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以《胡温的政治遗产》为题目连发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对胡锦涛与温家宝执政中国十年内的政治遗产包括物质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10年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尝试了一些制度改革，但执政党和政府在面对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时受到挑战，需留给继任者努力。第二篇文章则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在胡温治理之下仍存在的十大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改革、一胎化政策等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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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在文章中称，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成就包括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入世十年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增强。
邓聿文认为，过去10年中国“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他认为，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文章最后指出，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有危机感。
一向倾心于政改的邓聿文同样在文中表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
这篇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中）》，首发在大陆某网站，后被删除，但在该网站热门文章中仍可见标题。
文中列出的十大问题包括：
一、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突破，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型要求。
二、收入分配改革仍未推进，贫富差距无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没有壮大。
三、户籍改革滞后，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问题丛生，农民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
四、仍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快速老化，因计划生育导致民?权益被践踏常有发生。
五、教育和科研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教育和科研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究较少。
六、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日渐增多和激化，生态文明建设受到考验。
七、虽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路。
八、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未有建立有信服力的主流价值观。经济大发展，但道德全面滑坡。
九、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
十、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未能如期望还权于民。虽然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进展有限，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改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邓聿文亦曾在此前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改之后，发表过《中国政改的迫切性及路径选择》的文章，称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不能持鸵鸟态度。政改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是自由民主，无须刻意去寻找另一目标。他的观点认为，政改的踯躅不前无疑会使人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群体逐渐失去耐心，改而采用暴力去维护自身权益或者加害弱者。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曾刊登许多开内地改革风气之先的文章，如《民主是个好东西》。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而现任中央党校校长是被认为是下届中共最高领导者的习近平(专题)，因此《学习时报》的很多文章也被认为可能代表了习的观点，因此得到了海内外不少政治观察人士的关注。
附《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中）》原文
原文如下：
上文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胡温执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在这10里，中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进步。然而，正如上文开头所说，成就的背后也意味着问题。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除此外，从中国的现代化角度考量，胡温10年至少在以下问题和事情上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后退。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和固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壮大一个中产阶层，等等。下面择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社会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实质突破。本10年虽然经济总量成功进二，但这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粗放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无法抵御外部经济的变动，对长期发展构成损害。必须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内部的再平衡问题。然而，受制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利益集团的牵制，这10年在该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未能有效涵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是社会要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阶层结构，国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就须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在这10年，受益于经济增长，从收入角度看，中产阶层的人数有所扩大，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速，原因在于，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产阶层的机制。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致使贫富差距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高房价更是吞噬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们难以过上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一跌再跌的股市，将很多人套牢，不仅未能取得财产性收入，也打破人们的中产之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诸方面，国家原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问题，户籍鸿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户籍曾是国家控制人民尤其是农民自由流动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城市化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人员流动也大大加快，但由于户籍与城市的公共服务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关乎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因此，其改革进展一直不大。一些中小城市虽放松了户籍控制，可进入门槛很高，广大农民工还是不能融入城市，转换身份。户籍改革的滞后也带来了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农民的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以致使中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上演化成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三元结构。
第四大问题，人口政策严重落后于现实，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生育权是人们的基本人权，但在这10年，仍然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不仅使得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也导致失独、性别失调等社会问题。因计划生育而导致民众权益被践踏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第五大问题，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和科研是一国的基础工程。这10年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虽然有大发展，但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究都比较少。从而不利于创新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未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还有所强化，教育思想也呈现严重功利化倾向，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也日益强化，这些都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第六大问题，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未有改善。粗放式发展的一大恶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在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致使人们生存于中的家园，被严重破坏，环境全面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此外，在这10年里，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生态文明建设受到考验。
第七大问题，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短缺的国家，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多样化的能源供应渠道，中国将严重受制于外，影响发展大局。在这10年，虽然中国积极拓展外部市场，以及大力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也保证这个网络的军事力量，新能源的开发也仅仅刚起步。
第八大问题，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一个社会，若道德底线不断沉沦，人格分裂，人心不受基本的是非和羞耻制约，以利益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社会也就退化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这10年，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道德也在全面滑坡，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革命时代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要求的现代道德体系未能建立，尤其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原因所在。人心的危害是长久和潜移默化的，这10年未能遏制这一趋势。
第九大问题，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这10年，虽然话语权有所增强，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但未能有效把它落实为行动。原因在于，中国的外交只有原则和目标，缺乏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以及推行的意志力。在外交思想上，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调整外交方针，而拘泥于“韬光养晦”，自缚手脚，使外交不能体现和反映已经壮大的国力，这尤其体现在用救火式和维稳式的思维来处理一系列国际争端，导致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趣严峻，也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
第十大问题，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但正因为最重要，解决起来也特别困难。从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不能因为困难就裹足不前。在这10年，虽然胡温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实际进展有限，民主推行不力。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
附原文：
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上）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如何评价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后世的遗产，既不溢美，亦不诿过，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中国共产党讲究历史，评价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角，从看待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对胡温执政的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去评价。这三个维度是，近代、建国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华帝国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由于前30年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和冷战的国际环境，当中国再次争眼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融入世界——实质是融入西方——作为一个急迫问题于是被提出来。
