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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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和科学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创世记三章 17 节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罗马书八章 22 节  

  在这一首「普世欢腾」的伟大圣诞诗歌中,作者华滋(Issac Watts)提醒我们,耶稣的祝福「遍及所有受咒诅之地」。歌词第三段是这样的:
 
 罪恶忧愁,不容再长,
  世途荆棘消亡。
  化诅为恩,无远弗届,
  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到处主泽流长。 

  此咒诅是神对人的责备。祂把我们的始祖置于完美的世界--天堂花园,并给予一切的祝福。亚当和夏娃只要遵守祂唯一的诫命--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可以留在神的爱里。但他们吃了,也死了,并且神下了咒诅。那个咒诅就是基督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的咒诅。

咒诅的本质

  咒诅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咒诅是物质的,也是属灵的。关于属灵的层面和基督如何解决这项难题,我们留到本书第十三章来说明。至于有关物质的层面,这个咒诅毁坏自然--包括后来临到亚当和我们人类的肉体之死。咒诅也包含了所有的疾病和导致死亡的凋萎。我们在自然界看到了这个咒诅的证据,显明这正是一个受到神咒诅的世界。人违背了万福之源的神,于是被逐出伊甸园,而在荆棘之地、沙漠和荒原之中到处流浪。

咒诅的势力无处不有,从出生到婚姻,从工作到年老,直到我们行将腐朽,被死亡吞灭而入墓。

一个重要无比的基督教革新-- 现代科学

基督带给人类一项重要的祝福,拨正了许多咒诅的影响力,这个祝福就是科学。讶异吗?今天公立学校的信念是,科学和宗教势不两立,与基督教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多数美国人浑然不知,科学其实乃是基督和祂的教会带给人类的福祉。

我们在《如果没有耶稣?》这本书里提到,现代科学不但是基督教带给世人的祝福,同时是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出来的,甚且,科学根本无法在别的地方得到发展。举例而言。现代科学无法在精灵论的环境底下生存,因为他们拜石头、树木、猴子和一切的东西,并且假定所有的物质都有神在其中。

科学不能在那些敬拜阿拉的世界里诞生,因为回教是宿命论--每一件事都已经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不论人如何努力尝试改变,该来的还是会来,不该来的就是不会来。科学的用意是调查、检视假设,寻找应用知识的方法。这些活动在宿命论的环境里却会被视为无意义的。科学也不会在佛教或印度教的世界里发祥,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诸法皆空。你不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和从事不被认为是「空」和「无」的工作。

只有基督教的文明才可能给予科学一个发轫的机会--虽然古希腊曾有科学的一点起始之影子,但是那些活动却没有引发今日我们称之为现代科学的实用科学。绝大多数的科学起源于中古世纪的西方欧洲基督教文明。

现代科学甚至不可能自现代文化中产生,因为现代人相信生命是无理性和无逻辑性的。现代人拒绝绝对的观念,因此他也会拒绝科学最根本的部份。试想:自然界中若无绝对,那么实验的结果必然也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这和那些现代科学缔造者的观念大相径庭。化学教授兼作家戚第克博士(Dr. Donald Chittick)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科学起源上拉拔了一臂之力:

检视宇宙需要一个适切的哲学基础,而基督教教义之中的创造论提供了这项哲学基础。创造者为人类创造律法,为自然界创造定律。一个受创造的宇宙可以有一个被期望的设计、秩序和目的。人类运用他受创造的理性心智,用理性的方式来探究这个有序的宇宙,并且发现自然界的定律,而现代科学正是立足在科学定律之上。再者,创造者所赋予的道德律正是科学的人伦基础,意即,科学家必须诚实无伪。

反之,如果宇宙不是受造的,它必然来自宇宙物质本身非人性化的反应,其中无关乎智能。基于这项哲学,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这样的宇宙会有什么理叫生运作的可能。人类的心智也是某一种机率的产物。这样的宇宙片各不堪理性之研究。因此,一位物质论哲学家会试图消灭一个科学的念头。


许多科学家本身不是基督徒,但皆指出基督教催生了现代科学。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一个主导原子分裂和发展核能的物理学家正是这一类科学家之一。薛华(Francis Schaeffer)综合奥本海默的思想说:「初期科学家分享了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宇宙中有一位理性的神,祂创造了一个理性的宇宙。因此人类可以透过祂的理性,发现宇宙的形式。」

