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羊要变狼
早在几个月前，因为便于接待外国人，程经理安排我们几个人住进了那栋从马耳他买来的大活动房子里，这些人里包括老冯和他的两个测量工徒弟，一位新来的英语翻译小郑，因为我们工地一个英语翻译实在忙不过来，经理部就从北京外语学院请来这位英语讲师到我们工地工作，还有一位出纳兼接待员小万，他原先是木工，因为工伤，少了一根手指，公司让他成了文职人员，再加上我，共六个人，使得这栋空空的大房子有了生气。
一天晚上，大概是晚上9点过，我无意走进了BROWN的工地办公室。一眼看见他的平常很空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装订得很好的文件。我拿起来一看，这不是总包绿山公司和业主签订的排水工程合同文件吗？再一看，里面有很多页的工程量清单，即所有该工程的详细工作目录，每项工作的单价，数量，工作说明和合计等等。我高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份价格清单对我们真是太有用了！考虑到明天早上BROWN一来上班，就会把这份平常没有出现过的文件收回去，我们必须把这份文件连夜抄写下来。
我把我们这栋房子里的人都叫来抄写这份工程量清单。幸好，这份文件是用一种螺旋朔料圈穿在打孔纸上装订的，很容易拆下和重新装订。因为我是这栋房子里年龄最大的人，平常和大家闲谈起来也总是显得见多识广一些，所以这些人都愿意听我的。这天，大家都坐在会议室，连夜抄写起这份工程量单来。抄了一个多小时后，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小郑却问起我来，为什么要连夜抄下来，明天白天找BROWN借一天从从容容地抄不行吗？我解释说，这件事必须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这些数据是阿布巴克的机密，如果他知道我们是从BROWN这里得到的这份工程量单，连BROWN都要倒霉。所以除了明天向程经理报告这件事外，对其他人，包括我们公司的所有人，都不得泄露。
小郑这个人，虽然已经是北京外语学院的讲师，他却比我小了整整5岁，他说的英语口音纯正，音调准确，语法也较少错误。他的英文水平肯定比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要高些，但在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却很贫乏。这是因为他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后来碰上机会被保送进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可能再经过进修，就留校当了老师。小郑来到我们工地后，表示想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打交道，所以在同时几个客人来工地时，他就接待BROWN，而我则接待阿布巴克，法拉基等非英国人。只要不发生冲突，谁都可以参加对任何老外的接待。有一次，小郑，老冯和我坐在BROWN的车里，路过班加西城外的一个墓地。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一排排十字架排得整整齐齐的。BROWN指着这片坟地让我们看，并问我们知不知道葬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我过去看过一些关于二次大战的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本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里面谈到二战期间，英国盟军和纳粹德国军队在北非和利比亚境内进行了艰苦的拉锯战。我想这个英国人肯定是指的那场著名的阿拉曼战役。于是，我就稍稍阐述了那场战事，说出了双方对阵的指挥官的名字是英国的蒙哥马利和德国的隆美尔，双方出动了几百辆坦克大战北非，最后以英军彻底打败德军，把“沙漠之狐”赶出北非而告终。这是盟军在二次大战中反败为胜的一个转折点。BROWN也比我年轻，他听了我的讲述，见我对他引以自豪的事件很了解，高兴的说：“You know the history better than me(你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比我还清楚)！” 曾经有一次，BROWN向当着我的面向程经理抱怨说，为什么要让低级翻译郑先生接待他而让高级翻译接待FARAJ。我赶快向BROWN解释说，我们工地的两个英文翻译，都是平等的，不分高级和低级，客人来了，谁有空谁就接待。后来，BROWN在利比亚工作期满回国，接替他的是一位叫NATHAN的英籍斯里兰卡人，他仗着自己是高级工程师，态度傲慢，脾气大，小郑不喜欢和他打交道，这样我又成了排水顾问工程师NATHAN的主要谈话对手。
