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透视西方心理战与中国改革（节选）
任凭
本文这里不打算把中国的第五纵队一一列举。本文重点分析疑点最多，影响最大的疑似“第五纵队”、“意识形态专家”郑必坚。
对郑必坚的分析和吴敬琏类似，笔者无法断定他就是第五纵队，虽然他们起到的客观效果和第五纵队一样，但其主观动机确实难以在现阶段确凿核实。郑必坚的智商、水平、影响远在吴敬琏之上。这表现在郑必坚近期的的文章、讲话不像吴敬琏那样有那么多的漏洞。郑必坚近期文章和发言的特点似乎是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极力淡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色彩。他极力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却又让你抓不住把柄。郑必坚已经做到了一个体制内学者疯狂反对共产主义却又滴水不漏的极限。
笔者上文如此鉴定吴敬琏、茅于轼之类的人物：要么你是脑残，要么你是汉奸。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层智囊，笔者无法像鉴定吴敬琏们那样鉴定郑必坚，笔者只能对他作如下结论：如果郑必坚不是第五纵队和汉奸的话，那么以下所有奇诡的事只是一系列的巧合!
1、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上文介绍到，美国在苏联的第五纵队早期活动的重要特点是，通过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极端化的方式，丑化马列主义，这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而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人厌恶，并且在全党全民心中开始负面化，始于“两个凡是”的提出。其实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会提出“两个凡是”，也不会鼓动“两个凡是”。事实上，正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使真正的左派、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者十分被动，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则找到了一个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苏联还奇怪。如果这一切不是信息心理战的话，那么只能说上帝给中国安排了太多的巧合。
《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八九风波”之后由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的张云声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龚育之作为“两个凡是”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没有像华国锋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在改革开放年代节节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的位置。龚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国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遗稿都尽量发在了《炎黄春秋》，被《炎黄春秋》列为核心作者。
而郑必坚比龚育之更辉煌。
1954年郑必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理论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992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97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光明日报》网站、《中国高层文胆》一书对郑必坚的介绍，则隐去了郑必坚发明两个凡是的重要细节：
【1950年，郑必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1954年，郑必坚毕业后留校任教。郑必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郑必坚任该编辑委员会理论组副组长。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研究员。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