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午没课，我向四年级甲班的班主任林老师要了黄佩佩家的地址，去做家访。我走进一条狭窄凋敝的弄堂，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弯弯绕绕，按门牌号找到了黄佩佩的家，从后门进去，在灶屁间旁边的厢房里见到了魏淑芳的继母胡氏。相隔十年，胡氏憔悴苍老，我还认得她，她却记不得我了。
黄佩佩不在家，只能自我介绍：“胡阿姨，我叫杨静茹，是黄佩佩的音乐老师，也是魏淑芳的高中老友，今天特地来看看侬，侬阿好伐？”
胡氏惊愕过后，老泪纵横，告知我：“自从淑芳吃官司后，家里失去收入来源，日子过不落，我走投无路没办法，就在小菜场摆个摊头卖葱姜、刮鱼鳞。收入零星，住不起原来的宽敞房子，只好搬来此地蹩脚小屋，咬紧牙关克勤克俭，混口苦米饭吃吃。”
我叹息道：“唉，你独自一人硬撑着把黄佩佩拉扯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呀。”
谈起魏淑芳，胡氏不禁哀怨：“淑芳在提篮桥坐牢监，不知道要坐到哪年哪月。我每次去探望她，她老是说肚子饿，牢房里的伙食非但差，而且吃不饱，更谈不上营养了。她现在生病，缺少维他命，面孔浮肿，牙床出血，来信要我带点胡萝卜给她。杨老师，你倒想想看，目前自然灾害期间，市面上样样东西凭票供应还买不到，家家店里清光光，偶尔有些物资到货，马上一大串人排队插队抢购一空。叫我一个小脚老太婆哪里去寻胡萝卜啊？”
我听了心疼，不加思索地表示：“这样好了，让我来想想办法看，一定要把胡萝卜买到。”
“哎呀，杨老师啊，真难为你了，谢谢你哦。”胡氏起身打躬作揖答谢一番。
待我告辞出来，一路上心想，我这样糊里糊涂一口答应去买胡萝卜，胡萝卜的影子也没有，叫我到哪里去买呢？
想到魏淑芳在牢里挨饿，我自己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起来。中午在食堂里买饭时发现粮票不够，只吃二两饭，一碟鸡毛菜没油水，吃不饱，现在饿得头有点晕。一摸口袋，找到一张糕点券，想快点买块饼先充充饥。进入堂堂大门面国营食品商店，只见一长排糕饼柜台里一空如洗。兜了一圈，看到面包柜里总算有几只罗宋面包，立即冲过去。
面包柜台旁站着一个碧蓝眼睛，胡子拉碴的白俄老头子，见我莽撞的样子，指着面包柜台上的小牌子，用洋洋腔的中文说：“嘿嘿，可惜啊，你不能买，这面包是照顾外侨的！”
我自觉狼狈不堪，狠狠瞪了他一眼，心想，都是你们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共产思想传到中国而害苦了我伲中国老百姓。我饿昏了头，丧失了辨认是非区别对待的能耐，其实白俄老头子也是为了逃避苏维埃共产政权的迫害而流落到上海异乡客地来的。
苏联电影里，广大劳工民众普鲁士兵饿着肚子没面包吃，列宁同志豪迈宣称：“面包会有的！”据说瓦西里同志已经找到粮食了，而他自己却饿昏过去，医生诊断说只要给他吃块面包就会好的。
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苏联人民挨饿，中国人民也有样学样地饿起来。电影银幕上的苏联人民在面包店门口排队挤购，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民也在小菜场和食品店大排长龙。中国人口比苏联多，物资匮乏的程度更严重，抢购食品的队伍更长，场面自然更热闹可观。购物的队伍从大街的一头蜿蜒拐弯排到小巷的另一头，从总弄堂排进去，蜗牛般蠕动着从支弄堂转出来，历经几个钟头，有时为了几只苹果、有时为了一盒饼干、有时为了半斤花生、有时为了两包蜜饯、等等。
好容易排到店门口，店员大喊：“卖完了，卖光了，货没了，不要再排了！散开去，散开去！”
民众听了如同被判刑去西伯利亚流放一样垂头丧气，败兴而饿。
无论是苏联、是东欧、还是中国，凡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执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造成物资缺乏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国东方旭日升，三面红旗迎风飘，社会主义总路线，全民炼钢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锅饭，愚公移山人胜天，层出不穷乱点子，翻江倒海闹折腾。国家的经济体制日臻完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荒讨饭到上海的灾民诉说外地饿殍遍野尸骨堆山的惨状。灾荒严重地区的人们嚼草根、啃树皮，重蹈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覆辙。忽闻中苏社会主义大家庭亲密兄弟反目成仇，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共产国际崇高友谊终于碎裂。苏联专家徐徐撤回去，半吊烂摊纷纷留下来。于是雪上加霜，大批物资运往苏联以偿还亏欠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必须进一步节衣缩食勒紧裤带，饿了再饿，饿过头，麻木了，就不觉得饿了。
我一直盘算着如何给魏淑芳买胡萝卜这件头等大事。突然想起后弄堂的阿旺叔，他不识字，有时找我替他写信给他乡下的老婆，他口述，我执笔。他在蔬果批发公司踏黄鱼车做运输，找他想想办法看。求上去果然管用，阿旺叔给我办到十根胡萝卜，还死活不肯收我的钱。
我立即把胡萝卜送到黄佩佩家，让继母胡氏在探监时带给魏淑芳。我很想与胡氏一起去探望魏淑芳，但胡氏说监狱只容许直系亲属进去，我只能作罢。
后来听黄佩佩说她妈妈收到了我送的胡萝卜，很感激我的一番心意。唉，狱中饥饿，长年累月，区区几根胡萝卜，如同杯水车薪，管什么用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