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1]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转而将全付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看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满更加强烈。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张闻天一手掀起延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
其实，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2]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请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其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明等量齐观，均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
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3]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4]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5]「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6]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 [7]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呜。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8]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9]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祗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10]
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11]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12]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 [13]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14]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15]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16]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约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1]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4。
[2]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1。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页144-51。
[3]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4]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5]13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10月1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
[6]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7]参见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载《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401－402。
[8]参见〈毛泽东致陈伯达〉（1939年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140-42。
[9]陈伯达在1940年延安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与己观点不同的王实味无限上纲，暗指王实味是异己分子。陈伯达在与朋友相谈时，提到「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参见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69－19；另参见于光远：〈初识陈伯达〉，载《读书》，1998年第6期。
[10]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出面创办，实则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领导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原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1月迁到云阳北的安吴堡，史称「安吴堡青训班」。有关胡乔木在安吴堡青训班的活动，参阅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2、28、240、247。
[11]中共中央青委由陈云、冯文彬、李昌、刘光、乔木、高朗山、黄华、宋一平组成。参见〈冯文彬给黄华、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载《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页23－24。
[12]胡乔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据依档案编写的《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一书记载，胡乔木返回延安的时间应是1939年7月，胡记忆有误。另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7。
[13]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
[14]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
[15]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
[16]24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