1962 年十月,奥本海默应「接触」(Encounter)杂志之邀写了一篇思考缜密的文章,叫「论科学和文化」(On Science and Culture)。这个杂志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基督教神学院(Christ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Indianapolis)所出版的。他指出,「如同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会同意地」,科学革命肇始于中古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为什么?有一大部份原因和基督教良善的观念有关。有关科学革命的起源,他说:

科学取材自一个中国文明不存在的东西,一个印度文明和希腊罗马帝国所欠缺的东西。科学需要的是一个进步的观念,它不能被希腊人所谓更好的了解所局限。科学取材自一个与人类景况相关的进步观念。而著名的基督教二元论--信心和行为--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这是一个改善人类景况、谦逊和意义的企图。对于此二者,以及人类的进步,所有的人都责无旁贷。我认为约在十三世纪十五世纪时期,因为人们重新发掘古代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使得上述这个人类景况的基本观念--补足其它宗教的世界观--开始增强以至于开花结果。这就是科学纪元的开始。

科学领域中的创始者

我们知道,早在改教(Reformation)之前就有了科学的活动,但是科学之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以及具有惊人的成就,还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事情。

一位现代天文学家做如是之自白。他从一架世界上最新式、最大的望远镜里,察看人类前所未见的银河系,令人叹为观止的星云,尚未标示的星星。当他放下望远镜的时候,他说:「人类巧夺天工的心智是多么伟大、璀璨和奇妙啊!」我的朋友,这样的心态正是不折不扣的人本中心思想。

但是早期的现代科学家可不是这个样子(并且,在可能做一个调查的前提之下,相信当今许多科学家也是一样)。早期献身研究自然的科学家相信神和圣经。他们在一种驱动之下,试图发现创造者在自然界所设立的定律。如同培根这位「科学方法之父」所讲的,「有两本书做我们指导的指南针,以免我们误入歧途。第一本书是启示神旨意的圣经,第二本书则是展现神能力的自然界。」

尤其,现代科学真正成长的时代是十七世纪。这是受到清教徒的影响,他们相信圣经可以应用到人生各种景况。不只是属灵的事务。历史学家弗兰克(Robert Frank Jr.)指出:「在英国清教徒时期,其主要科学活动形式乃是直接源自清教徒的思想。」

现在我们来研究现代科学领域里几个重要的先驱。中古世纪神奇的炼金术是化学的前身,但是谁奠立了现代化学基础,研究出这么许多药物以对抗许多疾病?那是诞生于 1627 年的波义耳(Robert Boyle)。波义耳是个谦逊的基督徒,他是一名勤读圣经的人。他写过也翻译过有关福音的书,并且写过有关启示录的文章,也是传扬基督教信仰的人。在他的遗嘱里,他提供一笔钱成立了「波义耳讲座」,专供人们证实基督教信仰。

在物理界当中。法拉第爵士(Sir Michael Faraday)是被公认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有科学实验的恩赐,他发现了重要的电磁感应。若不是他,我们就没有马达和引擎。他还发明了发电机。他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开车,使用各式各样改善我们生活的设备。

法拉第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从他对圣经和信仰所写的告白中得知:「圣经,而且只需要圣经,没有经过人手增添、删减的圣经,就适足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指引人类......对圣工和基督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礼物,而且信心的证据是对基督诫命的顺服。」

开尔文(Lord Kelvin)是历代以来伟大科学家之一,也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以其之名命名的温度计量。这种温度计算是从绝对零度开始,现代科学在各种领域中广泛地应用他所建立的热力学。他给了我们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包括「熵」的观念。开尔文是第一个使用能量观念的科学家。他拥有廿一个荣誉学位,被册封为贵族,领有属地。他是他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科学家,然而他还是说:「就生命起源而论,科学......正面地验证了创造的能力。」

提起李施得灵(Listerine),大多数的人只能想到一种叫李施得灵的药水。他是一名英国医师,对于消毒外科的发展,使用化学消毒剂这项至今仍然拯救人类性命的革新上贡献卓著。他同时也是伦敦皇家科学院和大英科学院院长,李施得灵说:「我是一名相信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人」。

