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上海到哈佛
王安生于 1920 年 , 中国上海 , 一户普通人家 , 上有姐姐 , 下有几个弟弟 . 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数千年的封建体制，进入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战乱不断。
王父在上海三十哩外的昆山一所小学教英文 , 属有学问人士。在学校有时因战乱停课时 , 他就当中医替人治病 , 因此在当地广受尊重。王父在上海交大上过一年大学 , 在民初 , 这样的学历算是相当高。 在严父的管教下 , 王安从四岁就开始认英文字母 , 四年级开始学英文 , 所受的教育 , 和现代的教学模式非常相似。 老祖母则每天孜孜不倦地教他中国文学和伦理 , 上完课才给小王安一颗糖吃。成年后 , 王安很感谢老祖母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灌输的儒家哲学思想 , 认为是帮助他日后管理企业成功的主因之一， 比如节制 , 耐心 , 均衡 , 简单明暸 , 服务社会等 , 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性。
1926 年 , 北阀很快要打到上海。 王家举家搬迁到昆山 . 王安六岁 , 要上学了 . 可是王父所在的学校没有设一 , 二年级 , 只好把儿子直接塞到三年级上学 . 这种不得已的拔苗教育 , 成为王家时常争论的话题 , 也让自小聪慧的王安一开始就要面对超出他年纪许多的挑战 . 他的整个求学生涯 . 从小学到大学 , 总要比同学小两岁 . 这个过程也有过苦恼有过挣扎 . 在他的自传 里 , 王安这样说 :
“处于水深过头的境地也有好处 , 有点像你不会游泳却偏要把你扔到水里 , 你不是很快地学会了游泳 , 就是沉了下去… . 你也许会憎恨这种不愉快的经验 , 但对自己应付困境的能力却能增加信心… 经过一番奋斗 , 对功课和社会的压力都能应付过来 . ”
事实上 , 王安做得非常好 , 远比 “应付” 要绰绰有余 . 他的成绩名列前矛 , 数理和科学尤其出色 . 和同学老师都相处得很好 , 没有出现所谓 “高分低能” 的现象 . 上完六年级 , 王安父母觉得他的文科成绩不够好 , 打算让他再读一年六年级 , 也好缩小他和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 . 可是 , 王安不顾父母反对 , 坚持参加竞争激烈的初中考试 , 结果考了个全体第一名 , 入读当时最好的上海中学 . 这是他独立思考 , 付出行动 , 并取得成功的第一次 .
当年王安 13 岁 , 寄宿入读省立上海中学 . 该校校长是美国哥大硕士 , 受美国著名教育家 JOHN DEWEY 的亲身教导 . 王安从此远离父母上学 ,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 刻苦求学 , 凡事独立思考 , 冷静应对。学校的教科书很多直接来自美国的高中课本 , 英文要求很高。天资加上自觉 , 王安进步飞快。
钱维翔和王安同时考进上海交通大学 , 又在美国和王安相熟 , 他写下的 , 很是有趣 .
“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学教育办得相当出色… 老师们相当尽责 , 不要学生死背 , 尽量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 . 那时 , 中学流行奖金制度 , 每次考试 , 全班前五名依次发给数额不等的奖金 . 王安因为成绩优异 , 大概从中学开始就没有缴过学费 . 当时江苏省的中学每年都办会考 , 王安常是全省的状元 . ”
“我和王安同时进了交通大学 , 他选的是电机 , 我修机械 . 交大的制度相当有趣 , 上课座位按照入学名次排 , 第一名就坐第一个位子 . 王安是第一名进交大的 , 自然坐第一排的第一个位子 . 他那时才 16 岁 , 比班上一般同学小两岁 . 入交大第一年 , 他就被指派为班长 . ”这个班长位子一当就是四年。
王安自己却记得小时候那些不那么风光的文科考试，好几次都是低空通过，险象环生。不过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特点：既使是最不喜欢考得最差的科目，只要他下了决心去啃，也一样能考得很好。他因此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更有信心。
因为个子太小 , 王安没法上校队踢足球 , 最多只是守守门当球靶。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对身材要求不那么高的技术性运动 , 比如乒乓球。按他自己的说法 , 大学那些年 , 他花在研究乒乓球技和练球的时间远比花在专业功课上的要多。而他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更是让他一有空就博览群书 , 并主持一个校刊 , 负责翻译最新的英文科技文章。当然 , 这一切都不阻碍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 并留校当上助教。
