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时，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着名作家莫言在高密市凤都国际酒店召开了媒体见面会，与国内外记者分享了获奖后的感受，并回答了在场记者关于党派、政治、钓鱼岛、莫言热等的提问。凤凰网文化记者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进行了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法新社记者提出您对有人争议您抄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事怎么看时，莫言表示：这样的批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我来讲，有的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抄写《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我上个月在上海也着重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在跟我对谈的时候他说过，他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的和为什么干，原因是因为他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他就问我，你对这个《讲话》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在网上炒了很久的问题，而且也是让我挨了很多骂的问题。
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历史文献，他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对被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个《讲话》全部否定，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跟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还有《阳春白雪》是吧，讲这个民间艺术跟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跟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
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而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煳的，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当时觉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书，然后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发展这么大，出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和辱骂，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跟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我抄他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的心灵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