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旅途
（1）前方: 宁南县城
宁南县当时方圆几百平方公里，总共只有八万人。这里山高谷深，地处边远，各方面条件很差，生活极其艰苦。不到三个月，我们这一千多人的同校插队知青，只剩下两百来人。绝大部分人都想方设法离开了宁南。我所在的知青点总共十一人走了四个，代表了人们离开的各种方式：一位是其军队的父母让她参军去了，一位是因病回城当失业青年了，还有两位转到离成都较近的县区插队去了。他们走后，剩下的七个人（四个男生：屈炳武，杜军以及仁孙和我两弟兄，三个女生：沈宏，黄亚东和刘垦荒），觉得找不到可转队的地方，就决定好歹都要留在这里，在这个小集体里坚持住。
又过了度日如年的几个月，大家的思念亲人，怀念往日能维持温饱的家乡生活，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都想回家看看。于是大家决定分批回家探亲。第一批走的是屈炳武和我。他的目的很明确，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他母亲很早就守寡了，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们兄妹三人养大非常不容易。而我要和屈炳武一起走，而不是和自己兄弟一起走的想法，都不是很说得出口的。
其一是自从我们来宁南后，知青中出事故的事层出不穷，有在金沙江游泳淹死的，有在扑灭山火的奋战中烧成重伤的，有的上山砍柴砍伤腿的，有从山崖上摔下来的，有在山上饥不择食吃了野果中毒的，等等。
这里就说说扑火的事。我们刚来到这里不久，有一天晚上，生产队的钟（一条挂在树上的钢轨），敲响了足有十分钟，原来是附近山上烧起了山火，全大队的八个生产队的所有社员立即出动，前往离自己驻地最近的火场去扑灭山火，我们全大队八个生产队的知青共有几十个，大家心里一点没有危险不危险的念头和概念，立即就随各队的社员从我们住的山中小盆地朝失火处的高山爬去。
到了山上，那漫山遍野的野火，窜起好几丈高，几十米开外，只要风朝我们的方向吹，迎面而来的火星和热气，令人几乎窒息，难以忍受。 我们知青点的全体人员，幸好严格按照经验丰富的老队长的要求操作：即每个知青必须寸步不离一位全劳力村民，该跑的时候，即大火迎面而来时，要赶紧朝后跑，如果后面是上坡，得拼命冲上去， 如果是下坡，也得不顾坡陡草密，一个劲冲下去，直到风向变了，才又转回来，用新砍下来鲜绿的松树枝扑打反方向燃烧的火苗。无论如何，不得扑打迎面而来的火，千万千万，不能被火四周围住。在我们生产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的一位初中男同学，就是因为太勇敢，没有能在火势迎面而来时及时逃离，被火围住，烧成重伤。 经抢救送医院治疗后，脸部破了相。这位同学不久后就去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在国家对外政策改变时，终于活着回到国内。而另一位追随他去参加缅共游击队的同队知青，和我同年级的校友，则战死在那里，永远没回来。那天，我们在山上与野火扑腾了一夜，快到天亮时，老天有眼，下起了小雨，山火终于熄灭了。还算好，尽管大家累要要死，衣服上烧了许多小洞，我们生产队的全体知青和村民没有一个被烧伤的，全都安全回来了。
又有一次，我从金沙江这岸坐小舢板去对岸的云南省巧家县，船老板按当地习惯，让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乘客给他划船。金沙江水流踹急，我和那三个村民几乎是拼命地划动船桨，但船还是朝下游冲去。船老板声嘶力竭地叫骂着：挨刀的，使力！使力！要打翻了！我们几乎上气接不上下气，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地在划着，结果还是到不了要靠拢的岸边小码头。 船老板为了不让船再往下游冲去，故意转舵过猛，让船打横，结果翻在江水中。幸好，这个地方的江水已经只到腰部了，一船人都淌着刺骨冷的从雪山上流来的金沙江水上了岸。自那以后，我决定出任何远门，我们两兄弟都不能一起走，万一碰上倒霉事，我们不能两人都栽在一起。
我要和屈炳武先走的第二个目的是，先前转队走了两位中的一位女生，是我心目中的恋爱对象，我想找她明确是否愿意和我建立一种“关系”，并继续保持通信，恋爱下去。事实表明，我的打算只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在现实面前，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是后话了。
那天清早，我和屈炳武就从住地出发了。我们俩每人只背了一个挎包，里面几件衣服。我的衣袋有13元钱和20斤粮票，这是临下乡前母亲给我和仁孙40元钱和50斤粮票的一部分。我们下乡后的几个月很少花钱，因为，这些钱粮是用于救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用的。现在，是必须动用它的时候了。尽管仁孙坚持要让我全拿走或至少多带些，我却乐观地认为，西昌那边有几百辆支援三线建设的汽车，我们只要到了西昌就定能搭顺风车，用不着多带钱和粮票。屈炳武的家境比我们俩困难，所以他兜里的钱粮比我更少。
从我们生产队到宁南县城，足有90里路，全靠各人的双脚。我们两人清早出发，先沿着山边的一条小路，朝拉乐粮站走去。要回家了，心情好，觉得一路上风景也特别好：山上是漫山遍野的松树，山下是一潭碧水的拉乐水库，真是名副其实的绿水青山。 平时我们从这条路上过，都是肩上负有重荷，无论是交公粮，交生猪，取返销粮，或是交松树籽，每个人身上挑着几十斤重担子，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汗流如柱，同样是走这15里山路，根本没有一点心情欣赏这美丽的风景。
