：是忍受住这些人的拳打脚踢呢，还是和他们拼了。这是我从小长到大的第一次整夜失眠。第二天我等了一整天，没有人来找我麻烦。后来据说那几个“红五类”同学改变了主意，不打算来揪斗我了。我想，大概是由于我和大多数同学关系不错，再加上我平常爱去练举重，胳膊上有点肌肉，万一批斗我时我不服，发生冲突不太好办，他们便作罢了。
一年以后，文革初期耀武扬威的老红卫兵成了臭狗屎，因为文革的矛头指向了他们的父辈：各级党政领导和官员们。文革的辩护士说这体现了伟大领袖整治官僚主义的决心。实际上，后来的足够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文革的发动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各地党政领导人都归到了他的对手刘少奇的阵营里去了。当各级党和政府机关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轰垮后，各地的造反派又分成两大派开始互斗。一个使我很不理解的现象是，所有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喊着同样的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口号，标榜着自己是最最符合革命路线的组织，同时又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用无中生有的谣言抹黑对方，最后，开始了用拳头，然后是长矛等冷兵器，再后来是现代武器，包括步枪，机枪，大炮，坦克等等来互相残杀。
在文革的大漩涡中，人们就像一滴水，不由自主地要陷入到这个漩涡中去。看见同学们都参加了某个造反派，我也参加了当时两大派中的一派。我当时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既不能像我兄弟仁孙那样完全脱离运动，一心扑入安装晶体管收音机的“线路斗争”中，又不能像有些同学那样全力以赴地参加本校的运动，成为某个组织的“铁杆战士”。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 1967 年夏天的一天，我在我们这一派的一个所谓联络站工作，主要工作是刻写蜡纸，印刷和散发传单。这个联络站设在成都市中心的文化宫一栋三层楼上。我觉得那个联络站里的工作比较自由一些，几十个工作人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大学和中学，互相约束不很严。另外，那里还放着几部手风琴，我想，要是学好了，成了手风琴手也不错。那时，个人是很少能买得起手风琴的，一般都是借用公家的东西来学。
可是，我这个小算盘没实行几天就破产了。那是 6 月的一天，中午饭后，我正在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睡觉，忽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那是来自外面的吵闹声，似乎有很多人在吵着要砸烂我们这个联络站。我站起身来，下到二楼想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二楼，我听见外面有很多人在砸我们一楼的大门，吆喝声，砸门声和砸玻璃窗声响成一片。我进了一个厕所，想解了小便后就撤到三楼去，我还天真地认为，如果把二楼的楼梯口封住，下面的人就上不来了。当时，成都的两大对立派还刚刚开始 高喊“响应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口号 , 处于用拳打，用脚踢状态，还没有开始冷兵器阶段，所以我还没有认识到那时情况的严重性。
我从二楼厕所出来，一走进楼道，立刻就傻眼了：只见一群头戴绿色钢盔，手握钢钎的人从楼梯口涌上来，朝三楼冲去。其中有几个人看见了在楼道尽头的我，马上喊着，那里还有一个！端着钢钎就朝我冲过来。这时，我本能地退回厕所，想锁住厕所的门，但锁和门插销都是坏的。我赶紧跑到唯一的窗口旁，朝下一看，下面是一条封闭的小巷，没有人。没有任何犹豫，我就爬出窗口，想踩到下面矮房子伸到窗下的瓦片屋顶上逃出去。谁知那瓦片根本经不住一踩，我脚下一空，身子一下就摔到下面小巷的混凝土地面上。
