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职业革命家的悲剧
1955，在北京出席全国会议的潘汉年被神秘逮捕，随后就人间蒸发了，逮捕他的罪名据说是四十年代在南京私自会见汪精卫并且隐瞒了组织。这段公案疑窦重重，他为何去见汪，与汪谈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要隐瞒，从目前的史料来看都写得极为简单，有的地方甚至语焉不详，这就使得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以潘汉年的聪明，不会不知道共产党的纪律之严谨，没有铁一样的纪律，共产党何以从一群流寇而黄袍加身？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知道违反纪律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又为何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何况见的还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汉奸？
托洛茨基曾首创“职业革命家”一词，意指不问信仰而矢志革命的人，这种人视革命为职业，只要有命革，其他并不重要。革命是有危险的，有时候还会送命，因此“职业革命家”一定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联系到潘汉年的多面间谍生涯，他与国民党，汪伪以及日本人的不寻常的关系，如果我们再摘去他意识形态的面具，我觉得潘汉年可以目之为“职业革命家”。毕竟在那个年代，国共汪都自称是革命的正宗，都自诩为中国的救星，而且就当时的力量对比来衡量，最后鹿死谁手，哪方是真正的赢家一时间还难以断定。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只要把职业间谍的手段再扩展延伸一下，在各方政治势力内打下楔子，以做将来之伏线，这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合乎情理的思维逻辑。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假设，事实上潘汉年是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的，除了前面说的和谈与谍报之外，他还在全国解放前夕安排了数百民主人士，爱国志士和文艺界人士通过香港奔赴北京。但我的假设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看历史尤其不能为意识形态所囿，他与汪精卫的接触，不妨看做是一种道路的探索，至于是什么样的道路，那就见仁见智了。
“老潘做了这许多年革命工作，做错些事是难免的，哪能算反革命？。。。。。。共产党样样都好，只是翻脸无情，没有调查清楚，就大张旗鼓，不惜牺牲人，而且对多年老同志也不在乎！”这段文字是潘汉年被捕之后，见诸文献的唯一一段为其鸣冤的话语，出自潘的前妻徐玉文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