对于我们插队到这横断山脉边半山坡上的知青来说，还不是最苦的活。 我们觉得最难熬的还是从金沙江边的华弹街上挑着担子朝山上我们的住地走。这段路是一连要爬五，六个小时的坡路，从出发到目的地海拔高差有1200米。在有的地段，坡陡得无法放下担子休息，只有硬着头皮朝上爬，那真是一步一滴汗，一步一喘气。那会儿人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脚下，所有的思维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念头：“朝上迈一步，站稳，朝上迈一步，站稳……”，整个大脑仿佛都停止了其他任何运转。有一次，我的状况特别不好，我挑着一担生产队从山下买来播种用的红苕藤上山。走到半路，感觉很恶心，汗如雨下，浑身无力。我知道是中暑了，赶紧躲到傍边的坡坎下休息，等待体力恢复。我想，今天的十个工分是没了，还得赔生产队红苕藤的钱。幸好，仁孙和生产队面条坊主管周三叔正巧这天去巧家县修了面条机的零件，在回来的路上赶上了我。仁孙立刻把我的担子接了过去，从山脚下一直挑回生产队。我在后面空着手走，渴了就喝路边田里的水或山上下来的泉水，随着海拔的升高，太阳不再那么辣，天气也凉快了，我的中暑症状就消失了。这一次是我下乡两年唯一的一次中暑，正好碰上仁孙解救了我。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我的两兄弟不一起出远门的“政策”。
话又回到我和屈炳武一起走路朝宁南县城进发的事。我们一人一个挎包在身，觉得身上是轻松极了。那时村民们有句话是：“慢走当歇气”。他们的意思是, 挑着担子走远路，只要走得慢就相当于休息。而我们知青还未磨练到他们的程度，就修改成：“空手走，当歇气”。虽然比农民低了一个档次，也可见那时劳动的繁重，对体力消耗之大。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俩轻松地走到了拉乐粮站。这里是我们刚下乡第一天下汽车的地方。 那一天，各生产队的社员迎了上来，把各自分到的知青的行李背着，挑着，带到各自的生产队。我们这个知青点的男女生们，跟着带我们的社员们，走过这15里山路到了那坐落在群山之中的一块小盆地，这就是我们插队的上游公社一大队。那时，我们觉得这段路真是险峻而又漫长。现在，简直就像休息似的就走到了。
我们俩继续沿着一条由人走出来的山路朝宁南县城走去。中午，我们走到了坐落在谢家坝附近的一座铁索桥。这座桥的修建方式就和红军路过的泸定铁索桥一样，都是用固定在两岸石头上的几根大铁链作为桥身和扶手，人们用脚踩着铺在下面的铁链，手扶着侧面大约有大半人高的铁链，一步一步朝前走，下面是水流湍急的河水。 为防止相互晃动干扰，必须一次通过一个人。几个月前，我曾经送那两位转队离开宁南的女同学走过这同样的路。那一天，我挑着她倆的少量行李，走过这令人胆颤心惊的铁索桥。当时，我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扶着身旁的铁链，脚踩着晃晃悠悠的大铁链，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走过去。然后，再在桥头上看着这两位城里来的娇嫩女生，一次一个人地，一步一步地挨过来。现在想来，我都不禁后怕：万一三个人中有一个掉下去了怎么办？我敢说，如果那时真有一人掉下去了，凭我和这两位女性各自的水性，绝无生还之路。而这一次，我们俩男生，每个人都是空手单人，不怎么费力就过了铁索桥。
铁索桥的对岸就是直达宁南县城的公路了，走四十里大马路，简直是小菜一碟。在天快黑时，我们到达了宁南县城招待所（实际上是县城里唯一的旅店）。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我校的另外八位男同学，分别来自其他公社和大队，也是要回城探亲。我们总共十个人，除了屈炳武和我之外，我记得还有同年级三班的杨惠平，教改班的亢益发，比我低一届的黄克胜等人，大家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成了同路人了。
（2）从普格到西昌
本来，在走了九十里山路后，我和屈炳武打算在宁南县住一夜再走，但那八位同学是已经收拾好行装要出发了。他们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两天，都没找到一辆去西昌的车，不想再等下去了。与其在大太阳下走六十里路前往普格县，不如走夜路，既凉快，还可节省一天时间。 我们倆听听也对，就决定不休息了，随他们一起出发前普格县走去。
我们大概是晚上9点走的，走到后半夜，大部分人都说要休息，我和屈炳武已经连续走了一百多里路了，巴不得找个地方睡一觉。有人说这一带经常发生老彝胞抢劫事件，于是每个人就找了块大石头放在身边，然后就躺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公路上睡起觉来。我一躺下立即就睡着了。大约在天快亮时，忽然被同伴们叫醒，说是老彝胞来了。 大家立即跳起来，手里拿着石块，站在公路两侧，虎视眈眈地看着从面前走过的几十个老彝胞。他们每个人披着黑色的查尔瓦，有的赤脚，有的穿着草鞋，一声不吭地走了过去。我估计对方这帮人可能也被我们吓的不轻。那年头，谁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灾祸降临，所以每个人的防备心都日渐在涨。
虚惊一场后，大家无心再睡觉，而且天快要亮了，于是继续朝普格行进。到了普格县城，大家边在一家小吃店吃午饭，一边商量下一步的走法。普格这个地方也是人烟稀少，汽车更是罕见。大家决定去拦住一辆车，强行搭车到西昌去。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等了好一阵，终于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我们站在路当中，伸出手来，想让车停下来，哪知道那车不但不停，反而朝人冲过来，我们吓得赶快跳回路边。 看来，这样拦车肯定不行。人多主意多，有个人出招说，从普格往北走只有去西昌的一条路。我们到去西昌路上的一个大斜坡下等着，车子上坡，速度必然减慢，我们就从后面爬上车。于是，我们到一个大斜坡的公路旁等着。