在我身体右侧重重地摔在地面的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完了。但是不等出现第二个念头，身体的本能使我立即爬起来，寻找逃路。这条封闭小巷的右边有个小门，从门玻璃上看出去是文化宫的茶馆。还好，这扇小门没有锁住，我开了门，从茶馆走出去，就脱离了被包围的联络站。一到茶馆外面，只见我们联络站的小楼被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叫喊着，往上扔石块，砸玻璃和联络站的那些挂在电杆上的大喇叭。我忍着右腹部和右胳膊伤口的疼痛，从那些人群的后面走过。这时只要有人指认我是楼上联络站的人，我即使不被那些狂热的人群打死，起码也是重伤。幸好，人们的注意力都朝着前面的攻击目标，没有人注意到背后的我。我离开了那座还在受攻击的小楼，走出了文化宫的大门，朝一号桥走去。过了一号桥就是我所在的一派控制的地盘东郊了，我的家就在那一带的工厂区里。我坚持着走了一个钟头，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了。工厂里一位属于我们这一派，生着一头卷发的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量了体温，说我有些发烧，给了一些药。我躺了几天就可以起来了，只是右手手腕到肘关节留下了一些永久的黑斑。另外在半年之内不能和别人掰手腕比手劲了。
相比我那些还在文化宫联络站楼上的伙伴们，我要幸运多了。他们那天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更来不及抵抗，被对方冲上来的武斗队全部俘虏了。我们后来才知道，对方那些杀气腾腾的武斗人员，是来自重庆的一个叫“金猴”的武斗队，他们跑到成都来，给他们的武斗同行们做榜样来了。相比重庆，成都那时显得“温良恭俭让”得多。重庆的武斗队一来，立即使成都的武斗生了级。我们这个联络站是他们来到成都后攻下的第一个据点。他们把所有被他们抓去的人关起来，然后实行已在重庆武斗中普及的做派：把攻下来的地方洗劫一空，把抓住的人打骂一通，逼着他们写悔过书，跪下举手照投降照，然后给每个人屁股上捅一刀，押上汽车，从汽车上仍到大街上。
我们联络站的一位头头，原成都大学计划经济系的大学生，就是这样受的伤。当时市区内都为对立派势力控制了，他没有安全的立足之处，而且随时有再被抓的危险，他就被伙伴们辗转送到东郊这个安全岛的我家里来养伤。我父母看见他脸色蜡黄，奄奄一息的样子，毫不迟疑就把他收下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全家七个人的粮食定量，就由八个人来分享。一个月后，在他伤口痊愈，人也养得精神了，才送他上火车回到他在宜宾的家里。
（ 2 ）二环路上 : 此路不通
过了一个多月，成都的武斗就升级到了四处枪声不断，经常发生打死人的事。有一天，我从宿舍区附近的沙河边路过，看见河里飘着一个死人，衣服破烂，双手被绑着，两只眼大睁着，真是惨不忍睹。一个老头一边用竹竿把这尸体钩到河边来，一边说着，不管这是哪一派的人，都不能把人朝死里整！又有一天，我正和一帮工厂子弟在二环路附近的球场打球，忽然听见一阵枪声，像暴风雨那样猛烈，又像炒豆子般清脆，声音近得就好像在跟前。我们每个人都本能地趴在地上。枪声只响了几十秒，我们趴了几分钟，见没有动静了，就走到二环路上看是怎么回事。只见马路上停着一辆敞篷吉普车，车上是血淋淋的三个人，一个趴在驾驶座上，一个倒在后排座位上，一个歪倒在侧面挡板上，马路上距吉普车 50 米范围内，另外四个人四仰八叉地倒在那里，这些人都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经全部没命了。原来，这帮人是我们这派一个叫“野鸭子”的武斗队队员，他们前一天去附近的量具刃具厂食堂胡闹，不但抢东西吃还打人，这一天他们又去搞事时，在半路上中了该厂武斗队（也是属于同一派）的埋伏，全部死于非命。
过了不几天，这条马路上居然出现了一辆土坦克。这不知是附近哪家工厂的工人自制的，装甲车的上半身，下半部却是履带轮。这辆坦克从人们跟前飞驰而过，感觉到它的速度达到每小时七八十公里。坦克的出现说明两大派的武斗再次升级了。一派占据了整个市区，一派占据了东郊工业区，双方在交界的两座桥，即一号桥和二号桥激烈开战。每天晚上那两座桥附近枪声不断。有段时间，消息传来，占领市区的一派占了优势，准备要攻陷东郊和“血洗”东郊。如果是这样的话，遭殃的肯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了。住在工厂宿舍区的人们纷纷找地方避难。那段时间，父亲和对门的宋伯伯都在市里的“学习班”封闭学习，回不了家。母亲就和宋伯母结伴带着两家最小的孩子们去了凤凰山农村租了房子，住在那里躲避武斗之灾。两家的大孩子们留下看家。后来，军队出来制止了双方的血腥战斗，我们住的东郊看来不会被“血洗”了，两家的母亲才带着小孩子们才搬回家里。
成都市里大规模的武斗是停下来了，但崇尚暴力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疯狂行为，却由此开了头。就像神话中的潘多拉瓶子里的魔鬼，出来了就不再回去了。那时工厂全都停工，学校全部停课，到处空旷，败落的景象。在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那段时期，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看一位在学拉小提琴的同学。这位同学家住在西郊铁二局的职工宿舍里，我沿着二环路一直朝西走，就可以到他家。那天，我骑着我们家刚买不到一年的金鹿牌自行车，兴冲冲地穿过临近量具刃具厂，来到一片空旷的开阔地。
