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3）存亡之秋
4月22日，150余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希望中央和学生对话，呼吁政府不要对学生的抗议活动采取暴力手段。我虽然没有签名，但认同，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感觉城门失火，迟早有一天要殃及池鱼。我用一种忐忑的心情，关注着事态每一个细节的发展。
当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按既定程式在人大会堂举行，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意外。
4月23日，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赵紫阳启程去朝鲜访问，心头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突变，这时候离开关键岗位……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本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了，学生如果能够趁势收兵，坚持他们的七点要求，从此开始良性的朝野对话，是和平结束这场运动的第一个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
当晚，北京市21所高校决定成立“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北大的学生呼吁全国性罢课。学运方兴未艾，完全没有就此收场的意思。
4月25日，我在公司的干部会上第一次谈到了这场学运。地点是在公司的咖啡厅，到会的有事业部经理以上的干部45人。以下是我的讲话：
从悼念胡耀邦开始，学运到今天已经十天了。最初，学生有一个七点要求。最近，又有一个五条，要求保障人权，民主宪法，新闻自由，公布领导人财产，提高教育经费等等。这些要求，政治性很强，并且无限期等待答复。从昨天起全面罢课了。现在，问题变得有点复杂。
怎样对待这样的局面？首先应搞清楚我们四通自己的历史方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大家都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学生敏感、热情、要民主、爱国，是国家的希望。但是学生的要求比较空泛，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学运一旦持久，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据说，长沙有人砸了“五一”路上的商店，西安有人烧汽车……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会利用学运的机会，纷纷出来，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是乘机破坏。
对于四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当听到四通人支持他们或四通人向他们捐钱的时候，学生就高喊“四通万岁！”；另一方面，当学生高喊打倒“官倒”的时候，四通也在他们的打倒之列。我看到一张大字报：“官倒——万里的儿子（侄子）——万润南”。看来这些学生不读《经济日报》。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四通的位置很微妙。处理得好，四通被两边都接受；处理得不好，四通成为两边的打击对象。
上星期，贺光辉问我有没有去看学生游行？我说：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企业应当是社会的稳定因素。他就没有再追问。
临走时，他又问我关于“八九宪章”的事，我说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看来，我们被两边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成为两边打击对象的可能性却很大。
要劝学生节制。这次运动，政府的应对尽管有些地方偶尔不够意思，但总的表现还是相当宽容的。另外，我党一贯的做法是外松内紧。我注意到，我去北大看大字报，马上有人照相。这也没什么。如果连看都不行，这个国家也就到头了。这几天，有许多人从各种渠道打电话来，提醒我们要谨慎。
在这种形势下，除了公司成立五周年活动照常进行，其他的大型活动统统从简。本来有人想搞一次大型的答谢歌会，我建议最多开一个座谈会，对支持者表示一下意思就可以了，不宜把动静搞得太大。曹思源那里本来准备开第二次修宪讨论会，我也建议缓一缓。
昨天，有一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叫李凡，他要搞一个调查，题目是“世界价值观”，说要和四通合作。他认为四通的目标，是要造就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的文化素质、价值取向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李凡说，你们的社会发展研究所，要成为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学生代表了空泛但是激进的要求，我们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实实在在地作贡献，是真正的稳定力量。
我们不是学生的对立面，但也不取简单的支持态度。这是个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学生一说“倒爷”和教育经费就情绪激动，有一种说法，说四通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只有稳定，改革才能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社会动乱，首先摧毁的是未来有希望的潜结构。四通就是这样的潜结构。我们刚争取到一点民主，这个民主就被用来反对改革。给深圳立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人代会上40%的人反对。如果再次表决肯定会给否决掉。许多代表都以投否决票为荣。有很多人，口头上赞成改革，但当改革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反对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绷得住劲儿。当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四通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不要在动乱中把这一点希望也给扫荡光了。
这时候，段永基插话：我们经济上是脆弱的，基本不要介入。
我说：老段是绷得住劲儿的。总的原则是要谨慎，要密切注意各种动向，要作好各种充分准备，包括有人来打砸抢。
1987年初，有人问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我说，历史是一个进程，我们很难站在一个横断面上来评价它。历史会作出自己的评价。
动荡——任何社会动荡，时间长了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影响。据海淀区统计，今年的新产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除了四通，其他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中关村的十大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总收入10303万元，四通6093万元，占总收入的59%。总利润787万元，四通445.7 万元，占利润总额的56.6%。
我在香港见到张五常，他向我介绍他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存亡之秋》，他认为，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动荡的年代，而现在则到了关键点，是“存亡之秋”。
但愿我们的四通、我们的国家，能安然渡过这危机四伏的存亡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