又等了很久，来了一辆解放牌，后箱上已经站着不少人。果然，车子开到斜坡上时，速度明显降低。车子经过我面前时，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紧跑几步，身体猛朝上一跃，双手抓住车后箱板，用力一拉，像过去练单杠时的引体向上一样，把身体提起来，然后用脚踩一下后箱板下面的铁钩，身体往前一送，就爬进了后车厢。我刚用手抓住车上做扶手的横栏杆，只见屈炳武也爬了上来，我用手拉住他的胳膊，他也进了车厢里。但是，我们十个人中的其他八人还未来得及上来，这段斜坡便走完了，车子一加速，他们就掉在很远处了。
正当我暗自庆幸我们两人好歹在车上了，忽然车在路边停下了。司机从驾驶室里出来，气呼呼地吼着：“给老子下来！居然爬车爬到老子门下了！”并且命令着车上的其他人：“把他们两人推下去！” 车上的人开始把我和屈炳武二人朝后箱板推。我们两人当然不愿失去这个搭车的机会，就嚷着：“有福大家享，有车大家坐，凭啥不让我们搭车？”这时那个司机更不依了，说着从驾驶室里拿出一把五四式手枪，说着，“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我们俩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跳下车来，让车子开走了。原来，西昌地区（后来归划到凉山彝族自治区）的文革比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整整晚了一年。大城市里武斗早结束了，而西昌地区的武斗却愈演愈烈。
这下，我们俩又和没来得及爬车的八个人会合了。大家说拦车，爬车都不是好办法，还是回普格住一晚再想办法吧。在普格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位较擅长外交的同学过来告诉大家，他联系到了一辆运煤炭的车，司机答应让我们坐在煤炭上。听见这个好消息，大家觉得宽心不少。
晚上，我和屈炳武走出小旅店，来到普格的街上走走。这里的县城，实际上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街上空荡荡的，商店都关着门，当然，就是开着，也是什么都没有卖的。听见前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我们走过去看，原来是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表演节目。在一个露天小舞台上，几个穿军装的宣传队员在表演“革命样板戏”，台下有一群人在看着。观众里的多数人是彝胞。年轻人总是爱凑热闹，我们俩也挤进人群中去看。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孔，这是我从未闻到过的气味，熏得我几乎不能呼吸。屈炳武也有同感，我们赶紧从人群里走出来，到空旷的地方换口气。屈炳武对我说，“看来，关于老彝胞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即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和上西天时一次的传说，不说是全真，起码是半真，要不，他们身上的气味不会是那样的。”我也说，“过去看电影里的彝族姑娘又漂亮又干净，十分可爱。现在看来，就是白给我一个，我也不会要的。” 我们说的这些话，尽管和当时我们所受到的正统教育，革命观念格格不入，却是符合当地的彝族，至少是与我们接触到的彝族同胞状况相符。就在宁南县，离我们插队地方不到20里路的高寒山区，那里的彝胞，一年劳动下来，从生产队分到的唯一收入就是一堆土豆。他们的住房里，除了一个火塘和周围几个草凳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被子，没有桌椅板凳，没有碗筷瓢盆……, 吃饭就是在火塘里烤几个土豆， 睡觉就是蹲在火塘边上，用察尔瓦（彝族人披在身上的一种黑色斗篷）把脑袋一蒙，蹲在那里就算睡了。我们不能想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还有这样落后的地方，但这的的确确是在我们眼前发生过的事。这些事实，对于从小在城市生活的我们，与所受到的宣传与教育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肩负着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重任。在现实面前，对我们这些脑子里只有阳光没有黑暗的青年人来说，不啻是又一个巨大冲击。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世界上还有比这里的彝胞还穷的人，不知他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回到旅店，我们早早就睡了。但在睡觉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忘记操练一把下乡以来学到的睡觉前基本操作规程：先把床上的被子和床单拿到外面去使劲抖一阵，让上面的最可怕的小动物，即跳蚤，跳离将与我们身体相接触被单和床单。说起跳蚤，我现在身上还要起鸡皮疙瘩。刚下乡时我们不知道它的厉害，有一次，一夜里我身上就被咬了一百多个大红疙瘩，先痒后痛了半个月才消散。直到发生了多次这样的情况后，我们才知道作孽的原来是跳蚤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小祸害，以及预防它的一些土办法。床单上的跳蚤抖掉后，另外一种祸害差一点的小动物--虱子还在上面。对待它的办法就是进被窝之前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什么都不留在身上。这样，即使床单上有抖动去不掉的虱子，它也只能侵犯我们一夜，因为虱子“不巴身”。当然它还可进入头发里，这是小意思了。因为我们男生的头发短，容易清理。而女同胞对虱子要介意得多。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只要一休息，那些女社员就坐在阳光下互相从对方的头发里捉虱子。这已成了一种习惯。