说起我家这辆自行车，是当时全家最值钱的东西。父亲说，家里几个孩子都长大了，应该有一辆自行车代步了，起码孩子们不用再每月几次到指定的圣灯寺粮店去，用肩膀轮流扛着五十斤重的米口袋走两里路回家了。那时，要想买国产的名牌货，如“永久”“飞鸽”等都要票证，我们没有票，就买了这辆不需要票的脚刹式金鹿牌自行车。仅管不要票证，钱还是没少花。当时父亲在电机厂的工资算是全厂第三高的：每月 150 元人民币，正好是这辆自行车的价。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猪肉 234 斤或是大米 1500 斤。当然，猪肉和大米都是按人头定量的，超过定量，钱再多也买不来。
这时，我看着眼前的车行走在碎石马路，心里正在心疼自行车的轮胎在这样的路面上会加速磨损的，突然听到一个稚气的喊声：“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初中生模样的人站在马路边上朝我喊叫着。我没有理会他，继续朝前骑着。哪知道这个瘦小的人又喊了一声，并跑上来拖住我的自行车后面的货架。我跳下车，正想对这家伙发作，但我刚一回头，喊到嘴边的类似“你吃饱撑了”的话立刻噎住了，而且倒吸一口冷气：在这个年龄比我小几岁的仔仔手里，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然后我听到了下一道命令：把车停在路边，手举起来。我不敢不按他的命令办，因为我知道他手里那把手枪的厉害。前些日子，在同一条二环路上，那几个青少年在半分钟内就被射杀的惨状仍然历历在目。
我想，首先一定不要让他认为我是他的敌人，然后再想什么办法脱身。我大声喊：“我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我是逍遥派。”“什么逍遥派，现在哪有人没事还跑出来 ! 你从东郊那边过来，不是 XX 派的人才见鬼了！”这家伙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死死把枪口对着我。确实，这条马路上，大白天的确见不见一辆车，一个人影。不过，马路上没有人，不等于其他地方没有人。我正集中注意力放在跟前的这个人和他手里的抢上，没注意从身后的壕沟里又出来了十来个人，手里拿着枪支，把我和自行车围在中间。我心想，这下完了，无论如何都是跑不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他们手下留情了。我重复着我哪一派都不是的话，同时眼睛看着对方这些人的脸色。
这时，我忽然感到对面人群中有一个高个子身上扎着军人武装带的学生似乎在哪里见过。我的心猛然收紧，脑子里苦苦搜索者：这个人是谁？我在哪里碰见过？突然，我脑子开窍了：他的眼睛和眉毛很像一个人，这个人谁呢？是三年前我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子弟中学上初中时的同班女同学朱 X 仙。我立刻就对着这高个子喊起来：“你是朱 X 仙的弟弟吧，我是她的同学俞 XX ！”这句话一下就起了神奇的作用：这个人脸上的敌意一下就消失了，说了一句：想不到碰到了你。他就朝其他人挥了挥手，让他们散开，放我走。很显然，他还是这群人的小头目。我赶紧道了谢，骑上车飞快地脱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也不去铁二局同学的家了，到了下一个路口，我就朝南走，绕道已经解除封锁的一号桥，穿过电讯工程学院中间的林荫大道，直奔家里。
几个月后的一天，成都市内的两派武斗完全停止了，我在量具刃具厂宿舍区运动场里遇见了那位在二环路上放我一马的老弟。这下我们一下就认出了对方。他问我，他从来没见过我，我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还对我说，那天我的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他们的确是想抢几辆自行车玩玩。如果我没认出他来，我的自行车早没了。我想起这件事，也有点后怕，虽然生命没危险，但如果自行车丢了，我也无法向全家人交代：那辆自行车的价值，比我们全家七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真是要谢谢那两位姐弟，谁叫他们俩长得这么相像。
（ 3 ）佛教圣地：遭遇抢劫