话又回到那天夜里我们抄写完工程量单，已过半夜，我把原件装订恢复好，还回BROWN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这份抄件交给程经理。他一边看一边说：“经理部这帮人，干的好事，报的价只有总包价格的三分之一！现在让我们干项目的拿起了这个烫手山芋，不干不行，干就亏损！干得越多，亏得越多！”又说，“阿布巴克这个老狼，心真狠呀，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他拿到了大钱不说，还要我们把所有总包的责任承担起来，一点都不让步！”他叹了半天气，最后化悲愤为力量地说，我们在排水支管工程上要把钱赚回来。
不久，我们的支管工程报价交到了阿布巴克手里，他一看，我们的价格只比他的总包价格低了大约20%，而不是向干管工程那样低得不到总包价的一半，气得暴跳如雷。我们工地当时也没有人能按实际成本做出准确的报价，大部分单价都是程经理本人和一个会计把总包单价乘了个系数，不是70%几就是80%几。绿山公司专门有人分析了我们的每个单价，认为我们必定是知道了他们的总包价格，才会这样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报价。阿布巴克来找程经理谈了几次，软硬兼施地想让我们把价格降下来，程经理每次都和他笑脸相迎，但就是不降价。阿布巴克又让FARAJ来找我谈。FARAJ委婉地对我说，做工程的报价，应按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即所耗费的成本加上必要的利润。如果一味照抄别人的价格，既有可能出差错，也不是一种很道德的做法。我当然既不可能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既然我们和绿山公司是在承包方的一条船上，那就不能一个伙伴赚大钱，另一个伙伴赔得连裤子也没有吧。我们现在的报价，既符合我公司成本的实际情况，又对我们双方都是公平的。我敢保证，只要把支管工程交给我们干，大家都有点利润可赚，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FARAJ笑了笑，就不再劝说我们降价了。那时我们的确是心中有数了，我们知道阿布巴克只有找我们中国公司干，周边别的外国公司，如韩国公司，土耳其公司，埃及公司，谁也不会以很少利润空间的价格给利比亚政府干工程的，所以我们死活不降价。阿布巴克也知道，再没有谁比中国人更好打交道，能给他赚更多的利润了。最后，阿布巴克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拖下去了，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报价，把排水支管系统交给我们施工。
由于新合同必须由经理部来签，所以的黎波里经理部的总经理特地来班加西和阿布巴克开会和签合同。这位总经理是位长得高大肥胖的北京人，他接替了原先的那位老革命总经理，成了中建驻利比亚的第二任总经理。在谈判桌上，作为我公司这方的翻译，我感觉到这位总经理不是个做生意的行家。在这之前我们就听说，总经理大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利比亚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常住在欧洲，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在那里收取中国劳务给在利比亚的欧洲公司出劳工的劳务费。我想，如果他真是在那些好地方忙于收劳务费，他应该清楚我们在这里的劳务单价是多少，可是，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似乎是一笔糊涂帐。
本来，我们谈判的是和劳务费无直接关系的分包合同。但阿布巴克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完成支管工程的同时，要派50个人的一个工程队给绿山公司出劳务，去完成他的另外一个叫108工程的未完工程，这50个人的劳务费另付给我公司。这个条件程经理很快同意了，因为他知道支管工程不需要全工地的人，派50人出去另挣一份劳务费不是件坏事。于是，阿布巴克就要总经理给他一个报价，即每人每月需要付多少劳务费。这位老总转过脸来，对我们说，我看每人每月要350美元可以吧。这时我心里一下就沉了下来：在利比亚我们中国工人的平均劳务价是每人每月400美元，他怎么报这样的低价？幸亏对方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中国话，这时程经理赶快纠正，说400美元是比较合适的。这样老总就改口了，向对方说出了正确的数字。终于，双方达成协议，我们工地按新价格完成支管工程，另派50人组建一个工程队去完成阿布巴克的108工程。这样，我们这个工地就将有利润可赚，我们这两百人在这两年里就总算不会白干一场。