第二天早上，我们如愿坐上了那辆已说好的运煤车。那是一辆解放牌翻斗车。 一堆煤堆在车厢里，其顶部高度已超过四周的车厢板。我们十个人身体靠煤堆坐着，双脚蹬住两侧或后车厢板。那位司机绕车走着看看我们坐的姿势，说了一句，要是路上有人来扒煤，你们不要对他们客气，就发动车出发了。
从普格到西昌，汽车要开大半天。我们十个知青坐在煤堆上，刚开始大家沉默着，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后来有人提议说，今天就到西昌了，明天搭上车，三天后就到家了，大家唱歌高兴高兴吧。作为我们这伙人中年龄最大的人，我不得不事事起点带头作用。我就开始唱起了一首多少有点符合当时情绪的革命歌曲：“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然后大家都唱了起来。歌声随着汽车荡漾在空旷的荒山野岭之中，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很快，我们唱歌的兴趣就被一停车或一减速时扑到身上的煤灰止住了。
（3）从西昌到拖乌
到了西昌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了黑炭人了，全身上下，连眼睛和鼻孔里也进了不少煤灰。在一个小旅店住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身上洗干净，衣服换了，然后就是商量找去成都的汽车。非常不幸的是，当时西昌正在全面武斗，两大派打得不可开交，我们的消息太闭塞，不知道我们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其上的支援三线建设五大汽车运输公司，全都停运了。整整一天，我们在西昌城里各企业厂矿和机关单位跑来跑去，始终联系不到一辆去成都方向的车，就连往南走的宁南，米易等地的也没有。这下可好，我们要陷在这个进退不得的地方了：要想朝成都进发，还有一千多里路，没有车肯定不行，朝后退，回宁南去，不再有搭煤车的好事，走路回去，这武斗期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正在犯愁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碰见了同在宁南插队的我校一个初中女生。这个女生说她有办法帮我们联系搭车的事。原来，这位女生已经与几年前来西昌插队的老知青交了朋友，这伙老知青在江湖上已经滚了几年，再加上武斗期间，他们的所作所为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位小女知青个子矮胖，貌不出众，据说其父还是个老红军，她这时的活动能力已远不是我们这些“呆板”的高中生能比的。她告诉我们说，明早4点，到一个路口等着，只要那些老知青搞到汽车，大家就只管上去，别的什么都不要问，不要管。我们这些老大哥，到了这个份上，只有俯首听命于神通广大的她的安排了。
第二天早上3点半，我们就起床，带上挎包，朝集合地点走去。接连几天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我感到头脑昏沉沉的。我们正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在唱歌。我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昏暗的路灯下，一个女人全身一丝不挂，边走边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裸体，感到非常吃惊，觉得像在地狱一样。旁边有人说，这是个疯子，怎么没人来管。另一个伙伴，我记不起是否是杨惠平说的，“这年头，正常人都管不过来，谁还有闲心去管疯子。” 我们这十个人到了集合地点，看见那十来个老知青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从衣着打扮看上去是和我们不一样，最起码的是每个人嘴里叼着香烟。为首的那位，留着小胡子，外表给人一个凶猛的样子。
在那里等了不多久，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过来了，这种敞篷车是用来载人的，上面有横着的铁栏杆做扶手。车子开近了，我们一看，原来是铁道兵的军车，上面还有十几个当兵的。他们没有枪，穿着崭新的军装，估计是一些新兵。这时，小胡子站在马路当中，举起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喊叫着停车。车停下了，那十来个老知青一拥而上，把那个军人司机从驾驶室里拖出来，又把后车厢上的十几个当兵的全部推下汽车。有几个当兵的拉住车箱板不想下来，但禁不住老知青们的猛力推搡，只好下来了。在推搡的过程中，他们头上的军帽全部被抢走，戴在了老知青们的头上。
