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2）钦老板

我的1989（2）钦老板

不知道为什么，钦本立身边的人都称呼他为“钦老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叫法并不常见。钦本立是1949年的老党员，当时在朝阳大学读法律，因为参加学运被开除。于是到徐铸成那里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

李玉的父母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和钦老板相识。中共建政以后，《文汇报》一度被解散。50年代毛提出要恢复《文汇报》，找到了创办人徐铸成。徐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把钦本立请回来。于是，钦担任了《文汇报》的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总编，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时，《文汇报》是重灾户。毛亲自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徐铸成正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在报社实际主持大鸣大放的是钦本立。结果是徐铸成代钦受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几个右派之一。钦本立则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

文革当中，他这个“漏网右派”自然是首当其冲，曾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据说恢复自由后，连话都不会讲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报》的资深编辑，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以后，钦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利用这个平台，招募人才，办起了一份当时脍炙人口的《世界经济导报》。其视野的开阔、立意的高远、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执着、对改革的推动和坚持，是当时新闻界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出其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在我看来，罗校长办的深圳大学，钦老板办的《世界经济导报》，乃是其中的“极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么，我觉得四通也可以凑一个数。

就像我当年也蹬着三轮平板车去机场提货一样，钦老板在办报初期，还当起了老报童，自己拿了报纸上街去卖。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钦本立对四通情有独钟。他通过“关系”找到我，这个“关系”，就是我的岳母冯兰瑞。1987年，钦老板在北京请我岳母吃饭。席间，他一句话说得老太太眉开眼笑。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会找女婿？两个女婿都如此优秀？”

另外一个女婿，是指李玉的姐夫陈清泰，当时我们同为中共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

老太太很实在，说：“是女儿自己选的，当初我还反对来着。”

回家后，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请一次钦老板。于是，我作东专门请他吃饭。大家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我提议四通和《导报》合办一个广告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四通出钱出人，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资助他们办报。而且，四通的所有广告都在《导报》做一份，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固定收入。

当初，钦老板是从《文汇报》借了两万元起家的。恰好，我们四通也是从四季青借了两万元起家的。《导报》对他，四通于我，犹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联姻，本来应该有美好的前景。

当1989年的风暴来临时，面临第一个冲击波，他的《导报》就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六四以后，我流亡到海外，他一直被软禁。半年以后，他被查出来有癌症，然后住院。坚持到1991年的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两周年的那一天，钦老板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下悄然离世。

张伟国是《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赶到华东医院的停尸房去送钦老板最后一程。据他说：“当时是整个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医院里里外外武警都出来了。不但是便衣，就是穿了军装的也出来了。”

许多来吊唁的朋友看到华东医院外这么多军警，只好无奈地绕了几圈，知难而退，离开了。

“没有什么人讲话，也没有人献花，也没有花圈，我们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个躬。”

钦老板走得很寂寞。不仅寂寞，而且很纠结。

据张伟国说：“钦本立到生命最后期的时候，在4月10日前后，他已经是神智都开始恍惚了，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对他的党纪处分。宣布后弄得钦本立受到的打击相当大。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可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老同志，最后共产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送终，实在是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