在抽调50个人去新工地时，我感到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工作岗位的机会。我当这个工地的翻译已有一年了，感到有些厌烦。因为，不管对话双方是多么没有水平的人，说的话是多么无知和愚蠢，我只能起着当传话筒的作用，我即使再尽努力，也只是一个好的传话筒。现在，到新工地去工作，应该是个机会。果然，程经理来找我，指定我为新工地的唯一的翻译。因为，从外单位聘请来的一位英语两位阿语翻译（后来又新增加了一位外表较好的阿语女翻译），已经明确表态他们不愿意去新工地。实际上，包括工人们在内，谁都不愿意远离自己同胞的营地，吃住都在绿山公司的营地里，和周围的来自各国的劳工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更有甚者，有人把将去绿山公司工作的人称为“人质”，这样，就更没有人愿意去了。所以我表示同意程经理的安排，愿意去新工地工作，他很高兴。但当我说我去那里，不能只是作为一个翻译，而是要作为工地主任兼翻译去那里工作，里里外外的事全部由我负责。这样，程经理就不同意了。当然我要是他，也不会放着自己原公司的人员不用，而去任命一个外公司来的人当工地主任。他说，出国人员的岗位都是在国内就定好了的，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事。我说我在国内的工作也不是翻译，现在我一身兼两职的话，还可以为他节省一个管理干部，没什么不合理的。程经理见我毫不让步，就说要看看阿布巴克干不干。我知道他是想让阿布巴克来拒绝我，因为我和阿布巴克为工作上的事发生过几次争吵，工地上的人都知道。可是当我告诉了阿布巴克我是108工地主任的一个候选人，他不但没有反对，还发来一封正式信函，表示接受中建公司对我担任108工地的工地经理的任命。这样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工人和工长都不愿去新工地的问题。作为108工程的工地经理，我分别和阿布巴克和程经理达成了对我们50个人有利的协议。从阿布巴克那里，他答应付给程经理我们这些人劳务费的60%，另外40%付给我们新工地。此外，只要我们能完成工程进度，就付给我们50人平均每人每月50第纳尔的奖金，这笔奖金由我支配，用于奖勤罚懒。从程经理那里，我得到承诺，我们每个人按比原工地高20%的标准交回第纳尔记入我们的美元收入账，如交回更多第纳尔，则记成可兑换人民币的帐，以便我们回国时换成人民币。这下，工人们算下来，去新工地能比在老工地多挣至少40%的收入，他们都来找我，争着要去新工地，其中也包括我的朋友，对收入计较很仔细的老冯。特别使我放心的事，原工地最好的一位工长老陈，也愿意和我合作，管好108工地施工方面的事。毕竟，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土木工程的施工，对管道工程也是只看过没干过，没有他，我是指挥不了工程的。
临离开老工地前，我要求程经理给我们开一次动员会或是欢送会，但他借故走了。我就不客气的自行组织了我们一行人的动员会。在会上，我说，“有些人说我们去108工地的人是人质，当人质没什么不得了的，秦始皇没当秦王时，还在赵国当人质，后来不是照样率领了秦国的虎狼之师灭了六国。现在如果我们是当人质的话，也是光荣的人质，因为正是我们这50个人去那里工作，我们公司在班加西将扭亏为盈。另外，我们到外面去闯一闯，在外国公司的直接管理下工作，把工作成绩和我们的部分收入直接挂起钩来，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和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人在一个公司工作，在众多的外国人面前，我们一定要显示出中国人的志气来。从上小学起，我们就知道中国人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现在显示这个形象的时候到了。我们要以把工程做得快干得好的能力来表现我们中国人的形象，要以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新面貌来来表现我们的形象。我们将显示我们是一群效率高，有纪律，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在这个竞争世界里，我们不是一群让人宰割的绵羊，而是一群狼，一支无所畏惧的虎狼之师。弟兄们，现在出发吧！”