在家没过多久的平稳日子，我又想出去走走了。这时已是 1968 年的春天，全省大规模的武斗停息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有几位同学相约着去著名的峨眉山去玩，我也参加了。
记得从峨眉山下往上走时，山下已是春暖花开。走了两天后，四周已是白茫茫一片，到处为积雪覆盖。第三天从洗象池到金顶的那段路，则完全像在北方冬天的雪地里走。几十年过去了，峨眉山的许多景点的名字已经忘记，唯独洗象池的名字忘不了，因为在那里我和同伴们真是遇“劫”了。
那是我们峨眉山之游的第四天，因为想看金顶的佛光，我们清晨起来在山顶上等着，领略了金顶上刺骨的寒冷以后，我们并没有碰上好运看见佛光，于是就打道回家。顺便说一下，我们几个四中的同学在上山路上结识了成都 X 中的几位女生。她们都是属于对立面那派的，其中一位高三的女生还是该校那派的喇叭花，即广播员。我们双方都属于派性不严重，或叫革命造反精神不强的人，都还谈得到一起。对于她们来说，我们是重点中学的人，虽没有哪位像她们那位喇叭花那样出众，她们愿意和我们结伴。我们觉得她们活泼开朗，特别是那位喇叭花不但人长得漂亮，说话也有水平和气质，也就不再 拘泥 于我校文革前的光荣传统：男女授受不亲，而乐意与她们一起浏览山上风光。
我们这一行十来个人走下来，快到洗象池时，路很窄，两边都是树林，我们排成单行慢慢行进着。突然，我们的两边出现了一些武装人员，把我们围住，用几条枪对着我们，让我们站住不动。他们中为首的人是个戴着一顶军帽的年轻人，提着一把在国产战争片经常出现的驳壳枪，向我们喊道：“你们是来峨眉山玩的，我们是既来玩，还要为我们的组织筹集经费。现在我命令你们，不准动，让我们来搜查。谁动就打死谁！”
然后，有两个人过来分头从我们一行人的两头开始搜索我们的身上。他们搜查很仔细，外衣内衣口袋都搜遍，每个人的钱和粮票都拿走了，交到他们的头手里。那个领头的再拿出一小部分，让分配给我们被抢的人每人一斤粮票和一元钱，说是他们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大家回家路上用的。就这样我们拿着这点钱和粮票，从他们的枪口前走过去，赶快离开了这个倒霉的地方。
到了当天下午，我们还没有走出峨眉山，大家又饿又累，就到一家小饭馆吃点饭。正当我们坐在饭馆里吃着每人的一碗饭和一碗汤时，前面路上来了两个中年人，其中一个带着眼镜，匆忙走来。见到我们一伙人坐在那里吃饭，他们就说，你们还有心在这里坐着，上面打死人了！我们赶忙问怎么回事。他们匆忙地给我们说了几句，就赶紧下山走了。原来，上午洗劫了我们的那帮傢伙，又在洗象池到金顶的路上抢另一批人的时候出了事。被抢的那些人正坐在一个亭子里休息，猛然听见“不许动！举起手来！”的命令。其中有个人大概是吓糊涂了，他没有立即举起手来，而是把双手伸向自己的衣襟。他大约是想把自己的衣服撩起来，让对方看自己身上没有抢。哪知道搞抢劫的这伙人中，有人也是胆战心惊的，看见对方有人把手伸到上衣下面，以为是在掏枪准备反击，马上一扣扳机，把这个人打死了。
听见出了这样的事，我们都怕再遇到那帮劫匪，就赶快吃完饭连夜往火车站赶。半夜的峨眉火车站，等车的人还是很多，那时候的火车站像赶集一样，人多车次少，很多人挑着担子，背着箩筐，里面有鸡鸭生猪等等，到处拥挤不堪。我们手里的钱也根本不够买火车票全票的，大部分人就买了只乘一站的车票，也有人绕道进了车站，不买票就上了火车。那时候的火车也很不正规，没有人查票。实际上也几乎无法查票，因为整个车厢连厕所和走廊都挤满了人和物，根本就是水泄不通。当然，这时火车的拥挤程度比起两年前的红卫兵大串联来，还差一个档次。
我们十来个人在火车上不吃不喝不拉地站了几个小时，终于火车进了成都火车站。我们下了火车后，不敢朝出站口走，因为那里最终还要检查一次车票。我们沿着火车轨道朝东走去，想从远离站台的地方绕出火车站。站台走过了，我们沿着黑漆漆的围墙走着，还没等走出围墙，后面来了一伙荷枪实弹的人把我们叫住了。他们叫嚷着：你们这帮 XX 派的人，竟敢跑到我们这边地盘上乱窜，现在就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然后，我们全部被带到一座黑洞洞的房子里。
我们几个男生知道，自武斗以来，成都火车站是被我们这派的武斗队控制着。所以我们就说，大家都是一派的人，不要误会。我们的解释立刻被人吼叫着打断了：“你哄个鬼！谁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个 XX 派的大喇叭花！ ” 然后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来搜我们的身。房子里漆黑一片，看不见其他人是怎么被搜查的。只感到那个来搜我家伙很仔细，比在峨眉山上被抢还搜查得仔细，不但上身摸了，还摸了下身，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为了尽快脱身，我们几个又申辩说我们是四中的与他们是一派的。那几个女生是我们过去的熟人，她们没有什么派性，那个广播员也不是他们那派的“铁杆”，请放了我们。这帮家伙还是不相信，把我们几个的名字记下来，说，等把你们的谎话戳穿了再给你们算账。然后，把我们男生和女生分开，说是要分别审问。