这些都是信仰虔诚的人。当你进入车子,发动引擎,打开车灯,开车到医院去,接受麻醉处理,然后在无菌手术间进行剖腹生产时,请记住你当感谢基督,「祂的祝福遍及所有受咒诅之地。」

让我们再挖掘更多的基督徒科学家。圣经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的科学。

克卜勒

伟大的天文学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O)是一个笃信神和圣经的人。如同其它伟人一般,圣经在他的生命和思想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位天体力学的创始者曾经说过:「我的愿望是,我能够在我里面察觉到我在天空中所到处发现的神。」

    作家韩默(Carles Hummel)表达了克卜勒的重要性:

一位伟大超凡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行星轨道、物体运动和科学方法上做出革命性的贯献。克卜勒的成就建立了现代理论天文学的基础。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神坚定的信仰支配了他的生命,以及鼓励了他的研究。

科兹罕特丹教授(Job Kozhamthadam)对克卜勒的工作和伟大作成以下的结论:

克卜勒伟大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异于天体形而上学,甚至异于天体数学的真正天体物理。当然,前二者在他的研究上自有特定的地位,但是他的企图心显然更大,他要建立一个可以解释天体现象的系统。他要明白行星到底为什么那样转动,以及它们运动的定律。

根据威尔(Will)和杜兰特(Ariel Durant)的研究,克卜勒是在 1604 年的时候「获得他的基本和划时代的发现--火星环绕太阳的轨道是椭圆的,不是像柏拉图以降,包括哥白尼等天文学家所假设的那种圆形。」

克卜勒强调,宗教一如科学一般地需要理性。科兹罕特丹将克卜勒的意思加以阐明:「若不是如此,则会发生矛盾。神是完全的理性,人类按照神的样式和形像被造也是出于理性。因此,做为表达神人之间深入关系的宗教势必也是理性的。」

圣经是克卜勒智能的基础要件。科兹罕特丹指出,对克卜勒而言有两个圣经重点是很关键的:

神是光和生命的来源。这个古老的王题,在新奋约里都清楚地出现过。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诗廿七 1)再者,他又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诗卅六 9)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中有许多处提到相同的主题。圣经不只提到神是光和生命的来源,甚且还把神和它们视为一体......克卜勒也同样接受这种观念,并且常常写相关的文章。他说基督是「神的儿子......照亮世上每一个人。」

克卜勒将天文学视为上帝荣耀的一线光芒。布莱克威尔俄(Richard Blackwell)写到克卜勒时说:「天文学提供了第二个观看神的能力和荣耀之途径,因此它是宗教目的之一种补强。另外,宗教的真理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而自然科学的真理乃是建立在证据和理性之上。」

克卜勒视科学为人类一种「跟随着神思索神的思想」之企图。克卜勒是现代人造卫星和太空旅行之父。他的想法刷新了这个世界的外貌。如果没有圣经,我怀疑他会有这些思想。

伽利略

另外一名科学先驱和改革者是伽利略(1594-1642)。现代人往往并不把他想成是一个基督徒,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韩默曾对伽利略的成就作了一些评语:

当别人在谈论需要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时,伽利略正从事一项运动科学所表达的发现。他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家。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新的科学,那是他为现代数学物理所立下的基础。然而,就这样他首创了一条最后通往科学帝国的新理念之路。

伽利略的发现和主张对科学和人类而言冲击甚大。伽利略完成了数百种发现。威尔和杜兰特特别强调了几种他的新发现,包括:

* 确认了「物质不灭」。
* 完成了「杠杆和滑轮定律」。
* 发现「动者恒以相同速度和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力存在」。我们叫它惯性原理。

杜兰特综合伽利略的发现说:「自从阿基米德以后,无人对物理界的贯献能出其右。」

除了这些庞大的贡献外,伽利略还宣称地球并非太阳系的中心。地球乃是围绕太阳而转。罗马天主教基于伽利略的说法违反圣经,而将他以异端的罪名起诉和审判。最后,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处以牢刑」,并且他的「对话录」也成了禁书。伽利略并没有否定圣经,也没有提出一个与圣经相左的观念,但是罗马天主教却仍然相信他犯了异端的罪行。一位思想敏锐的旁观者说:「这场悲剧系出自维护教会权威的私心,非关科学。」(自从审判以后,当然天主教同意了伽利略的看法。十几年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追还伽利略之清白。)