我的这番话，无形中贬低了在程经理领导下的老工地，这也是后来我穿了一些小鞋的原因，这是后话了。当时，我们无所畏惧而且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绿山公司的营地。因为我们是来自单一国家最大的人群，我们住进一栋独立的大房子。除了住房和会议室外，还有一间大房子做食堂，老工地的三位炊事员中最能干的一位加入到了我们工地，以保证我们的伙食至少不亚于原来的水平。在我们营房附近，住着绿山公司从各国雇来的散工，他们包括来自利比亚周边国家的，如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咋得，苏丹，等等，也有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国，印尼，等等，晚上我们中国工人的食堂开伙时，他们都好奇的过来观看，因为这里还是第一次有集体食堂。
在新工地安顿好了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驾驶着昨天才接手的一些老旧机械设备，有推土机，挖沟机，吊车，自卸车，和载人的敞篷车等等，浩浩荡荡前往108工地去施工了。所谓的108工地原来是一片由小别墅组成的富人区，我们经过一条两边都是二三层的楼房的林荫道时，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帮年轻人，一边叫嚷着，一边朝我们扔土块或石块，不让我们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队伍停了下来。我下了车，和几个工长和班长走到前面去交涉。我们刚朝那伙人走了几步，他们的石块就飞了过来，打在我们的机器上砰砰直响。他们喊着本地话，我们也听不懂。我只听到有个别人用英语喊着：“Get out from our area! Go back your home! Small eyes! (滚出我们地区！滚回家去，小眼睛们)”小眼睛是当地阿拉伯人对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的称呼。看着这些人嚣张无理的行为，我想，这还了得，第一天就不让我们去工地，我们的工程怎么完成？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我就向我们的人喊了一声：“全体下车，冲上去揍这些狗日的王八蛋！”早就等着这句话的这些年轻工人们，多半当过知青，一窝蜂地冲了过去，一阵拳打脚踢，把那帮纨绔子弟全部放倒在地上。我让大家住手，对着这些人和两边又来了些看热闹的当地人，其中有些是上了年纪的人，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就用英语喊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是应你们政府的邀请，来你们区域施工的中国工人，我们是为了给你们修建公共福利设施，为你们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而来的，请你们不要阻拦我们！然后我们全体回到我们的汽车和机械设备上，继续朝前行进，这下，没人阻拦我们了。在我们的车辆从两边的当地人开过时，我听见有人在呼喊着：“Bruce Lee! Bruce Lee!”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晚上回来我问一个管修理机械的泰国人什么是“Bruce Lee” ，他笑着说，你是中国人，连这都不知道。他给我拿了一盘电影录像带来，打开看了后，才知道Bruce Lee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华人武打明星李小龙。就是因为他的精彩武打片，当地非洲人以为中国人都是会武功的，所以只要是说起中国人，人们的印象就是会打斗。自那以后，我们的施工队从那条街上路过和在那里施工时，再没有发生受阻拦被骚扰的事件。我想，从那天的事情看来，功夫明星李小龙对我们中国人的帮助，对提高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比我国在70年代初花了几亿美元建设了一条徒有虚名的坦赞铁路，还要大得多。