我们坐在黑屋子的地板上等了有一个钟头，门开了，那个记下我们名字的武斗队员回来了，对我们说，和你们学校的武斗队联系上了，你们几个人是我们这边的，你们可以走了。我们说那几位女生在哪里，把她们也放了吧。他一下子来火了，说，你们高中生真是迂腐，这是什么年代，自己连个火车站都混出不去，还想管别人！赶快走！我们觉得就这样自己走了，让那几个女生留在这里，实在说不过去，就再三说请让那几位女生和我们一起走，否则我们无法向她们父母交待。在我们再三的请求下，他们终于同意让她们也走。在朦胧的晨光里，另一扇门打开了，那几位女生走出来了。看见她们个个头发蓬乱，精神恍惚，我们也不好开口和她们说什么，大家默默地走出了火车站，各自东西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两拨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还依稀记得那位可爱的喇叭花，她先前是那么靓丽，朝气蓬勃，而在离开火车站的那时刻，却是显得面无血色，萎靡不振，那么的绝望和痛苦。那可恶的世道，不知造就了多少恶魔，摧残了多少花朵！
（ 4 ）五通桥：桥上遇险
我在量具刃具厂子弟中学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名叫刘小平。当时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为，一是别人都说我俩长得相像：都是圆脸，胖呼呼的，说他像哥，我像弟。二是我们学习成绩相当，每次期末考试，全班（全年级只有一个班）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上高中时，我到了四中，他在川师附中，我们都住在各自的学校，但还是要经常找机会聚一聚。
文革爆发后，他参加了 XXX 派，我参加的是他们的对立面派别，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武斗最紧张的期间，他们学校的 XXX 派被四川师范学院和附属中学的对立派赶出了学校，作为一个武斗队的小头目，他和他的队员们在四川大学，即 XXX 派的总部住着。这时候，他还总是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玩和“打油泡子”（四川话聚餐）。每次我去的时候，他总是提醒我不要走二环路，不要从川棉厂门前经过，要从一环路一直往东走，他在川大门口等我。
在川大他们的驻地，他毫不忌讳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伙伴们。其中一个高个子东北人，是他们的总头目，姓崔，对我很热情，说“肥头”（刘小平的外号，意思是肥胖的头目）的哥们就是他的哥们，不管是哪派的和哪个学校的都欢迎。他还带着我去看他们的家当。那是在一间大教室里，这些中学生在摆弄各种枪支和迫击炮等。我说要是走了火怎么办，他说不会的，他们有教官。
我觉得还是离武器远点好，就进了他们的宿舍，看见床上，桌上乱扔着一些破旧不堪的书籍，就拿起来看看是些什么书。结果一看，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些书原来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世界名著，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俊友》，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三剑客》，狄更斯的《大卫 . 科波菲尔》以及杰克 . 伦敦的《毒日头》等等，我就想把这些书借回家去慢慢看。但是，他们组织的另外一个外号叫“横杆”的头目，不让我把这些书拿走，说这些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看了要中毒的。我的朋友刘小平对他说，你算了吧，我看见你自己看得津津有味的，现在还装什么正神！他就不管他愿不愿意，把我想要看的书统统装进了一个书包，让我带走。
