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 —— 换一个角度看《心术》
20.05.2012
电视剧《心术》的播放引来网上空前热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一个共同的声音是：很真实。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想要了解真实的国人一直是我的愿望，经不住诱惑也跟着看了起来，到现在，非常不认真的看了九集，单就电视剧本身而言，可能根本没有发言权，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两句。
我以为，无论是指责医生还是抱怨患者，都没有意义。在当前，人们公认社会的伦理、道德整体滑坡的背景下，讨论“洁身自好 ”其实是一种奢望，所以我想换个角度。
明恩溥，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出版过大量的、探讨中国国情、民俗以及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书籍，奇怪的是，时间流逝，100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感觉现在依旧在我身边真实的存在着。一个外国人想要原原本本、确切的转述中国人的性格、或者说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就连我这个地道的国人，也会常常坠入雾中。《心术》给了我一个机会，面对中国人的气质，道出内心的纠结。
中国人好面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到今天，从国际关系到私家私事，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有着一种情结：问题从来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郑和七下西洋，我们彰显了面子，却错失了最早崛起的时机。无论是抗美援朝、中越自卫反击、还是中印边界战，我们都是争了面子，丢了利益。
“灵活的固执”——我有一个熟人，在德国做中国红木家具的进口生意，与德方买家定好合约，然后回到中国寻找生产厂家。一切就绪，式样、价格按照合约，同时备有校样，双方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交货时发现，原先订好的椅子平白加了一个装饰，厂方说：觉得这样更好看，何况还多费了工时，德国人赚了。真是哭笑不得，德国人不买帐，中国人说不通，当然最后还是返工了。都是“灵活的固执”惹的祸。
“保守”的国人——孔子曾说：他并非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的确，为恢复周礼锲而不舍，以及他的学说，他的品质，使其成为中国历史第一贤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塑造了中华民族，使历史上的独裁、一党专政延续至今。有人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人砌了堵墙，高4尺，厚6尺，人们好生奇怪，而他却回答说：“如果风把墙刮倒，岂不无恙。”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横来竖去，万变不离其中。
“知足常乐”——它同“保守”可谓难兄难弟。没有比中国人更信“天命”的了，即使现在我也会常听人说：缘分天注定。当今的中国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会自得其乐的生活在他的那个圈子里，圈子以外知道很少，也不想知道。“返求诸己”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性。
“缺少同情心”——记得上学时，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因为患有面瘫，嘴是歪的，班里同学无论男女，从来不会称呼她的名字，一律叫她“老歪”，数年如一日，我以为她习惯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为此常常很伤心，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在意别人的“痛”。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你在记忆中搜寻，一定都能找到类似的故事，比如赵本山的小品中，拿残疾人取乐的情节无处不在，这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的幽默？
以上简述的几种气质，可以勾画出现代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喜欢调侃！
“好面子”“固执”“保守”加上“勤劳”“忍耐”“坚韧”——这些品德压得中国人喘不上气来，“知足”可以让人们找到释放的方式，“调侃”使人们“常乐”。调侃政治、调侃人生、调侃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我哥哥对我说：知道年轻人现在喜欢玩儿什么吗？——感情。如果你愿意，天天都可以收到各种不同的“段子”，黄的、白的、黑的、还有灰的，难道中国人真的如此幽默，什么都玩儿得起吗？西方人有一种幽默叫“自嘲”，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气度，传“段子”的人在玩儿“酷”，“嘲”的是别人。《心术》中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小美护更是“侃术”高超，就连手术进行中，面对切开的刀口，麻醉的病人，也在聊着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五个眼，如果我是病人家属，看到这样一幕，一定会感到揪心，担心他讲到邻居二大爷时，不小心下错了刀。我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大夫们闲聊之中手术就完美收场了，技术娴熟、工作气氛轻松，大夫自我感觉良好，还真是有点“酷”。
我相信，当大夫武装完毕，手术室的大门打开的瞬间，“红包”就已抛之脑后，手术的成功与否与“红包”没有直接的关系。“手术”是大夫的作品，能够完美呈现是每个制作人的心愿，大部分医疗事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解释清楚的，但即使是没有责任的事故，病人家属也无法接受。一个人的生命对于地球、世界而言，像海里的一粒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他的“唯一”和“全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没有人能确切的分清，哪一分注意力连着生命，哪一分注意力可以暂时挪用。生命是无法用科学解释清楚的，中国人“调侃、不经意”的性格，会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代价。“医护”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当你选择它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从此要信仰“利他主义”。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同时有着善良和邪恶，当你奉献博爱的时候，无疑是个天使，如果私欲泛滥，你就是撒旦，医生必须永远是天使，这就是神圣所在。