伽利略并不是对圣经有意见,他质疑天主教自认为合乎圣经的宇宙观。事实上,教会的观点与其说是圣经的,无宁说是亚理斯多德派的观点。读伽利略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答辩居然是「圣经不容妥协」。在一封解释他的科学、宗教观点的信上,他写道:

圣经并不说谎,或者有误,它的道理是绝对和不可侵犯的真理。我只能说,即使圣经无误,但有些解经学家和解释的人在许多地方时有误解。当他们往往只是撷取文字表面意义时,有些错误就显得非常严重,而且经常一误再误。

因此,伽利略是一个笃信神和圣经的人,这个发现准叫许多人跌破眼镜。圣经对他的工作影响深远,圣经是科学家准确度的衡量。当然,更是伽利略的准则。

牛顿

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牛顿的名字必然跃进许多人的心里。牛顿,这位微积分、力学和几何科学领域之父,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学天才。他发现自然光有七个颜色。他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做出惊人的贡献。他也是一位勤奋研读圣经的人。关于牛顿和圣经的关系,吉尔斯坦(Derek Gjersten)作了这样的脚注:

牛顿对于圣经和相关文献的娴熟度让最高水平的学者诧异......证据显出,他精于启示录不同版本和其中的校对,这令穆勒(John Mill)之辈的大学者赞赏有加。他的个人图书馆更是一项铁证,他拥有卅种圣经......俩套剑桥圣经索引(1672 和 1698 版),和瓦尔顿(Walton)的多种语文圣经(Biblia Sacra polyglotta,1655-7)六大册。

牛顿是属神的伟人之一,更是伟大科学家之一。许多人认为知识有两大来源:其一,圣经所启示的;其二,自然界所启示的。这样的观念也烙印在牛顿的思想里。克利斯辛森(Gail Christianson)将牛顿的观点加以推广:

当宇宙的秩序越来越显明,有形有色地显示出神性时,一个神双重启示的观念于焉诞生:其一,透过圣经祂的话语;其二,透过自然界一般之法则。

克利斯辛森教授说,牛顿相信为了「若要真正明白造物者,一个人必须学习自然事务--物质原始的秩序,以及统管物质组成和物质运动的定律。」这就是牛顿终其一生所奉献的领域--认识神和自然。因其一生对科学和圣经的奉献,牛顿带给了世界一些祝福。

林奈氏

圣经往往启示人类去开启一扇新的窗户--有时,甚至因而建立了一门完全崭新的研究、思想领域和学派。这正是林奈氏(Carl von Linnaeus,1707-1778)的例子。他为自然科学创立了命名法--个他自圣经所获得的启示。每一个生命体都有一个拉丁文名字,这个名字分成两个部份,属名和种名。例如,canis familiaris 是家犬的名字。你必也识出 homo erectus 和 homo sapiens 是从他的「二名法」而来的。这个分类法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意识到「二名法」所具有的革命性。

杜兰特写道,林奈氏「以科学圣徒的细心和奉献精神,将世上芸芸生物探勘了一遍。」作家兼研究者泰勒(Ian Taylor)解释道:

透过发明一种分类方法,使人类可以辨识各种动植物,并将其置于生物家族关系表里,林奈氏替自然历史奠定了一项基础。他引介了一种命名的方法,替所有生物,或是曾经生存过的生物加以命名。这项方法是今天国际通用方法的基础。在林奈氏之前,一切家常的动植物在不同的语言文化里,都各自有其不同的名字,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亦然。

林奈氏创造了一个世界通用语言,使得所有的科学家可以彼此交流想法和发现。哈佛教授古尔德(Stephen Gould)是一位当今进化论的领导人。他清晰地说道:「林奈氏发明了一种解开自然界面纱的二名法--首先,透过标示出种名做为基础,并建立它们统一的定义和命名方式。其次,透过组合相关的种类,形成以自然界秩序为基础的分类,而不再以人类偏好为导向。」

我说过,林奈氏历史性的创新是受了圣经的启示。1729 年林奈氏碰到了一个帮助发展日后工作的机会。迪金逊(Alice Dickinson)在她《林奈氏:现代植物学先驱》(Carl Linnaeus :Pioneer of Modern Botany)一书中解释林奈氏和神学教授塞尔西尔斯(OIaf Celcius)意外会面之后的情形:

这时,塞尔西尔斯正在准备写一本《圣经中的植物》(Hierobotanican)。林奈氏正好可以襄助一臂之力。他以在植物方面的娴熟知识和年轻的热忱投入了这个计画。与塞尔西尔斯一同写书是年轻林奈氏最好的经验。在计画当中,他学到如何预备一个植物学文献--林奈氏随后用上了。

他也学到圣经和植物学相关的知识。泰勒在追踪林奈氏分类法的时候,写道:「以希伯来文所写的创世记用了一个字 min,意思是『类』。林奈氏熟悉罗马天主教所使用的拉丁文圣经,他在他的拉丁分类法里使用了等价于 min 的拉丁字 species(种)。」

古尔德相信林奈氏的「定义破解了人类以需求和使用为导向的自我迷思。」古尔德继续解释,林奈氏「宣称『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存放在自然界里最基本的单元。这些基本单元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并且这些单元就是这样简单地存在着,他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想法无关。」甚且,杜兰特指出,因为林奈氏感觉到任何「种」的改变都会使他偏离对创世记的了解,于是「他提出所有的『种』都是直接由神创造而来,而后一成不变地存在于世界之中。」

正因为林奈氏在植物和圣经知识上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变成了翻译圣经的绝佳人选。迪金逊指出,林奈访问斯德哥尔摩期间,「瑞典皇家圣经协会正在从事翻译更精准的圣经。他对圣经植物的知识有如百科全书一般,他的帮助有着无比的价值。」

圣经提供他从事先进科学工作的基础。今天,林奈氏的工作已经有人加以推广。但是他的分类法仍是一种科学经典和基础。迪金逊辩称:「1736 年出版的《植物基础》和 1737 年《植物观点》两书里,林奈氏建立的一个法则。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许多观点至今仍被推崇和沿用。」迪金逊在他写林奈氏的书里总结道:「因此,即便在今日,林奈氏是杰出的......他的贡献无价」

林奈氏看到了他划世纪的《自然系统》一书出了十刷。在第十刷里完全使用二分法。这件事的意义在于,1758 年是科学命名的新年代。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所有 1758 年前动物的命名都没有一个合格的。由此可见,林奈氏这位笃信圣经的人立下了所有科学命名的基础。至今仍然为科学家所使用。


计算机:巴贝奇和巴斯卡

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一般都被认作是现代计算机之父。《美国百科全书》告诉我们说,1822 年「他公开了一个小巧的计算器雏形,可以正确、迅速地处理精细的算数演算。」他也是一个笃信神和圣经的人。

巴贝奇写了一本名为《论第九座水桥》(Ninth Bridgewater Treatise)的书,书上他解释了计算器的原始动机。奈特教授(David Knight)写道,奇妙的是「在他的书里,他想象这个世界是一个超大计算机,我们试图在破解这部超大计算机的程序,希望运行中的神秘事务能够以程序的方式,同人吐露真相。」

巴贝奇自己写道:「纵使我们集合了人类最高和最佳的智能,让他们无穷无尽地运用想象力来研究万事万物。结果,对神在我们周遭的事务上所施加之永无止尽之能力,也只能一知半解。」

海曼(Anthony Hyman)编纂过巴贝奇的作品。他说:「1837 年当巴贝奇撰写《论第九座水桥》的时候,他把神比作一个程序设计师。」在《纪念巴贝奇其人其事》(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Charles Babbage)一书里,布克斯顿(H. W. Buxton)告诉我们,巴贝奇深怕他的观点会变成一种宿命论:

 巴贝奇看到他的想法可能被误解成宿命论,彷佛是说一种「必然」在掌管物质世界。然而,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并且坚信当人类无法理解神的作为时,那是因为错误加上无知的缘故。把偶然发生及自然界并无创造论的这种观点当作不科学的观点而予以除去,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无知可以如此表达:宇宙的稳定性必须用「必然」或「伴随而来」予以解释。换言之,宇宙一定是出自必然的结果,或者是经过全能者的设计,两者必居其一。

「巴贝奇先生是宇宙万物的现象为直接缘起于神圣智能永恒的作为。」布克斯顿接着说:

基本上巴贝奇是一个数学家,并且认为数学是人类一切除了神学之外的知识之母。因为他相信,对自然加以正确的科学研究是对了解神圣作者其智能和美善的一个必要和不可少的准备。

另外 ,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l662)对于数学和发展计算器相关的技术也有不少的贡献。巴斯卡发明了第一部加法器,它是计算器的前身。巴斯卡把他的基督教信仰记载得很完善。他甚至还写过一些现在仍然为人所阅读的重要伟大属灵书籍--《思想》(Pensees)。现行的计算机语言当中 ,有一种是以他的名字为名(即 Pascal语言)。由此可知,这位计算器之父从基督教的信仰里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观念。


摩尔斯

电报和摩尔斯电码是通讯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如果圣经没有印出来供人类阅读的话,就没有摩尔斯电码,让我慢慢解释这一句话。摩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是现代电报和摩尔斯电码的重要关键人物。他笃信神和圣经。摩尔斯传记的执笔人史戴提(Paul Staiti)写道:「摩尔斯伟大的生命和成就受到他出生环境的影响甚钜......自幼他的身上深深地留着家族正统的加尔文派血液,以至于他在成年时,能够自由地加以运用。」

摩尔斯在 1832 年开始研究电报。这不是一件简易的工作。「为了使这个机器完美起见,投入数年的心血研究是必要的。」最后,「1844年 5 月 24 曰他把民数记廿三章 23 节经文『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拍进电报里,因而震惊了聚在最高法院会议厅里的国会议员。」那一天,「世界上第一架市内电缆」传递着圣经这一段经文。这不是一个小成就,而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

虽然那一段经文不是摩尔斯本人选的(是他的助手),但是经过他首肯的。提起摩尔斯这个人,克洛斯(William Kloss)说:「对摩尔斯而言。这段民数记廿三章 23 节的话是名至实归的。那是先知答辩中的一部份,并且这句话必然给予摩尔斯大大的安慰。」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将他的工作视为对神的服事,并且他将神的话拍发在电报里其实并非偶然。摩尔斯写道:「这句话是神所写的,因为它日夜都在我的心里。『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是他的工作,并且直到今日他仍然带领我,帮助我脱离试炼,使我克服身体和道德的障碍,突破一切反对我的因素。」他并说:「我知道,在强大试炼的挑战之下,因着一心一意喜乐地顺服神,我获得随时的帮助和支持。」在一封信里,摩尔斯说明他的信心如何帮助他在纷扰的思绪中保有清澈的头脑:「忿怒只在心里顽抗的时候出现。然而『愿你的旨意实现』这份真诚无伪的心,可以平息摧残灵魂的暴风雨。」他的基督教信仰帮助他得到自由,使他得以专心于科学的研究。

今天电报已然不再重要,但无疑地它是现代通讯上的一大进步。摩尔斯是第一位建立通讯电缆的人。史戴提解释道:「电报是十九世纪最了不起的技术,对摩尔斯而言。电报见证了神为人类未来所做的设计。」正如《美国传记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所指出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把电报视为机械发明之中的杰作。」感谢摩尔斯,人类建立第一座电报电缆网络,让人得以实时通讯联系(这是现代电话电缆的前身)。「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所言不虚矣!


莫里

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1806-1873)是另一个影响世界的人。他是一名笃信圣经的人。莫里被称为「现代海洋地质学之父」,并以水文学名闻一方。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如何向他启示。

他发迹于美国海军部。服役的时候,他有机会参与「环绕世界一周」的壮举。由于受了伤,他被迫离开航行,转职于地图仪器部门。在这个职务的任期里,他开始「从船只战舰送来的信息里,检索和收集有关洋流、天候、风和其它有用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莫里是第一位绘出世界航海路线的人。根据《真相档案:海洋学字典》(Facts on File: Dictionary of Marine Science),「根据有利的风向,找到了最短的航行『海道』」。这些「海道」提供了最安全和最省时的路径。莫里也在大西洋海洋电缆的工程里贡献卓越。苏尔(Gardner Soule)在他《挑战海洋的人:古代水手的海洋历险》(Men Who Dared the Sea :The Ocean Adventure of the Ancient Mariners)一书中写道,「为了架设缆线,莫里测量了大西洋海底的情况。这一条海底电缆缩短了通讯时间,从数个星期降低为几分钟。」