就这样，我曾经多次去川大刘小平那里借书和还书。有一天半夜，我从川大骑车回东郊，在一环路上居然有一段路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在马路当中飞快地骑着。突然，我觉得头上和身上受到重重一击，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我抬头一看，侧面也倒着一个人和一辆自行车。原来我们两人都骑在了路当中，都没看见对方而迎头相撞了。他比我还惨，因为他自行车后还有一筐东西，他倒下后，车连着筐一起压在他身上。我起来帮着他扶正了车和筐，让他爬起来。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很皮实，两个人都没有受什么伤，然后大哥不说二哥，各自拍拍身上的灰，各奔东西了。
那段时间，我看了这些和以往的革命书籍均然不同的书，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很惊奇，原来西方世界的人一百多年前就过上了另外一种和我们大不一样的生活。另外，看了这些书，书中必不可少的对爱情的描写，燃起了我心中对爱情的向往。我想我也有二十岁了，我也该尝尝爱情的美味了，于是我就开始幻想起来，想着该把我的爱情施放到哪个人身上。但是，我还未来得及实施我的梦想，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与我擦肩而过，差点让我一辈子尝不到爱情的滋味。
那是四川省的两大派已经“大联合”，新生的红色政权 --- “省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所有学校都上缴了武器，不再武斗，要搞“复课闹革命”了。大概是觉得自由自在的日子快结束了，有一天，刘小平和他的伙伴们要到乐山专区的五通桥去玩，让我也加入，我就欣然前往了。我们总共有二十人左右，站在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上，吵吵嚷嚷地出发了。
到了五通桥的那个晚上，在一所中学安排好住处后，我们都出来逛街景。“横杆”和他们的十来个人走在前面，不久，他们就从我们视线里消失了。我和刘小平，崔头等七八个人在街上慢慢走着，浏览着这里的特殊景色，原来，五通桥镇是座落在岷江河汊上的一个岛镇。这里有许多桥把被水隔开的街区联通。我们走到一条街的拐弯处，看见一伙人围着一个西瓜店，边吃西瓜边和西瓜店的人在争吵着。走近一看，原来是“横杆”他们一伙人。崔头喊了他们一声，说：出来玩，不要惹事。然后我们慢慢朝前走去。刘小平说，“横杆”这个人，老放纵那些初中娃儿干偷鸡摸狗占小便宜的事，有损我们形象。崔头笑着说，横杠这个人可不能小瞧，你不要看他在我们学校不咋样，在外面可威风着呢。他在文革初期时一个人去拉萨串联，曾经代表首都红卫兵给西藏数千党政军干部做过形势报告。那时，他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坐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信口雌黄，而台下的人鸦雀无声，毕恭毕敬地听着。他那时真是威风十足。我插了一句嘴说，真是乱世出英雄。刘小平笑着说，他要是英雄就好了，别看他嘴上厉害，哪次出去执行任务他没梭边边？
我们一行一边说着话，一边走上了一座悬索桥。这桥大概不到一百米长，宽度只有三米左右，很窄，只能走行人，不能走汽车。桥下面是滔滔江水，看久了脑袋会晕。我们在桥中间站了一会儿，“横杆”他们也走过来加入我们，两批人合成了一批人。正当大家准备朝前走，想到桥的另一头去看看时，只听见两边桥头人声嘲杂，人头攒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压根儿还没想到这两桥头的骚乱与我们这群人有关，就看见石块接二连三地飞过来，呯呯碰碰地砸在身前身后的几米处，还听见“打死这些外地操哥！”的叫骂声。
当时，我站在我们这一长排人的最朝桥头的一侧。看见石头飞来，拿着棍棒砍刀的人群从两边朝中间逼过来，我知道大事不好，大祸临头了。如果按本能，我应该朝后躲，但我却朝石块飞来，人群涌来的桥头方向迎面走过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应该是他们要打的人。我快步地走出石块落地的区域，来到对面杀气腾腾的人群面前，继续不停步地朝里走。在我前面，有一条扁担档住了我的半边身子，我用左手轻轻地把它拨开，侧着身子走进了这个敌对的群体。真是上帝有眼，这群当地人朝桥中央前扔石块，叫喊着从我身旁冲过去，而且没有一个人碰我一下。我完好无恙地穿过了这个扑过来想要致别人于死地的人群，走过桥头，来到对面的马路上。站在周围看热闹的当地人群里，我回过头来：天哪，真是惨不忍赌！只见两头的持刀舞棒的人群在桥中央合拢，朝着我一分钟前还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同伴们，就是一阵猛打，刹那间，有好几个人被打倒了，发出惨叫。还有一些人不顾身上的伤痛，用手护着头部，或挡开棍棒，拼命朝外冲，冲出了两边的桥头，被当地人追逐着打。在所有能跑的人都跑散了后，只听见几声哨子响，那些手持凶器的打人歹徒，全部跑进大街小巷里消失了。
