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是研究国史、党史的重要工具
由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沈志佳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包括2000多万字的6000多份档案资料。这是一项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愿公布历史档案，担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写出信史；这些民间有识之士在困难条件下收集资料，建立“大跃进—大饥荒”的数据库，并公之于众。它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二、1958～1962年是中国历史的“疯狂时期”
自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疯狂时期”。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几个月内实现，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结果。在昏头昏脑的跃进狂潮中，大家以为走上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加重祸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大陆引进疯狂时期之时，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
大跃进中，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随之发疯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风使舵，跟着毛泽东高喊大跃进；也有些人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倾”斗争镇住的人，被毛泽东“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倒的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时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后，又批判彭德怀和2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高压态势下都噤若寒蝉，成了愚蠢的忠诚的驯服工具。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文章把真实与想相，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大量宣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现在，我衷心赞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历史资料，科学剖析新中国几个疯狂时期的历史教训。
三、要独立思考，要让人讲真话，要在实践中考验政策是否正确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后来刘少奇也带中央工作组亲自来长沙调查，人民日报调查组被指定作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边工作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三面红旗”把中国搞到民穷财尽、民怨沸腾、饿殍遍野、万户萧疏，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37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左倾路线错误。对于各方面反映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打击愤怒直谏的彭德怀等人。后来，毛泽东又将責任归罪于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印发他早年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企图以此证明，他毛泽东闯了大祸以后，仍然是一贯正确，英明伟大。
在大饥荒的1961年，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他对同他在一起调查的干部多次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人民日报和新闻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志对人民日报工作组的重要的讲话，对新聞工作的独到指示（详见《胡绩伟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国当代新闻工作的宝贵指南，是我党最高领导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对我们说：“这个时期，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报纸的害处更大。错误的宣传造成很大恶果。”他指出：“《人民日报》宣传生产建设的浮夸风，推广瞎指挥风的经验和片面性的理论，影响很坏。”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说：“你的报纸宣传'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资本主义道路。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等。你们从实际上考察过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没有？” “你们是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但是却是缺乏独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头脑的喉舌，只是无生命的传声筒。”刘少奇对我们说：“只有耳聪目明，眼观四方，耳听六路，观察了解客观情况，才能口齿伶俐，言论正确，才能有针对性地准确地通过喉舌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他指出：“听不到不同意见，十分危险。大跃进时政策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他说：“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听闲话，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影响大民主。”刘少奇认定：“群众不敢讲真话，責任在领导。”他当面指责我说：“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各级党委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整起来。”因此，“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面。”他还说：“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刘少奇提出，“一方面要服从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我记得50年前刘少奇曾对我说过“原则性与纪律性结合，不容易”。他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惨痛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正是刘少奇讲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容不得反对，连怀疑也容不得，动不动就用'纪律'打人、压人。”毛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方针政策。他记仇，记下了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严厉警告：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纪律性”压倒了刘少奇的“原则性”，“讲真话”，对刘少奇进行残酷的报复。毛公然狂妄地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历史证明，不让人讲真话，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只会祸国殃民。
四、中国政改的出路是：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走民主宪政康庄大道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接连出现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大浩劫，以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了“六四”惨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制度问题。我认为，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政改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
我真诚热烈地欢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党史、国史档案将使中国人民了解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促进海内外学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估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后人能真正汲取血的历史教训，而“不至于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
2012年4月15日初稿于北京
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由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沈志佳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包括2000多万字的6000多份档案资料。这是一项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愿公布历史档案，担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写出信史；这些民间有识之士在困难条件下收集资料，建立“大跃进—大饥荒”的数据库，并公之于众。它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二、1958～1962年是中国历史的“疯狂时期”
自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疯狂时期”。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几个月内实现，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结果。在昏头昏脑的跃进狂潮中，大家以为走上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加重祸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大陆引进疯狂时期之时，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
大跃进中，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随之发疯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风使舵，跟着毛泽东高喊大跃进；也有些人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倾”斗争镇住的人，被毛泽东“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倒的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时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后，又批判彭德怀和2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高压态势下都噤若寒蝉，成了愚蠢的忠诚的驯服工具。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文章把真实与想相，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大量宣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现在，我衷心赞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历史资料，科学剖析新中国几个疯狂时期的历史教训。
三、要独立思考，要让人讲真话，要在实践中考验政策是否正确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后来刘少奇也带中央工作组亲自来长沙调查，人民日报调查组被指定作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边工作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三面红旗”把中国搞到民穷财尽、民怨沸腾、饿殍遍野、万户萧疏，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37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左倾路线错误。对于各方面反映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打击愤怒直谏的彭德怀等人。后来，毛泽东又将責任归罪于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印发他早年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企图以此证明，他毛泽东闯了大祸以后，仍然是一贯正确，英明伟大。
在大饥荒的1961年，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他对同他在一起调查的干部多次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人民日报和新闻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志对人民日报工作组的重要的讲话，对新聞工作的独到指示（详见《胡绩伟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国当代新闻工作的宝贵指南，是我党最高领导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对我们说：“这个时期，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报纸的害处更大。错误的宣传造成很大恶果。”他指出：“《人民日报》宣传生产建设的浮夸风，推广瞎指挥风的经验和片面性的理论，影响很坏。”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说：“你的报纸宣传'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资本主义道路。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等。你们从实际上考察过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没有？” “你们是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但是却是缺乏独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头脑的喉舌，只是无生命的传声筒。”刘少奇对我们说：“只有耳聪目明，眼观四方，耳听六路，观察了解客观情况，才能口齿伶俐，言论正确，才能有针对性地准确地通过喉舌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他指出：“听不到不同意见，十分危险。大跃进时政策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他说：“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听闲话，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影响大民主。”刘少奇认定：“群众不敢讲真话，責任在领导。”他当面指责我说：“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各级党委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整起来。”因此，“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面。”他还说：“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刘少奇提出，“一方面要服从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我记得50年前刘少奇曾对我说过“原则性与纪律性结合，不容易”。他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惨痛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正是刘少奇讲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容不得反对，连怀疑也容不得，动不动就用'纪律'打人、压人。”毛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方针政策。他记仇，记下了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严厉警告：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纪律性”压倒了刘少奇的“原则性”，“讲真话”，对刘少奇进行残酷的报复。毛公然狂妄地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历史证明，不让人讲真话，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只会祸国殃民。
四、中国政改的出路是：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走民主宪政康庄大道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接连出现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大浩劫，以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了“六四”惨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制度问题。我认为，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政改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
我真诚热烈地欢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党史、国史档案将使中国人民了解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促进海内外学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估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后人能真正汲取血的历史教训，而“不至于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
2012年4月15日初稿于北京
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