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方励之教授，同时怀念管惟炎以及对死的感觉

方励之先生最近很意外的走了，虽然他已经76，但近年大家都长寿，活个80，90的很多。但他算是“好死”死前一刻还和同时在视频上商量开学术会议的事情，忽然咳嗽一声便仙去了。

母亲生前说话很直接，有朋友意外过世时，别人大多深切哀悼问候，她却很详细询问死的过程，比如有朋友的亲人说是睡觉时就去了没醒过来，事先毫无征兆等，她便一脸羡慕地说：“死的真好”。我们在一旁都很尴尬。。。。

按母亲标准，方老师死的算是特别好的。

以前同学都纷纷怀念起方老师当年给我们上课时的故事：比如方当年开‘相对论’讲座说到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对论 概念，还引用了这段古 文：“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 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还有交警开罚单的故事闯红灯的司机说灯是绿的不认账。科学家告警察：罚他超速。讲 maxwell 方程式，总是说边界条件一定，解就唯一了，用以讽刺当时的时政。

当时和物理系近代物理还有地球物理一起上量子力学的大课约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大教室。记得他在一堂物理课上问为什么月亮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支棱八翘？地球上山最高也就是八千米？原因是碳之间的x作用力只能够充许这么高。 当天 课后作业就是写方程证明此论点

我那时上课就听个热闹，但量子物理基本没学懂。 方老师是天生的演讲天才，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加上北京口音且声音浑厚，十分有煽动力。幸好他长的没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否则肯定是女生杀手一枚。李淑贤那时几乎每堂课都坐后面听，现在想来除了崇拜夫君，恐怕也有防患于未然之意。

方老师来美后有一年老公去亚利桑那看他，他还问起老公“你妻子是那时那个高瘦的女生吗？”

对方老师的死我倒是没什么悲伤之情，就像我对大部分死亡一样没什么感觉。

可能是在基因里，也可能是幼时经历刻下的心理烙印，我对死，几乎是任何死，远的近的或亲或疏的，从来都很漠然，也会感触，但很少如他人那样悲怆。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唯一觉得亲近的人是加缪和JPJF，只有他们两让我觉得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但有时在羡慕那些悲伤的人的同时会禁不住想，他们真的都那么伤心吗？和微薄上的朋友聊起这话题他说“以生物学眼光来看的，我想有些人可能是装，有些人是被感染，容易被感染的人智力上好像要差一些”可他又说“另一方面，不被感染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能力的缺损。你说那些在墓地里悲伤的人，人格上应该更原始一些”

所以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很纠结困惑，觉得自己可能是残疾人的一种，缺少常人有的一种感情，当年第一次看局外人时的激动如同正常人对死人的悲伤

如果重新活一次我最想做的职业是刑警或间谍，要不系列杀手也行，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心理缺陷优势

虽然我很少为别人的死悲伤，但我还是会的， 只是非常少，而且发生之前毫无预兆。不以为自己会动感情的但很意外的会伤心流泪，因为这种时刻太稀少了便格外珍贵。

我记得的让我十分动感情的是听到管惟炎老师2003年在台湾意外去世时，2005 年特地写了篇文章悼念他。重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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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新闻里听到管惟炎老师在台湾新竹遇车祸身亡的消息，难过了好几天。其实我和管老师相识的时间 前后 只有半年，但恰好是在 64 民运前后。

管老师是个传奇人物，看遍中国革命历史，如果有哪位真能称得上又红又专的，大概只有管老师了。

管老师 14 岁就从苏北参加革命，干过地下党，南征北战打到东北。 50 年代留苏, 师从一位很有名的家伙 ( 我忘了名字了 ) 学物理，搞低温超导。作得极有成绩，当选为“学部委员”。

认识管老师是因为我们读书是认识的一位和我们交往密切的大姐。大姐的父亲曾经作过周总理办公室主任 ( 或秘书主任？ ) 。大姐是个人物，文革时曾因为反江青 坐 过监狱, 特神，爱侃，爱做菜。一到周末就带著鸡、肉、菜，风风火火冲到我们家，一面动手做菜，一面和我们神侃。

89 年的某个周末，她又冲来，还带来了管老师。在那之后的半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 4 个人都在我家吃喝吹牛。管老师讲过他当红小鬼的故事，大多时候是我们 2 人一拨争论逗嘴。

管老师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而大姐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持反对态度。一般是左倾温和派的我和管老师一边，与右倾激进派的大姐及我 LG 捉对撕杀争论不休。管老师头脑和逻辑很清晰常三绕两绕就把大姐绕进自相矛盾的死胡同。可惜很多具体对话我都记不清了。

大姐是学生物的，做饭做菜象作实验似的很程序化，坚持一定要加一定成分、一定数量。。，比如煮米饭加水一定要比米的高度高一寸半的样子，绝对不能有所误差。

管老师问：“要是半锅米呢？”

大姐说：“一寸半高的水！”

又问：“大半锅呢？”

大姐答：“也是一寸半高的水。”

“绝无例外？”

“无论多少米，永远是多出一寸半高的水！”

管老师开始微笑：“那我只放一粒米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大姐脸涨的通红....

认识管老师的时候正值低温超导是大热门 ( 他就是受朱经武实验室的邀请才来美国的 ) ，我自然对低温超导比较好奇。

管老师很大而化之地解释：“搞超导和炒菜很像，把不同的金属以不同的份量放在一起，找一口大锅炒一炒，运气好的就会炒出好吃的。。。”

我一直相信管老师临到死骨子里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迫流放海外，一是机缘，二是他为人善良正直。在所谓的异见人士里，我还见过陈一咨、方励之。他们三人十分不同：

方教授从来不是个政治人物，以我的观点他一直是有良知有激情的科学家，但在政治上其实没什么经验，他做什么事只凭自己问心无愧，一般不大瞻前顾后。

陈老师则比较经验丰富，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或表态即立场鲜明又无可挑剔。很少得罪人，比较受尊重。

管老师则是我仅见的政治上敏锐，头脑清晰，为人刚正的人物。

现如今在海外“民运分子”这个称呼已经饱受污染, 成了招人谩骂的贬义词了。我从没把管老师归类成“民运分子”， 这到 并不是为 此 原因。虽然管老师在对科大学潮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最终引发 6 。 4 学潮的一连串导火索的一环，可他从很早就看清了海外几个主要民运团体的本质，从没介入其中。

当严家祺、封从德、吾尔凯希等人逃到法国后，管老师飞去了法国，是大姐送他上的飞机。回来后他说见了他们但觉得很失望, 一直摇头并叹息良久:“连共产党还不如”。

方励之被获准离开北京后，管老师专程火速去见了方教授，和他 长 谈很久。大约是告诉他海外民运的现状，劝他“清者自清”。方教授果然听从了管老师的劝诫，据说严家祺曾声泪俱下地请求方励之担纲整合海外七零八散的民运组织：“海外民运大船一定要由您来掌舵。。”，等等。方励之也没有答应。

管老师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就是开玩笑时表情也很严肃，但他和我们聊天争论时看着我们的眼神总是很慈祥。

世界上有些人你和他 / 她就算相识一生甚至血缘相亲，他们死了后也可能也并不感到悲伤遗憾；而有另一些人你和他们的交往虽然只象灿烂的流星划过夜空那么短暂，可他们的消逝却能在你心中也刻下一道伤痕，使你每当想起他们时总是要禁不住心痛鼻酸。。。。。。

祝管老师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快乐。。。。。。。

现在方老师也去了，他们两人可以一起聊天，管老师肯定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