在全部老知青都已爬上车，我们这十个四中的同学正在犹豫着，该不该上这辆车，因为我们都没想到他们会抢一辆军车。这时，已经把车重新发动的小胡子从驾驶室里出来，朝我们这些他眼中的另类吼道：“你们这帮虾爬（胆小鬼的意思），还不赶快上车！你们不上，半个月内你们休想走得成！” 我们想想也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爬上了汽车，立刻，这辆车像飞似的开走了。当时，我们只想到要急于离开西昌，非搭上一辆汽车不可，但是，在当地驻军和民兵组织（当时叫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简称“群专”）的通报中，这辆一分钟前还是解放军的军车，现在成了被匪徒劫走的逃跑工具了。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歹运就开始了。
汽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车厢上站着的人，全部被命令趴在车厢板上，不得抬头。一个老知青告诉我们，这是为了要趁早餐时间，闯过一个武斗哨卡。如果对方的机枪朝我们扫来，只有趴着不动，听天由命了。还算好，在我们这辆车飞速地穿过哨卡时，没有听见枪响，这一关算是平安地过了。
考虑到逃命要紧，能走多远算多远，我们所有人早饭午饭都不吃，一直让车高速行驶。但人抗的住，汽车却抗不住了：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汽车的发动机突然起火了。大家赶快下来，有的找水，有的用衣服扑打，有的找土来盖住火苗。把火扑灭后，稍微冷却一会，汽车居然又能开了。不过，这次没开太久，终于不得不停下了。原来，我们的汽车开到了一座被洪水冲断的桥当中，再也不能朝前走了。于是，小胡子决定放弃汽车，大家要从河床上淌水过去。从这里再走二十里路，就可以到达拖乌镇了。这样，我们全体都下了汽车，准备从洪水已退的河床上走过去。
这时候，有个老知青不知什么神经病发了，他说了声，“老子要把车开到河里去，让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爬上驾驶室，开始倒车，准备倒一小段距离，再让车加速冲到河里去。如果这样的话，这台军车就毁了，那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这时，我和屈炳武赶快爬上驾驶室两边的踏板，拉住这家伙的手和方向盘，苦苦劝说他，不要这样做，要把汽车完好地留下来。 这家伙见我们态度坚决，骂了一声，“真拿你们这帮虾爬没办法！”就熄了火，跳下车来。这样，我们总算没把坏事做绝，离开了那辆载了我们两三百里路的军车，让它好好呆在那座断桥上。
趟过几乎干枯的河床，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沿着公路一直上坡，朝坐落在大山垭口上的拖乌镇走去。这时，老天爷也对我们不客气，下起了倾盆大雨。在这荒山僻野的地方，房子没有一间，树没有一棵，我们无处可躲，只有冒着大雨，任凭大雨把全身浇的无一干处。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奋力朝前走。尽管我们从早到晚颗粒未沾，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瓢泼似的雨水和寒冷，使得身体更难受，盖过了饥饿感。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拖乌。
拖乌这个所谓的镇，实际上只是公路两边有几间房子。我们走进一家饭店，感觉这个饭店大得和这个小地方不相称，里面有二三十张饭桌。原来，这里是方圆一百多公里唯一的一个镇，而且是在西昌北上成都唯一的通道上。过去这里南来北往的汽车很多，路过的客人也多。另外，据说由于这里海拔高，山高坡陡，居民很少，这里的土匪自解放以来没有剿干净过，有部队和民兵常驻这里。所以，拖乌绝对是个是非之地。
一进了饭店，服务员们对我们分外热情，他们马上生火做饭炒菜， 大概半个多小时，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这时，每个人都开始了狼吞虎咽，只听见一片咀嚼声，碗筷声，没有一句说话声。在所有的饭菜一扫而空后，服务员又找了些干柴生起了几堆火，让我们烤火取暖，把湿透的衣服烤干，然后还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可以睡在饭桌上，不用付旅馆费。受到这样热情的招待，我们感觉到真像是到了天堂，心里不知有多感激。事后，我们才明白过来，这是人家早就设好的套子，我们高高兴兴的钻了进去。衣服烤干了后，我们每两人睡在两张拼起来的方桌上，很快就进入梦乡。
（4）在拖乌和石棉
半夜里，正当我们都睡得正香，忽然一阵嘈杂声把我们惊醒了。 睁眼一看，睡意全无，立即傻眼：我们睡觉的饭桌周围，站满了持枪的民兵，把抢对着我们，“把衣服穿上，你们要拘留审查！”他们戴的红袖套上写着“拖乌群专”，这是文革时期各地区各单位民兵的代名词，他们在当时执行公安，执法队或是牢房看守等等职能。我在临下乡前到父亲工厂的“牛棚”即临时监牢去向父亲告别时，就受过看押父亲的“群专”训话。想不到现在我自己也成了在押犯了。在查看了每个人的证件后，这些“群专”一开始就把我们这二十多人分成了两边，一边是老知青，一边是我们四中的新知青，两批人分别关押。然后，每个人单独接受审问。
在审讯我的时候，我感到对方的态度不算很坏。他说他知道我们这些新知青是从犯，我们中没有人打过解放军，抢解放军的帽子，但是，我们跟着那帮老知青坐上了抢来的军车，等于加入了抢军车的行动，性质还是很恶劣的。我赶紧把临出发时在公社开的证明拿出来给他看，说我们是成都四中，一个省重点中学下乡的新知青，我们都是实在找不到汽车回家才搭了他们的车。除此之外，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看来，他们已经获得准确的情报，对我们这两批人完全了解，采取了对新知青和老知青区别对待的作法，因此我们这十个同学在审讯中都没有挨打。
