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乱象己现，坛中很多人都为中华的出路在热烈讨论。相信这里只是全球华人的一个缩影。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看了很多观点，感觉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历史条框在局限人们的思想。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所谓的党派或政党。这不禁让我想到清末民初的时候，皇城根的百姓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怎么运转，他们的思维始终是围绕着谁当皇上而己。而当今社会可能是受西方的影响，一直都跳不出政党的框框。
然而我要说的是一个真正代表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不可能由政党统治的，不论几个。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结党者必营私，不论其以何种政治理念，那都是一张皮，一个旗帜而已，私利才是党派成员间真正的纽带。世上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只有政党利益与人民利益相近时就被认为是代表人民的党派，当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冲突时就变成了反动党派。今天人民希望出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与封建时期百姓祈求出个青天大老爷没任何不同，都是寄希望于人的主观善意。而人的主观善意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其本质还是人治。
又有人说了要引入多个党派，用人民的投票决定谁上岗。这是个美好的政治理念，但是忽略掉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不管是一党执政也好，多党执政也好，要执行他们的游戏规则都有一个绕不开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政治游戏中谁才是最终的仲裁？这个仲裁是什么颜色就决定了这个体制是什么颜色。
拿一党执政来说，这个仲裁可以是人民，个人（家族），或者执政党。如果仲裁是人民，那么只有服务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才能生存下来，这个体制就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执政党则转化为了一个服务组织以执行民意为主。但有个问题，如果人民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执政党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内部矛盾无法有效化解。如果仲裁是个人，那本质就是封建王朝，这个执政党就是官僚集团，它只会以伺奉皇权为宗旨。如果仲裁是整个执政党，我国的现行体制便是这种形式，由于党内没有专权之人，所以在党内其实是没有仲裁的，以至党内竞争都是以互斗为主，而且毫无法律可循。人民的意见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对军队的控制必须牢牢的抓在整执政党的集体领导之下，否则有个别人心怀鬼胎就有可能导致政变。
对于多党派竞选执政，这个仲裁可以是人民或个人（家族）。如果仲裁是人民，那么党派的竞争是以服务人民为最终目的，人民拥有对任何政策的最终解释权，即该政策是否有必要存在，人民需要什么政策。这也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政治服务组织由一个统一的转变为了几个里面选一个。这里面有个好处，那就是人民内部的意见分歧会最终映射到几个不同的党派身上，通过代表不同观点的几个党派之间的争论，可以将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嫁给党派的竞选，保证人民内部团结，再通过最终的投票来统一思想。有很多人认为米国就是这种体制，其实是有本质区别。因为仲裁的权力并不是来自选票，相反是由仲裁授予了选票政治权力。如果人民只拥有投票权，又如何称得上是人民仲裁的体制？
在多党派竞选执政的情况下，仲裁也可以是个人或家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包括米国）就是这种形式，它们的仲裁是占少数的固定的个人或家族群体（寡头资本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选票只能触及在给定范围内的选择。所有政策的最终解释权在这个少数的固定群体手上，也就是说选票可能会选择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人民只能选择由谁来运转这个国家，但是无法选择如何来支配这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因为后者的解释权在这个少数的固定群体手上。而且这个群体的内部矛盾也可以通过党派的竞选来解决，即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让谁的代表上位，淡化了统治群体的内部斗争。军队也是在这个群体的节制下，以执政党的名义指挥。这样可以有效的维护统治群体内部的稳定团结。
对于多党派的竞选执政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党派之上没有仲裁，即仲裁落空了。这种仲裁落空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各党派都无兵权，那有可能是军政府国家，那种动不动就军人政变换掉执政党的国家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傀儡国，如日本。还有一种是，各党派都有军事武装，那就内战不断。其实很多民主化失败的小国大多是这两种情形，西方人还在的时候，西方人就是仲裁，各方安定；西方人一走，仲裁落空，国家永无宁日。然后西方就洋洋得意以此作为论据得出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优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结论。
对比来看，西方人的体制可以将统治群体内部的矛盾和与人民的矛盾全部转嫁到了执政党身上，各党派再通过轮流上岗将矛盾化解和淡化，的确是比我们的现行体制狡猾且高明的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仲裁的问题而一味的追求多党化，那就是要将中国推向上面的那种情况。最终让西方得利，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因为到那时只有当西方的势力和影响在的时候，中国才能稳定；西方人一走，内乱又起。西方人就会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然而不管是几党执政，都不是真正保障全体人民利益的关键，只有以人民作为仲裁的体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问题又来了，人民没有一个严密组织结构，如何担当仲裁并行使仲裁的权力呢？这需要怎样的体制结构来实现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我不敢夸口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认为这个探讨的大方向才是正确的， 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这里有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空想，顺便拿来讨论一下。假设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又出了尧舜。尧舜要禅位并将中国重朔成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国家。那么我认为这个新的体制结构可以借鉴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大致如下：
对人大的改造有几点：人大的作用相当于寡头资本家群体，担当最终仲裁。
1. 废除由人实施的主观选举方式，改为由国家常务人大通过机器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名额。这样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肯定是来自于人民，并且他们的当选与任何人或组织都无瓜葛，确保他们的单纯性。由于人大代表数目庞大，而且之间毫无关联，可以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常务人大的人选则在人大代表的基础上由机器随机抽取。
2. 现有职能不变，只增加两条：对军队的节制，包括警察部队；以及对除宪法外一切的最终解释权。这就是说如果政府不让人满意，它没有任何法律漏洞可钻以躲避责难，因为最终解释权不在它手中。
3. 最关键的一条，确保人大不变色，那就是任期制，四年或五年一任，每人终生只能当选一次或两次。
对政府的改造： 政府根据职能被拆分为几个服务部门，互相独立，只对人大负责。
1. 党派形成初都为地方级，只能参加地方级别竞选，若获地方人大认同，可提升，最高到国家级，可竞选国家级别的服务部门。
2. 任何团体都可以形成党派，并参加竞选上岗，一次只能竞选一个服务部门。
3. 任何党派在每个级别的每个服务部门都可有一次连任，连任总数不得超过八次或十次。
对教育体制的改造：教育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以满足各种社会分工的职业化教育（科研人员包含在这里）；一条则是以专门培养职业官僚为目的教育（类似于古时的私塾，私塾培养的是治国的人才；现行教育体制在功能上只相当于古时的学徒制，以满足就业为目标）。
1. 初期提供统一的启蒙教育，以某个年级为准线，根据学生的个人志向分流。
2. 从职业官僚教育毕业的学生可以组织或加入党派，参加竞选，或以无党派身份应聘成为服务部门的下属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