我这时赶快从看热闹的人群里出来，朝悬索桥当中走回去。眼前的惨象，使我的心收紧了：桥当中躺着七，八个人，头上身上流着血，有人呻吟，有人叫骂，还有人已经失去知觉，一声不吭。我的好朋友刘小平就属于最坏的情况，他的头部流着血，在地上形成了一小滩，眼睛紧闭，已经昏迷过去。其他几个伤者，没有我认识的人。等了一阵，先前冲出去的崔头和“横杆”带着几个军人过来了，那些冲出包围逃到马路上的人也回来了。大家把伤员抬到了停在马路边上的军车里，一起到了五通桥的一家医院。经医生检查，刘小平的伤势最重，头部有一条伤口，还挨了棍击，脑震荡，一条肋骨和小腿骨骨折。其他人伤情不等，包括崔头和“横杆”也受了轻伤。“横杆”的左手用绑带挂在胸前。
原来，崔头和“横杆”猛跑出包围圈后，就朝军队的驻地跑去，半路上遇到军队的巡逻车，就赶紧拦住，把军车带到了出事地点。把伤员安置到医院后，他们又跑去见了当地驻军领导，说我们成都来的 XXX 革命造反派来五通桥无缘无故受到袭击，这么多人伤重致残，生命垂危，要求当地军管会（即军事管制委员会，当时各地的实际掌权单位）一定要尽快严惩凶手，否则，将会有一千个成都的造反派战士赶来“血洗五通桥”。当地驻军也很讨厌那帮地头蛇，他们答应立即将凶手抓捕，并说只要不扩大事态，处理凶手的事好办。原来，前来攻打我们的那帮人领头的就是西瓜店老板娘的儿子，我们中少数行为不端者把当地的地头蛇惹毛了，造成了这个惨祸。
其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一直住在医院里，看护着我的好朋友和其他伤员。大约在医院里住了五天后的一天中午，崔头和“横杆”等十来个人来到医院，显得兴高采烈的。他们说，为首的三个打人凶手已被抓住了，并由他们被害者“审讯”，要不是最后解放军把他们三个硬押回去，他们不是死也要比我们的人伤得更惨。我看见“横杆”很得意的样子，就说，你就凭着一只手也去打了“太平拳”（即打那些无还手之力的人）？他马上就反击我说，我们全体人中就你一个人毫毛无损，你脚底板抹的油真不少！崔头对他说，他是我们的客人，他没有挨打，那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谁都责怪不了他！刘小平当时伤好了不少，也能说话了。他责备“横杆”说，这场灾祸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几个惹事的人，你们不去多吃别人的西瓜，不去辱骂西瓜店的老板娘，我们哪会无缘无故地挨这顿暴打！
几天后，在所有伤员都能起来走路后，我们就返回成都了。几个月后，刘小平就随着他们学校的同学下乡到了青神县插队落户。我在宁南县下乡后，还和他保持着联系。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刘小平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他过去身强力壮的样子，相反地，却是越来越差，成了长期吃药的病人。我想，那次他在五通桥的重伤，肯定是他身体由好变坏的转折点。他在农村好几年，每次招工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因为体检不合格，或是他父亲的原因（他父亲是解放前参加川东地下党的老干部，因犯了一次男女关系问题的错误，受了处分，被撤销原成都钢厂厂长的职务）没有他的份。他母亲见他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在农村坚持下去了，就提前退休，让儿子按政策回城顶替母亲的工作指标。但是，即使回城了，刘小平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才三十出头，就与世长辞了。
听到少年时的好朋友去世的消息，在难过之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在正常社会，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好工匠，工程师，农艺师，医生，甚至或许会是科学家，学者等大有作为的人，而现在，一个本是身强力壮的人，却英年夭折了。我想，这也是文革所造成的罪恶之孽海中的一滴水吧。这一滴水虽小，给父母兄弟姊妹，给爱人，给朋友心里造成的伤害却是永久的。对于文革，真是该永久地揭露，谴责和诅咒！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记不起这是哪位名人的名言了，就权当我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吧！
四次劫遇 2012.1.16记入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