在108工地，我们的工程进展很快很顺利。原因有几个：一是来的工人中多半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在比原工地奖金较多的刺激下，干劲大，工效高；二是打破了原来的工种界限，按工作的需要安排工作，而不是完全按原来的工种上岗；三是108工程地质条件好，处于高地，挖下去5米都没有地下水，土质也是粘土，两米以浅的管道沟几乎可以不用打钢板桩或做支撑；四是原来顾问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那个英籍斯里兰卡人NATHAN被阿布巴克聘请当了总包的项目经理，而现场顾问公司的驻地工程师，一个伊拉克人，不久前还是NATHAN的手下，对他老上司的新部下所完成的工程，很少挑毛病，验收签字也很快。所以我们的工程进度很快，总包的上上下下对我们这帮中国人的施工队都很满意，我们的奖金也及时按月发放。和原来工地秘密给个人收入记账不同，我是当众公布每人每月的奖金数额。而且，考虑到我到新工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工作，不是挣大钱，我每次都把我本人的奖金放在最少的一档，以堵住少数对自己奖金额不服气之人的口。
当然，我在108工地工作期间，也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我和阿赫迈德（AHEMED），一位代表业主住房部和总包驻工地的监督员发生激烈冲突，这事我已在另一篇回忆录“蛇，狗，猫和知青们的二三事”叙述过，这里就不再说了。另一次是和阿布巴克发生剧烈争吵，也是使我难忘之事。
那是发生在工程后期，工程已经完成大半，工人们也用不着在星期天去工地加班了。有一天，阿布巴克让我每个星期天派10个工人去给班加西市长家盖房子，加班费照发。当时，对我们中国工人来说，星期天最想干的事就是加班。因为不加班，无所事事，不挣点额外收入，等于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毫不迟疑的答应了。第一次去了后，工人们回来对我说，在那里工作上没有困难，就是主人家连喝的水也不招待。不像在108工地的别墅区干活时，当地住家户不但送水，有时还端来水果招待我们。我就说下次去市长家，顺便带两个大西瓜，你们吃的时候也馋馋他们。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天，我都派了工人去市长家工作，但到月底发工资时，工资单上没有这些人到市长家干活的加班费。我就去问阿布巴克，是不是他的会计漏掉了。他笑了，说算了吧，我们公司的财务制度无法给这笔钱记账，就算是你们给我帮个忙吧，不要付加班费了。我说，那怎么行，这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让本来就很穷和累的工人们给你们白干活不挣钱，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如果不付加班费的话，下星期我就不再派人去市长家了。看见我不买他的帐，阿布巴克就变了脸，说，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已经比在1070工地挣得多多了，现在只是让10个人星期天帮帮忙又怎么样？要知道，我要是让你们赔偿你们给我损坏的机械设备钱的话，你们的损失将远远大于这几个加班费的钱。我反驳说，合同里规定由于我们的过失引起工程工期延误和质量不合格，给公司带来损失，我们要负责赔偿，而机械设备和工具是由公司负责供应和维修的，施工中的损坏是属于正常现象，再怎么算账也算不到我们劳务工的头上去。
阿布巴克见说不动我，干脆威逼我说：“下星期你派也得派，不派也得派！你要是让我得罪市长的话，我也要对你们不客气！”
我没想到这个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德国留过学的人是这样不讲道理，我的火气也冲上来了，说：“我就是不派，一个都不派，你敢把我怎样？你们一个是市长，一个是公司经理，让工人星期天给市长家干私活不给工钱，这是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发生的事吗？你怕得罪市长，那让我直接去和市长理论理论！”
我这话把阿布巴克气得几乎发疯，他完全失去理智，咆哮起来：“你小子等着，我要整死你！我要开车把你压死！”
我当时倒还没完全失去理智，我说：“你要是开车把我压死，你就要杀人抵命。我死了，我老婆一个人工作能养活我的一个孩子，你死了，你的老婆和五个孩子靠谁养活？你要和我以命抵命，你肯定是只亏不赚！”没等他回话，我就离开了阿布巴克的办公室。
后来，我们的工人再没到班加西市长家去干活，阿布巴克也从来不提这件事了。直到108工程接近完工，我和大部分工人离开利比亚回国，我们公司和工人们该从绿山公司得到的收入都没有少。最后，我们在班加西的工程结算下来，是赚了些钱，哪怕是赚的很有限。使我欣慰的是，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在国家很缺外汇的时期为国家挣了一点钱。此外，对我们个人来说，除了收入比国内高以外，就是我们初次走出了国门，开了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