这一切当归功于圣经。威廉(Francis William)在他的《莫里,一位海洋科学家》(Matthew Fontaine Maury, Scientist of the Sea)一书中解释,「身为科学家,他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成理解自然的基础。」深海之中有「海道」和洋流是莫里从圣经中所得到的启示。诗篇八章 8 节说:「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在南方大学破土仪式上,莫里演讲的时候说:

我引用圣经对「海道」的明证,却遭到来自美国本土和英国的责难。他们说,圣经并不是为科学而写的,因此圣经没有科学权威性。请原谅我说,圣经是一切的权威。如果历史学家拒绝圣经的理由是,圣经不是为历史而写的,阁下作如何感想?圣经是真的,科学也是真的......当你们这些草率的科学家在两者之间找到冲突的时候,错误的不是圣经,而是在那些不知真相的诠释者......身为海洋物理学的学生,我认为地球、海洋、空气和水并不是人手所造的器物,而是天上所赋予的一种自然管理。找出这一种管理是对人类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当我经过耐心地研究之后,发现了其中一项奥秘时,我的心充满着老天文学家克卜勒的情怀,「思考着神的思想」,并且浑身打颤。因此,当我们的科学进步时,神便容许我们到处俯拾祂这位伟大建筑师的杰作。

现代的学生可能听到类似这样的一番话吗?莫里的贡献至今仍然在帮助世界,他的工作确实起源于神的话语。


辛普森

发明氯仿的科学家建立了现代麻醉学。辛普森(James Simposon,1811-1870)是一位深受圣经滋养的苏格兰人,也是妇科医学的创始者之一。他是爱丁堡大学妇产科医学教授。

在辛普森之前,乙醚是止痛的革命剂。马可它(Roberto Margotta)在《医学史话》(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指出,「现代手术麻醉医学随着氯仿的发明肇始于 1842 年。」麦可格罗教授(Roderick McGrew)写道:「爱丁堡大学手术医学主席辛普森在产房进行乙醚实验,但是他要一个更妤的替代品。」在找到氯仿之前,他进行过不少实验。1831 年叔本兰(Eugene Soubeiran)。李济格(Justus von Liegig)两人也分别发现氯仿。美国的葛瑟理(Samuel Gutherie)也在 1832 年发现了这个宝贝。

有趣的是辛普森循线找到氯仿的根据。马可它是这样写的:

1847 年十一月,他将发现通知他的爱丁堡手术助手。因而引起苏格兰教会的震怒。加尔文教派仍然维持创世记所言:「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辛普森提醒他的对手说,神在取出亚当的肋骨前,让他沉睡了。质言之,神先将他「麻醉」。

因此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圣经启示了一项发明,帮助消除了这份「咒诅」。


卡弗

正如许多发明家和改革者一样,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1864-1943)成就了许多造福人类的大事。卡弗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为人谦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笃信圣经。他的贡献和生命感动了不少的人。美国传记百科全书总结他的贡献时,说道:

卡弗立志从土地着手,改善南方穷苦农民的生活,尤其是农奴的生计。他强调土壤改良和作物多元化耕种,并且在农作物合成品上,他是一名先驱。当象鼻虫肆虐南方棉花田,使此一经济作物遭受重挫时,他极力主张改种能使土壤肥沃的花生和蕃薯。从这两种作物中,他发展出超过四百多种的再制品,包括染料、肥皂、起司和牛乳替代品......他研究出一种新的棉花品种,叫做「卡弗」,可以长出肥厚的圆荚,莱苞修爹长得足以防止雨泥的戕害。

利用蕃薯,他可以做出超过一百种的制品,「包括树藷粉、太白粉、醋、糖浆、浆糊和橡胶。而美洲薄壳胡桃可以生产六十种有用的产品。」美国百科全书给卡弗的评语是:「他大方地将他的发明让渡给人类,回绝了商业的利益。」从卡弗无私的改革中,我们又再一次欠圣经一份「情」。

他写了一封给西雅图牧师的信。信上他肯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在我一生从事自然界多采多姿的研究当中,我更笃定地相信创世记一章 27 节有关人类创造的记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卡弗相信他的发明工作是一个他可以更接近神的方式。他写道:「当我们更熟悉和怀着了解的心情与神所造之物为伍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接近造物主。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对造物主本身有了新的发现还要启发人心的事。」