而那十几个老知青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在我们呆在拘留所的几小时里，不时听见他们挨打的惨叫声。天大亮后，“群专”的头把我们这十个人集合起来，命令我们立即离开拖乌，必须步行前往石棉县“群专”报到，中途不得逃跑，不得返回拖乌，不得搭任何汽车。如果不按命令办，今晚12点以前没有到石棉县“群专”报到，那帮老知青就是我们的榜样。宣布命令后，我们离开这个临时拘留地，走到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那些“群专”正在押送老知青们上一辆军车，其中有几个人是被别人抬上汽车的。这时，我们看见那位与老知青交朋友的初中女生，也在他们那群人里。我们就给”群专”的头说那位女生是我们的同学，让她跟我们走，不要把她与老知青们押在一起。 那个“群专”就向这个女生招手，让她过来。她走过来了，知道了我们的意见后，就说她已决定和老知青们一起回西昌，他们被打成重伤，需要有人看护，就离开了我们，爬上了被押送回西昌的军车。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禁想起一路上，由于她一直坐在驾驶室小胡子的旁边，平常和那些老知青们有说有笑的或是打情骂俏的，我们对她的不良评论。这时我不由得对她产生了敬意。
我们一行十人，沿着一条公路，朝石棉县走去。到了路上，我们才明白，即使无人监视，我们也跑不了：这条公路夹在高山峻岭的中间，两边是悬崖陡壁，没有翅膀是飞不出去的。更何况，在我们行走期间， 拖乌“群专”的武装人员三次乘着巡逻汽车，把我们拦住，搜查每个人，检查是否有武器。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搜查后，我们的伙伴黄克胜同学垂头丧气地从“群专”的卡车旁回到我们的行列里来，说他的军大衣被“群专”抢走了。他说这件军大衣是他父亲（一位军官）给他的，是属于私人物品，但那帮傢伙硬说是他从军车上抢的，白白给拿走了。正说着，“群专”的车从我们眼前开过，还朝我们叫喊着，“晚上12点前必须到石棉‘群专’报到！”
从拖乌到石棉的距离是一百三十里路。除了第一天我和屈炳武从我们的生产队走过宁南县到达普格县，走了一百五十里路外，这天是我们在本次旅途里走过的第二长的路程。这一天日子也很不好过，我们足足走了15个小时以上，终于在半夜12点前到达石棉县城边的一个哨卡。还没等我们开口，一个带着“群专”臂章的中年人就走过来问，是从拖乌过来的抢过军车的知青吧？我们答应了一声。他说你们中来一个代表，先来我们“群专”办公室把问题交待一下。然后他站在哨卡边上，让里面的人把旁门打开，等在那里。
我们相互看了看。有人说，要去大家都去。我想，现在只能软，不能硬，和”群专”过不去，等于鸡蛋碰石头。就对大家说，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先去踩踩水，试试深浅。我记得当时看着大家担心的脸色，我还不在乎地说了一句玩笑话：“我身上的肉比你们要多一点，要是挨打，也要比你们多扛几下。”然后，我就随着那个中年人，进了哨卡的门。这个中年人是个“群专”头目，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让我坐在办公桌的对面。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这使我一下就把悬着的心放下了。我很诚恳地再次拿出我的证明书来，向他解释了我们搭错车的来龙去脉，并努力把我们这批人和那批老知青区别开来。我想，反正在拖乌我们这两批人已经是不同待遇了，那就不同到底吧。这年头，先顾了我们这个小集体要紧。
听了我的一番表白，他说，尽管你们和那帮老知青不一样，但你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往重里说，你们是犯罪行为，把军队的汽车抢了，还打了解放军战士，坐个三五年牢是不在话下的。往轻里说，你们也是胁从犯，就是劳教个年把也不亏待你们。然后，他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我们这十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是否党团员等等。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写了，我看了一下，我们这十个人中有好几个干部和军人家庭出身的，而且，大半是团员，我感到我们的结局似乎不会太差。把这张纸递过去后，他看了半天，在考虑着什么，然后对我说，从今晚起，你们就参加“群专”给你们办的学习班，住在这里，每天写检查交待，什么时候检查得深刻了，交待得彻底了，我们再决定你们下一步去哪里。然后，他让两个“群专”的年轻人带我出了办公室，再带着我们其他九个人，一起在一间空房子里住下，关了禁闭。 大家见我没有挨打，这里的”群专”也没有像拖乌的那样凶神恶煞，感到放心不少。
从在石棉的第二天起，我们这十个人就坐在地板上，写检查交待，“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反修防修”，等等，这些套话大话，文革以来已经写得多了，所以每人每天都交一大篇。住在这里，我们每天要交2毛钱1斤粮票，作为我们每天两顿饭的钱粮支出，每顿饭是一碗米饭一碗菜汤。要上厕所，必须先报告，让一个“群专”带着到院子里的公厕去。这件事是我们每个被关的人和看管我们的人最感麻烦的事。在这里过了第一天，我们还感觉不错，因为使疲劳的身体得到了休息。但过了三天失去自由的生活，我们都感到受不了，身心憋得难受。我们一再向”群专”保证，这样的错误我们不会再犯了，放我们回家吧。那位“群专”头目发话过来，让我们哭笑不得：“人家革命先烈把牢底都能坐穿，你们才住了几天就受不了了？”
终于到了参加这个“学习班”的第五天晚上，“群专”头头过来给我们上课来了。他说，“根据你们这几天的表现，说明办学习班是有成效的。你们大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私心杂念，觉悟有了提高。从明天早上，你们就离开石棉，回成都去。但是有一条，你们不得搭顺风车，更不得强行爬车，坐汽车和火车都必须买全票，如有违反，罪加一等。我们已经通知了前方各地的‘群专’，他们会监督执行我们的决定。”