从这个简短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从中国争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建国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胡温执政的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里，国强的目标已经实现。当下中国在世界所处之地位，可谓千年未有。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比这三个维度更加自觉和自主，中国力争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一条有着中国特色、带着中国印痕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到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它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中国则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学习中，直接从一种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裹挟进现代化（近代化）的洪流中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图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被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至今还未完成。不过，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本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这就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总的来讲，执政党和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在这种变革面前，还不适应，还在用一些前现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权利要求。这是当前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上述三个时间维度来评价这10年，可以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问题，它们不可分离。具体而言，这1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就主要有：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开始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贫困人口继续下降。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后的今天，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02年的1000美元达到2011年的5414美元，贫困人口下降到1.2亿。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意义并不在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长，而在于，它成功地恢复了一个古老大国的自信，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这10年，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和谐为代表的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它有力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命题，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同时，它也说明，中共是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要求，指导时代发展的。
三是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开始破题。现代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使各社会主体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建设一个清明政府和清明政治。尤其就政府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而言，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在这10年，以非典疫情的公开为始，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标志，以政府预算公开为常态，以新媒体的发展为倒逼机制，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有了一定进步。
四是入世锁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从此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封闭之中。加入WTO虽然不是这10年的事情，但在此10年里，坚持开放和履行承诺，使中国走向了一条开放不归路，更好地融入世界，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亦是我们百年现代化的目标。
五是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和救助等为主的社会建设直接与民生切实相关。它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福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建立内需主导型社会的需要。在这10年里，虽然经济建设还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社会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学杂费，建立义务教育，取消药品加价，并建立了虽然低水平却是广覆盖的社保体系，从而极大改善了民生。
六是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城市化不仅对中国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它还是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保障，此外，城市化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后者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农村转向城市，而这是需要通过城市化来完成。在这10年，城市化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入到市场和城市文明的辐射中，致使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完成了中国从乡村城市的转变。
七是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和主张，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作为这10年综合实力和发展成果的一个自然向外投射，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本10年里有了进一步增强与扩散。“中国模式”的提出，G2格局的讨论，以及国际机构中中国权重的提高和中国声音的壮大，都可以看作是国际地位上升的表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也要有自己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在后一方面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并为此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支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主持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成就的背后也是问题。胡温执政的这10年，其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并尝试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问题因受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下文对此进行阐释。
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下)
前文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谈了胡温留给继任者的10个难题，这10个难题是胡温时代未能解决好或还未破题的，但是它们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而，它们也是下个10年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不过，要说明的是，尽管每个问题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可并不意味着10个问题需要齐头并进，平均用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就事情本身的迫切程度以及时代的要求而言，在下个10年的初期，应该优先处理好两件事情，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二是启动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像胡在“7.23”讲话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来的新低，全年看来，经济都难有起色。这种状况是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有国外投行机构就预测中国会是全球经济的下个危机源，这或许有些夸大，但它无疑暴露出中国既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稳增长——实际是保增长——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事务，显然，这会打乱原先调结构转方式的部署。
稳增长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国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和农村，还有更多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贫困的行列；再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很薄弱，农村每年还有1000多万劳动力亟待通过城市化而转移出来；最后，中国的保障仍处于一个低水平，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给社保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时，依靠就业取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所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增收问题，在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资计划，据悉这些省市的投资规划加总起来已经达到13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这就是地方借着稳增长的名义，肆意进行财政刺激，实际上成了地方保增长的政绩需要。此举将不仅加剧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而且会拖累银行，因为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搞投资，只能是向银行借款，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此次长达10个季度的经济下行，根子在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发展外向经济，以致无法抵御来自全球经济衰退所形成的外部冲击，这也就反证了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经济的重要性。要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当前而言，前提是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预期良好，人们才敢放心消费。所以，稳增长的关键，不是进行大力度的投资，而是大幅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数；二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并提升社保水平。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危机时期，只有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才能稳定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日前国家出台的城乡居民大病至少报销50%的规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福利时代。那种借危机消减工资和社保水平以救经济的做法，则是一种短视，并不能真正挽救实业。适度增加政府投资是需要的，但必须强调，政府投资主要是投向与民生有切实关系的公共项目和工程，而不是产能本已过剩的行业。
总之，在经过30余年近乎两位数的高增长后，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说，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要付出的代价，它有利于理顺和恢复经济内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果说，做好调结构转方式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那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初步的民主化，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求，也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意义。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即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国不同。“7.23”讲话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所强调的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而这三个“更加”最值得关注的是则后一个“更加”，它实际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形成了在现阶段发展民主的路径和方式，即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如前所述，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胡在“7.23”讲话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内容，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后作出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最保险同时最讨巧的做法。因为不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理论而言，民主不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的本义是要实现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内含于民主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共能保证依法管理社会，约束政府吗？显然，从中共自身来看，它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证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就必须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法治，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这乃是民众为什么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实质是选举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中共和民众在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上，是存在认知差距的。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须迈出的一道难关。这一重任只能留待继任者去解决。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来是因为，在这两年里，相比于政改，稳定经济是一个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经济不稳，开启政改的风险也更大；二来是因为继任者接掌权柄后，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来处理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即需要一个稳定期。如果继任者掌权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张，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国政治的传统的，必然会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5年后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再过一个月，胡温的使命将结束。继任者如何接过胡温的遗产，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和完成胡温未竟的任务，将是重大考验。
消息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