传记作家何得(Rackham Holt)称卡弗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叙述卡弗是在「思考神的思想」传统下的科学家。何得写道:

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所做的并不多,他只是把神的面纱掀开,并且思考着神的思想。「我并没有在我的实验室里发现新的东西,」卡弗教授说。「如果我一个人进到这里,我会迷失。但透过基督,我什么都可以作。我是神的仆人,是祂的器皿,在这里我和神单独相处。我只是祂说话的器皿。我若踉祂靠得更近,我可以作更多的事。我把祷告和工作调在一起,有时候神喜悦了我,便赐给我结果做为祝福。

卡弗同时也是一名深受欢迎和成功的教授。麦穆理(Linda McMurry)说那是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使然:

对卡弗而言,伟大的宇宙创造力是神圣的,而一个把自己和这份创造力协调妥善的人可以驾驭这个能力,成为创造神迹的代言人。研究农业乃是研究一种驾驭这份造福人类能力的方式。卡弗在课堂上传授即便是最世俗的知识也变作是宗教性的,一如教育的经验。

在他教导那些贫困的黑人佃农时,他最喜欢讲的例子是从圣经而来的。麦穆理说他喜欢的经句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地上有粮给穷苦的人,但没有给伸冤的。」还有,神说:「看哪!我在全地把种子给了花草......作为你们的食物。」

卡弗也积极地钻研圣经。麦穆理说,卡弗是一个「喜乐地怀着宗教热诚的爱之化身,其工作观超出基督教工作伦理标准,并且对神的审判怀着深深的敬畏。」结果,原本远离信仰的学生跟着卡弗读起圣经。在查经班里,「他以自然界、启示性宗教和地质学真理的光照之下阐明神的创造。」

对南方那些在挣扎边缘的家庭而言,卡弗的发明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借着栽种对土地有利的农作物,他帮助了南方的农夫经营多元化的种植事业。」他那花生革命的故事至今仍然是一个传奇。他显示出一个小小的创造如何带给人类无比的祝福。和许多其它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他为着神的荣耀工作着。

其它科学领域

我们可以继续探索其它科学家的工作,证明圣经在科学真理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世界因为这等知识而蒙福;如果没有圣经,我强烈质疑现代科学诞生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如果没有耶稣?》书中所指出的。每一个科学领域都是由笃信圣经的科学家所建立的。(详细请看《如果没有耶稣》书中第 102 页明细表。)


一个著名外科医生的观察

美国外科医生凯利(Howard Kelly)是本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889 年到 1919 年的麻醉学教授。在他那个世代里,凯利是备受人敬仰的科学家。请听听这位大科学家在他书中《科学家和圣经》(A Scientific Man and the Bible)谈论圣经和科学的关连:

我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它展现出神奇的特质,以及圣经成书于几个不同的世代里,却显示极高的一致性。没有圣经,自然界里神所蕴藏的宝贵隐喻,也就是他的另类书籍都将遗失,甚且,自然将会在财富和骄傲的剥削之下,荡然无存和毁灭。我愿作证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它是我们灵命的粮食,正如面包、肉类是我们身体的食物。对于我,圣经好象一位医生一样,它的药效是如此的神奇,可以治好每一个严肃的追求者......不同于其它假科学和假宗教,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在一个特定人的身上(即撒但)终结了罪的根源,以及罪所带来的中断......只要人类还有文明,那么把这个文明建立在圣经的道理上是值得的,而且所到之处,圣经的教导永远是神话语的权威表征。

如是我信!

结论

在科学界里,圣经是不是有很大的助益?圣经事实上建立了科学。圣经所诞生的科学修改了罪的咒诅。然而,不管进步如何神速,也不管进步了多少,我们将永远无法到达除去罪的地步。也许今天我们可以延缓人类的死亡,我们却无法永远地延缓下去。我们可以处理疼痛,但是我们无法永远根绝痛苦。同时,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进了天堂之后,我们将有一股无以名之的喜乐在那里等待着: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 21 章 4 节) 

到那日,罪的咒诅将永远消除!普世必将欢腾!


译自 《WHAT IF THE Bible  HAD NEVER BEEN WRITTEN?》 by Dr. James Kennedy and Jerry Newco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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