自古中国人的性格中就有喜欢“相互猜疑”并且“缺乏诚信”，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的争执而导致“社会台风”。医患关系发展到今天，和这样的天性不无关系。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刚从国内来德，水土不服，老是生病，随身从中国带来一些小药，最初生病时总是一边看大夫，可不吃德国大夫开的药，却是吃中国带来的药，我告诉她：这样是不可以的，在德国看病，吃中国药，大夫不知情，何以做出正确判断，被耽误的其实是孩子。我年青时也会常常自己诊断，告诉大夫：最近肠胃不好，需要开点儿山楂丸或是保和丸什么的。在国内，病人主诉非常重要，怕担责任，常有医生听病人的倾向，校医、厂医什么的主要任务是看守药房，如今更是如此，患者一方，有可能在去医院之前先在网上查个溜够，该问的人问个遍，从一开始就怀揣“猜疑”，去看大夫一准儿矫情，最怕对付的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人。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招儿”，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法儿”，即使天使下凡也难以应对。
“缺乏诚信”最是家常便饭。我的一个熟人出了车祸，我知道他是个非常称职的驾驶员，平常做事一贯小心谨慎，听他讲述车祸经过，无疑是对方的责任，他叫我帮忙写一份证明材料，为了多得到一点赔偿，把早前的一点破损也算上了，结果判决时法官说：法庭上证词含糊，事故的重现试验与汽车的损坏之处不完全符合，有作弊嫌疑。官司就这样输掉，不光没有得到赔偿，保险费还涨了，本来这场官司应该是赢的。还有一个熟人，在建材商店买了一盏灯，两、三年之后坏了，而灯的保险期已过，聪明的他又去同一个商店买了同样一盏灯，回家将旧灯和新发票一起退还给商店，因为质量问题，钱如数退还，他得到了一盏新灯，大伙赞不绝口。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说来无非是想多得到点儿利益，或者只是为了孩子早点儿康复，在事情发生时，亦或时过境迁，当事人都不会想到与“诚信”何干。
一个英国女子在描述她的丈夫一生对爱情的坚守时这样写道：这份纯洁、热烈，持续了三十六年之久，永不逝去的爱情，从未从其神圣的高度降低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在病中还是在健康时，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白天还是黑夜，、、、、对于今生、来世都享受这份爱情的女子，他就是一位真实而完美的骑士！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我虽然生活在欧洲，也会感觉“骑士”的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即便是“绅士”也显得老朽，但我依旧会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因为它包含着一种“贵族精神”——教养、责任和自由，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初的中产阶级，奠定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世价值。与朋友们聊天儿，陈博士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贵族精神。什么呢？战国末期的屈原可算得上一个坚贞自守的英雄，但他却是个孤独的贵族，只能衰落自杀 ，以死明志。我找不出历史上传承的贵族精神，陈博士心中的贵族也许是那些自我束缚、附庸风雅的才子、文人——如陶渊明，不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固守寒卢、寄意田园、超凡脱俗”，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世俗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足以成之为一个阶级。真正奠定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是儒学，中国自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中国人缺少的不是智性、不是坚韧、不是实践能力、也不是乐观精神，中国人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明恩溥如是说。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传来龙应台2010年在北大的演讲，她重读孩提时起就一直接受的传统教育：礼仪廉耻，呼唤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为什么一百年前的“忠告”与现实中人们的期待惊人的相似，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什么？中国80后首席博主韩寒在最近的一篇游记中这样写道：“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如果中国的文化、美德真的是前辈们摧毁的，后辈继续走下去，一代一代，这道线究竟该画在哪一代呢？一直有学者撰文批评胡适，指责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如此吗？也有人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六十年的红色统治上，我一直不以为然。
“作为文明的一种附属物，商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其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汇入经济资本主义的洪流，这样的“化合”将会产出怎样一个“胎儿”，没有人知道，责任推给政府也罢、推给前辈也好、还是推给胡适，都将无济于事，责任在每一个人身上！ ——X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