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是一个国人喜欢用的词，说XX人品不好， 就跟说XX得了癌症一样， 是下了一张判决书。
西方人在谈论人品的时候， 大都是因
为这个人要参政了， 要和别人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什么的了，老百姓要求参政的人品行端正，因为这些人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他们人品的好与不好会直接影
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平时里过日子， 很少听见有哪个老百姓用“人品”这样的判决书去判定另一个老百姓。
既然有一套比较合情合理的法律， 某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就是人们更关心的事，有人从不违法， 但不一定人品就好， 有人时而违法， 但不一定人品就不好， 况且“人品”又是个神马东西？ 没有具体和统一定义的玩意儿，拿去给别人下定义常常会有失公平。
中
国是个没有法律观念的国家，所以大家就喜欢人品来人品去地评判他人。 最有意思的事， 连艺术家这种边缘人类， 全世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给他们多一点
世俗人没有的自由， 中国百姓们也喜欢用“人品”这个词来说三道四。 XX画了一幅画， 评论的人说： 这个艺术家的人品不好， 他画的美女是他的情
妇。 XX做了一个装置， 评论的人说： 这个艺术家的人品不好， 他用的材料是工地里偷来的。 XX做了一个行为， 评论的人说： 这个艺术家的人品不
好， 他通过把一群人搬到国外赚了一笔大钱。
我做了一个影像作品， 有人说： 这个艺术家的人品不好， 她展出这个作品时没有经过被影像的人同意。
其实别人口中的人品， 并不在我最关心的范围内，因为说这话的人我也不知道是哪路来鸟。 我更关心的是我是否违法了，所以我带着录像的原版和加工后的影像作品去见了一个律师朋友。
看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像后， 律师说： 如果这件事真的到了打官司的地步， 我是会接这个案子的， 因为胜诉的可能超过了一大半， 理由如下：
1被录人在录像之前就知道我艺术家的身份，这个有当地的报纸报导为证。
2, 从录像的形式和内容上看， 既不是偷录，也不是委托和被委托关系。
3, 虽然没有纸面的协约， 对我来说是个不利的因素， 但是由于录像中有人物对话，从对话中可以判定被录像本人同意录像内容用作艺术创作。
4, 被
录像人后来说虽然同意用做艺术， 但不是同意我， 而是同意另一个一起录像的人， 因为那个人是在学校里学摄影专业的。 这是被录人记忆上的误差，另外一
个人不是学摄影的， 而是学艺术史的， 我们的专业分工是我创做， 她写理论， 关于这一点， 有法庭认可的证据。
5, 我在作品中没有对被录像人进行人格侮辱，她如果认为女权就是侮辱，那不符合人类共识， 是她自己个人认知的问题， 不受法律保护。
律
师打了个比方说， 有人扛着录像机在大街上大张旗鼓地采访路人，在说明来意并征得 路人同意配合的情况下， 不管路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或者以后后悔
了， 或者对电视台的解读不满意， 即便是当时没有纸头协议（况且这种情况下大都没有纸头协议），都不能构成电视台禁播的理由。
在德国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被采访者一着急说了一些可笑的话，被电视台拿去大大地嘲讽了一番。 被采访者控告电视台要求禁止重播，理由是她虽然同意被录像，但没同意以这种方式编排和示众， 结果是她最终败诉了，因为电视台录了像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编排和示众，这个是常识。
在了解到这些之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并没有任何要和木子美打官司的意图，而且直到现在我也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人的，喜欢她的单纯和无所畏惧。。。尽管我对她在女权问题上的浅薄非常不以为然。
之所以现在又要把这个冷饭拿来炒，一是因为被人骂“人品不好”总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二是因为正在为《秃头戈女》展览的下一站做准备， 如何对待这个作品成了一个不能不想的问题。
尽
管有律师上面的那一堆话， 我还是打算不再采用影像的形式， 用绘画取而代之。 值得强调的是， 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艺术家爱表现谁就表现谁， 爱怎么表
现就怎么表现，画得再象法律都无权干涉，被画人再反对都无关大局。 只要不在画上明码标出被画人的姓名， 当然， 自己编的网络假名却不在法律保护的行列
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