听到这个决定，使我们高兴得半夜都未睡觉。我们商量着第二天的路程该怎么走。第一条路是沿我们下乡来的路反方向北上，从石棉坐汽车翻过泥巴山，去雅安，再到成都。但是，不准搭汽车，只准坐客运汽车把我们难住了，一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钱买汽车票了，二是也没有任何客运车或货车会在当前武斗期间营运。第二条路是从石棉沿大渡河走一条小路，走八十里路，就可以到达乌丝河火车站，到那里买上火车票就可以直到成都了。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学还知道火车票的价格。我们认为坐火车是个好主意：既省钱又省时间。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够买火车票和最后几天的吃饭钱。因为，我们十个人中，已经有人“弹尽粮绝”了。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身上还剩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来一次最后的“共产主义”。结果，所有的钱粮拿出来后，只够我们每人从乌丝河到成都的火车票，再加每人每天吃一顿饭，而且这顿饭必须是一碗半斤粮票的米饭和五分钱一碗的汤，仅此而已。这时，我们中已经没有一个人主张为吃饱饭而节省火车票钱了。
（5）石棉-乌丝河-成都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果然严格按计划办事。清早，大家背着各自的挎包，向“群专”头头报告了我们将走的路线，走出了由武装人员看守的大门，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大渡河，向乌丝河车站进发。这八十里山路，弯弯曲曲，上坡下坎，十分险峻。有时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陡壁，使人捏着一把汗，有时树枝横过来挡路，有时茂密的野草把小路覆盖了，要仔细辨认该走的路。沿途，只要碰见过路或砍柴的村民，我们就停下来问路，唯恐走错了路。如果天黑前走不出山路，那当天就到不了车站。那天，我们全体伙伴都是吃了一顿饭，即一碗米饭一碗汤，再饿再累都没有人叫苦，发牢骚。关于饿肚子的滋味，我想我的后辈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了。所以，近几年来，我只要看见网上有些无知的人说文革的好话，或者否认59-61三年间发生的巨大饥荒，我就想对他们说，“嗨，伙计，只要让你尝尝两天不吃一粒饭的感觉，你就会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了，你就会知道文革是好是坏了。”
我们走了整整十个小时，终于走完了这条山路，在黑暗完全降临以前，到达了乌丝河火车站。买了第二天清早出发的每天唯一的一次火车票后，我们就放心了：只要再熬过今夜和明天大半天，我们就可以结束这段旅途，回到各自家里了。当时，乌丝河站是个起点站，我们买了全票，每个人都有个座位。在火车上，我坐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刚坐下，对面坐着一位年轻人就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这位年轻人，真正长得一表人才：首先是脸，长得是这样的英俊， 眉毛又弯又长，眼睛发亮，五官搭配敲到好处，白里透红的脸色，唇红齿白；然后是衣着，远远好过一般人, 身穿一件红色的外衣，里面白忖衣的大翻领翻在外面，不用说我们这十个人中没人比得上他，在我们全校的男生中也少见这样青春潇洒的。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对方倒先微笑了一下，说，看你的样子是个新知青，因为你上衣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我就说，那你呢？他说，和你一样，不过我的“知龄”肯定比你大。果然，我又碰上了个老知青。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天下知青一家人。正好，碰上他也爱交谈，于是，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谈起天来。
这位老知青，比我小两岁，可是当知青却有好几年了。但是，从他细皮嫩肉，整洁的外表，看不出从十四岁就开始下乡当知青了。我就把我心里的疑问告诉了他，他居然毫无顾忌地就把他的身世告诉了我。
他说，他在1964年就被他父亲送到乌丝河的乡下，当了知青。但他根本就谈不上是有“知识”的青年，因为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他的家远在成都以北的某个专区，他的父亲在文革前是一位职务较高的干部，大概是专区级的领导干部。我说，那你父亲一定是很革命了，居然把这么年幼的儿子送到边远农村去独自生活。他脸上先是出现了一种说不出是悲还是尴尬的表情，然后变成怒气冲冲的，说，去他妈的革命，统统是假的！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反正我家的事现在都被揭发出来了，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再多一个人知道也没关系。
