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 《外交部街 59 号院的孩子们》
1983 年，是我搬出 59 号院之后第一次旧地重游，入口的 3 个拱门显得又矮又旧，院子里也看不见绿树成荫，我顺着地下室的通道往前走，围墙好矮，路好窄，完全没有儿时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冬季， 59 号院显得格外寂静，但冥冥之中依旧有种恍如昨日的情感。 
外交部街 59 号
新楼南门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人生中会错过很多事情，文章中的那些孩子几乎都不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认识金蕾，去过她家，当时还是个怯生生的小丫头，印象中只有她那二、三十个娃娃，尤其是金发碧眼，还会一眨一眨的洋娃娃。看到她熟练的手指在琴键上跳动，指间流淌出的美妙音符，虽然当时并不懂《蓝色多瑙河》、、、、什么的，但无意中平添了一个梦想 —— 学弹琴！多年之后儿子学弹琴大概就是缘起我的童年梦想，可惜，听他弹琴总让我感觉对不起贝多芬、莫扎特，真真无奈！
妈妈带我去考史家胡同小学，考上了，也就与新开路小学失之交臂。不过吴英恺 —— 当年阜外医院院长，中国建国初期心血管外科的第一把交椅，一提起他爸爸总是赞不绝口，他的女儿吴尚群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的学习小组就设在她家：北极阁，协和医院宿舍南院，清一色的美式别墅，看上去比北院风雅、且娇小。记忆中的吴英恺只有下班进家的瞬间，保姆接过大衣、挂好，主人已经不见了。倒是吴尚群是我们班的中队长，学习自不必说，跑步飞快，能追得上四路环行（不知真假），最让我羡慕的是：她几乎整个夏天都穿着西服短裤，我就喜欢那副精神劲儿，不像我，只有裙子可穿。她的哥哥吴尚志、弟弟吴尚友，对我来说一直是那样的陌生。
宋儒耀 —— 整形医院院长，妈妈说宋儒耀“架子很大”，不过姐姐的乳腺手术就是他主刀，听姐姐说手术缝合的非常漂亮，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他的女儿宋业明——我妈妈管她叫小宋，曾经一度是我们家的常客，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的土豆沙拉，里面有：土豆、黄瓜、葱头、西红柿、蛋白、肉肠、、、、， 70 年代它可是挺不错的一道菜，从此，我学会了用蛋黄自治沙拉油，顺时针搅拌，直到臂酸手麻，稍不留神油就泄了，还得从来，回想起当初，明白什么叫“瞎奶奶使拙劲”了。小宋的理想是做一名外科大夫，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外科大夫对一名女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在男人堆里拼意志、拼体力的人生，当我真正懂得的时候，不由得多了几分淡淡的敬佩，不知后来她是否如愿以偿。
我们家在新楼，一出楼门左手就是大食堂，楼下住着李子和（夫人孔君）家，我爸妈的老战友，他的孙女丹丹是我当年最好的小伙伴儿，丹丹不住在大院儿里，放假才会来，她和我一样喜欢看唱戏的。丹丹的二叔和李伯伯同住，二婶叫月媛，在我眼里月媛漂亮的像仙女，孔阿姨告诉我：月媛是从画儿上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会回到画儿里，我曾经真的相信过，不记得什么时候明白过来的，就像我儿子小时候，有一天忽然对我说：“其实圣诞老人就是你” — 样，小孩子都会有眼前一亮的那个时刻。和丹丹一起印象最深的是看梅兰芳唱戏。那年杜近芳结婚，找的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大夫吴葆桢，婚礼在协和医院小礼堂举办的，太多的名人前来祝贺，梅兰芳和夫人福芝芳也亲自来为徒弟助兴，我和丹丹在小礼堂的楼上包厢里作为 Fans 被引荐给杜近芳，那天李伯伯、孔阿姨、我爸妈是否去了已经全然不记得，记忆中的只是杜近芳很美很美，比李伯伯家画儿上下来的月媛婶婶还要美，我一直觉得小礼堂舞台上唱戏的那个“女人”就是梅兰芳，那时候的记忆其实和“梦境”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 59 号住的时候，除了养蚕，还养过兔子，截三差五的就去协和医院大院儿里挖兔草，常常是孔阿姨带我和丹丹一起去，有时也会自己从东门混进去，文中说的一点不错，只要大摇大摆，不动声色，就很容易溜进去，我妈妈在困难那年得肝炎住院，我也是如此这般顺地下室溜进病房。协和医院整体建筑几万平米，几十栋楼群，地下全部是连通的，当年我们从东门进入地窨子，转游儿到病房，那是轻车熟路。把门的护士知道我是谁，所以睁一眼闭一眼，只要我愿意总是可以吃到“病号饭”，在吃不饱饭的困难时期，这绝对是一件令人难忘的“美事”。
那些年，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玩儿拽包、抓拐、跳房子、跳皮筋儿，经常胆战心惊的走在挂满“吊死鬼”的槐树下，也曾爬过海棠树被“洋拉子”狠狠的蜇过，也混在大华电影院散场的人群中、巧妙的藏在厕所里、看过蹭票的电影，、、、、。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我也不例外，最常去工人体育场，每次妈妈给我三毛钱，一毛六坐车，一毛钱门票，还可以吃一根小豆冰棍儿，偶尔也会去陶然亭或者什刹海，印象中工人体育场的水是蓝绿的、什刹海的水是黄绿的、而陶然亭的水一直都是那么的碧蓝， 83 年之后再去陶然亭游泳，几乎看不到蓝色的水了。冬天滑冰都是跟哥哥、姐姐一起去什刹海，我的冰鞋是小姑送的，黑色、又大，塞上棉布才好穿，大鞋小身子的我看上去很像三毛儿，那时好羡慕冰场上那一双双飞舞的白色冰鞋，直到出了国，才实现了当年的愿望，终于穿上洁白的冰鞋，痛痛快快滑了好多年。
石阶前是三棵高大的桑树，那个年代我也养过蚕，用的是挂在上面的桑叶，也曾在树下捡过桑葚儿吃，很甜、、、、，可惜，不记得我的蚕吐过丝 、、、、