1937 年 , 王安 17 岁 , 上交大上学才一年 , 抗战就爆发了。那年暑假他呆在昆山家里 , 越想越觉得形势不对 , 于是决定提早回校。也幸亏如此 , 否则他可能就回不了学校了。日本人八月入侵上海 , 之后马不停蹄入侵南京。在四面八方猛烈的战火中 , 交大所在的九平方英里的法租界是当时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和战争形势变化 , 尤其是 1940 年法国陷落于纳粹后 , 远在上海的法租界也就失去了国际保护力量 , 中立地位丧失 , 很快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其时 , 王安大学已毕业 , 战争让他失去了母亲 , 和家人流离失所。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 , 充满国恨家仇 , 一心一意想为抗战贡献力量。他也找到了好机会 , 1941 年夏天 , 他和八个同班同学一起参加了一项最能发挥他们专长的工作 : 设计和制造供国军使用的发射机和收音机。为了避开日军 , 他们先乘船去香港 , 辗转广州下桂林 , 在那里每天一边躲空袭 , 一边因陋就简开始工作。时年 21 岁的王安负责一个战时无线电设备小组 , 工作压力很大。他们用能搞到手的简单无线电零件，和零零星星的一些国外新技术文章 , 做出能让国军用得上的通讯设备。王父这时在战乱中去世了 , 王安痛失双亲 , 顿成孤儿，心情苦闷 , 只一心扑在工作上。 1944 年末 , 日本攻下桂林 , 王安他们撤到了重庆 , 在那里渡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
经过中国军民多年的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到了强弩之末 , 败象已现。 1944 年 , 中国民国政府为了战后重建的需要，用考核的方式选拔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年青工程师到美国学习工程技术，所谓“技术观察员”。选拔了上百人，真正能分批成行的有 70 多个。二十五岁的王安以统考第二名的成绩来到美国实习。（第一名是他同班的吴天霖，他后来回国 , 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很快，民国政府忙于应付内战，自顾不暇，彻底忘记了这批海外工程师的存在，不再提供任何经济援助。这群顶尖人才只好自觅出路，到处寻找工作机会，一方面苦等大陆内战结束的消息。
王安头脑灵活，总能另辟跷蹊。到了美国不久 , 那时一个月还有一百美元的政府资助 , 生活无忧，他就觉得干等美国公司的实习邀请很是遥遥无期 , 突然就动起了申请入读哈佛研究院的念头，既可解决等待空窗，又不离学习技术的初衷。没想到他又碰到一个好机会。时值战争末期 , 好男儿都还在战场上 , 就算是哈佛一样平时挤破头才能进的名校 , 竟然靠着王安的一份交大成绩单 , 连封推荐信都没有 , 就接受他的申请了。多年后王安连呼幸运 , 因为那时确实是哈佛历史上仅有的生源不足的时候。
哈佛的应用物理系研究生课程对王安来说 , 简直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跟他在桂林重庆时绞尽脑汁设计制造军用仪器的难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第一个学期 , 他就得了两个 A+ ，两个 A 。 1946 年，他只用了两个学期就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倒不是他特别愿意这么快就结束舒坦的校园生涯，可是他没钱了 ---- 民国政府一年后就结束了一百美元一个月的资助。他只好赶快读完去找工。
第一份工作还是跟民国政府有关 , 他到了加拿大首府渥太华 , 负责为政府采购各种海外设备，民用的军用的长长一份清单。这份办事员工作既单调又无聊 , 渥太华又冷华人又少 , 而且王安可能从心里就讨厌内战纷争 , 向往校园宁静。种种原因 , 一个月后他就给哈佛物理系主任写信 , 说想回去读博士。对这么一个成绩优异的人才 , 校方当然欢迎 , 而且还给他一个助教名额 , 一年一千元。这么点钱要交学费生活费当然很不够，所以在返回剑桥时王安就发誓要尽快念完。他果然做到了： 短短 16 个月不到 , 他就拿下了哈佛应用物理系的博士学位。
当时还没有计算机系 , 物理系应属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时年 28 岁的王安手执一个世界顶级大学的顶尖学位 , 踌躇满志。却全然没有料到 , 他正处在一个关健的 , 改变现代电脑历史的伟大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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