原来，他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他父亲本来早就有家有室有孩子，但是与他母亲，一个当地剧团的演员好上了，不能结婚，但有了他。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城市里，这件事成了当地公开的秘密。在他长到十几岁时，为了让他远离公众的视线，父亲把他送到了乌丝河附近的老家让他插队落户。但在经济上没让他受苦，从他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干过一天农活。他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一年只能回城两次，每次时间不得太久。这次回家，就是为去拿生活费的。但是，还不知道是否拿得到，因为父亲作为“叛徒”，“走资派”已被打倒了。他母亲仍是单身一人，现在也被关了“牛棚”。其罪名，他说我不说你也猜得到。他本人多年来就是破罐破摔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外表好好的，揭开内部，真不知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会冒出来。
“好了，不说这些倒霉事了，现在我给你吹一首歌曲，看你能不能听出这是什么歌。” 这位老知青对坐站起来，从行李架上的挎包里拿出一把很漂亮的口琴来，我看见他身材很高，约在一米七五以上。我心里想着，他真是有一个少见的好皮囊，看起来一表人才，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过，他的口琴吹得很不错，可惜，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歌曲，只觉得温柔，委婉，好听，与我平时接触的革命歌曲大不一样，不，应该是大相庭径。他笑着说，果然你不知道吧，这是一首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名叫“娜娜之歌”。然后他把歌词写下来，教我唱这首歌。
我在那个年纪，真是记忆的黄金时代。可惜，我没有机会记忆些很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或谋生本事，却把这首歌的第一段给记下来了，居然40年不忘。这首歌第一段是这样唱的：
“月亮高挂天上，水仙花正开放。抬起你温柔脸膛，为月亮吐露出芬芳。啊，月亮，啊，月亮，我只为你放声歌唱！”
第二段的歌词我只记得有娜娜二字，其他都不记得了。这首歌在当时肯定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其一，只歌颂月亮而不是红太阳；其二，这首歌是爱情歌曲，爱情离不开女人，而当时全国只准流行的八个样板戏里，里面所有女人都是硬帮帮的单身女人，见不到温柔缠绵的话语和美丽可爱的女人；其三，歌的曲子，我当时觉得真是凄婉动听，含情脉脉，感觉美极了。所以，我不但喜欢上了这首歌，还喜欢教我这首歌的人。后来，他又和我谈起很多他“煽盒盒”（谈恋爱）的事和经验，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事，如果我能记录下来，不用加工，就可以成为类似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这样的小说。总之，这是一个聪明的靓仔。现在想来，他如果是生活在当代的青年，有这么好的长相和聪明，受到良好教育，说不定也会是个明星什么的。 但在那个时代，他却是个插队老知青，实际上是个无正当职业者，不能自食其力。天知道，那个时代有多少该成才的人都报废了。
下午，火车开进了成都车站。出了站门，我和屈炳武，也和一路辛苦遭难其他八个同伴，以及火车上新认识的谈伴都告别了。他们出了站都往南，朝市区方向走，而我则立即朝东，沿二环路走回家去。走到了快到量具刃具厂的那段路，我不禁想起了一年多前我曾在这里遇劫的事，尽管那纯粹是件倒霉的事，我这时想起来居然觉得有点亲切感。这大概这就是所谓“乡恋”吧。真是“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特别是从较舒适安逸的地方离开后，在艰苦差劲的地方呆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那种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是一定是格外强烈的。
快走到家时，我摸了一下口袋，里面还剩下5分钱和2两粮票。回想起我的旅程：从生产队去宁南到普格，走路，1天；住普格，1天；从普格到西昌，搭车，1天；住西昌，1天；从西昌到拖乌，搭车和走路，1天；从拖乌到石棉，走路，1天； 在石棉，“被”住了5天；从石棉到乌丝河，走路，1天；从乌丝河到成都，坐火车，1天；总共用了13天整。
夕阳把我的身影在二环路上拉得老长，我快步朝父母的“新家”走去。从家里来信中得知，父母和小妹小弟四人在我们三个年长的兄弟下乡后，已从过去住的三间一套的房子搬到了厂里最差劲的一栋“干打垒”房子的两间小房间里。这栋所谓“干打垒”方式建的房子，就是在那疯狂的1958年大跃进年代，为了“多快好省”，用砂浆和砖，一层横，一层竖，中间空地砌起来的，极不结实，安全隐患很多的一栋三层楼房。不过，那时，有房子住，而且还在城市里，就该烧高香了。我快步走进家里，母亲看见我变得又黑又瘦的样子，还未开始说话，眼泪就流了下来。
到此，这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旅途，总算划上了句号。从此，我这几十年里，随着我所在的施工企业，无论在国内去过的二十几个省，还是在国外到过的十几个国家，没有再遇到过生命受到威胁，身体遭遇摧残的情况。自那以后，每当遇到有什么难事时，我就想起了这段经历，我就会对自己说，难道我这辈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
于2012年1月13日回忆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