和德国小蟑奋斗，也是在59号院历炼出来的。小时候上协和医院幼儿园， 爸妈工作忙，总是最晚来接我，傍晚昏暗的房间里常能看到蟑螂穿行，印象中那些蟑螂有大衣钮扣那么大，我总是吓得坐在椅子上抬起双脚，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直到确认了去向才放心，现在回想起来：哪有那么大的蟑螂，说不定是土鳖。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新楼里蟑螂泛滥，我们基本上都是采用开水浇烫法，虽然并不能根除，但从小练就了与蟑螂战斗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本领。到了德国，再次与蟑螂相遇，恍然大悟，原来小时候曾与之战斗不止的竟是——德国小蟑！当时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显示出比周围的人勇敢和机智。
在我的记忆中最清晰面孔就是林巧稚，我们在院子里玩耍时常会碰到她，一个精瘦的老太太，总是穿着旗袍，面带微笑，妈妈和林大夫很熟识，常找她看病，有一年春节我还和爸爸一起去林大夫家拜年，在林大夫家我第一次吃到夹芯儿的水果糖，不记得什么味道，只是一咬一汪水儿，觉得很好玩儿。林大夫每年夏天都会晾晒旗袍，好多好多，我喜欢在旗袍林中穿来穿去，还认真的数过一次，大约有三十多件。直到现在，林巧稚的名字都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不光是因为她那慈眉善目的微笑，同时她还拥有基督般的慈善胸怀。
文革前我们家搬离了北京，时任耳鼻喉科主任的张庆松大夫建议我妈妈：在走之前务必要给我做扁桃体切除术。我从小就是个病包子，三天两头因为肺炎发烧住院，张大夫说，在寒冷的地区容易引发风湿性心脏病、或关节炎什么的，于是临走前我摘除了扁桃体。当时张大夫的眼睛不好，手术是他的助手王直中医生主刀，后来听我爸爸说，手术做得非常出色，张大夫一直在旁观看。我只记得一个和蔼的老头一直在跟我说话，因为手术是半麻，从始到终我都是清醒的，到是不疼，但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最后大夫对我说：看，你的扁桃体象核桃一样大，真还不多见。幸亏提前摘除了，得以到现在“平安无事”，我一直是这样宽慰自己。张庆松可以说是中国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专业的祖师爷，他毕业于协和医大，1939 年从美国归来，不仅医术高超，且著书颇丰，曾任协和医院副院长，听说他是个热情、爽直、喜欢杀富济贫的人，解放前行医，同样的疾病对富人收100块大洋，穷人只要一块大洋也可以看病。也许是因为骨子里的侠义，让他早早就成了共产党员，不过1957年党员转正时还是有人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可能是因为上下班三轮车儿坐得有点多。
文革之后落实政策，我们家又搬回北京，九十年代中，我哥哥的女儿因习惯性中耳炎四处求医，花了几千块钱都不见效，无奈之下，爸爸拿起电话拨通王直中教授，请他帮忙。那时的王直中早已是名声在外，只看专家、教授门诊，但他依旧和从前一样热情、诚恳，我哥哥带着女儿，没有挂上专家门诊号，直接闯了进去，尽管事后补挂了号，但还是让看门的护士老大的不满。王大夫对病人不分贫贱富贵，认真负责的态度，时至今日都让我哥哥感动不已，当时王大夫开的处方只有十八块钱，吃了几天药，做了几次理疗，病就好得差不多了，真不愧是药到病除。
我无法将协和医院所有大夫的故事一一道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之所以著名，不仅仅是因为医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操守。我父亲也是那个年代学医的出身，我一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即使身处国外，身边也会有很多学医的朋友，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医学博士，可以肯定的说，无论他们在哪里行医，其医术都不会亚于当年老协和的前辈们。在德国，无论什么肤色的医生都会有着同样的操守：热心、诚恳、认真、负责，这本该就是一种应有的职业道德，而我们面对逝去的那些人和事为何又如此感叹?
《59号院儿》文章张贴后，招徕众多跟贴，我不知道原创者在这样的回忆中想要找寻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但我却能感觉到，跟贴的人更在意名利和荣誉，有些医学世家的后代会沉浸在长辈们“才华横溢，人格高贵”的美誉之中。而我在想：无论是林巧稚、黄家驷、吴英恺、张庆松、、、、还是宋儒耀、张孝骞、、、、，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人，同样的七情六欲、同样的焦躁自满、同样喜欢享受、同样热爱生活，只是在他们选择了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之后，同时有了职业信仰，一生不改初衷。也许，在建国伊始，如果我们国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这样一群人终会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真正有创造力的中产阶级，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信仰”使我们从三十年代神圣的“理想主义”者，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之后，成为如今世俗的物质社会中的“现实主义”者，富裕起来的中国有的只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中产阶级，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遗憾”，但确又是自然而然的。
最后，我还想说：我有着和《59号院儿》作者同样的心愿：祝大院里曾经的、现在的孩子们幸福、健康、快乐！——XH 3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