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几千年来人类的本性并无太大变化，相似的故事不断地重演，相似的情节，相似的人物，不同的只是时空背景。
引子
一九七二年初的冬天气候异常寒冷，京城遭受到一股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强冷空气侵袭，极度严寒，北风呼啸，滴水成冰，路面冻得如同铁板一样硬。一连数日大风，直刮得天昏地暗，路边的积雪也被卷上半空，日月无光，天空中灰蒙蒙一片，整日都阴沉沉，偶尔露一下面的太阳也是一副惨白的模样，像一张剪成圆形的白纸，暗淡无光。晚上天黑得早，下了班，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回家，窝在屋里不愿出门，一过七点，街上基本上就清静了，少见人影。
又是一个极阴冷的早晨，在明亮小学四年级一班教室内，讲台左侧墙角处有一个大号的火炉子，膛内的炉火烧得正旺，炉壁散出阵阵热气。这种火炉要比一般家用的大上两三倍，烧的是煤块，尽管今年冬季取暖用的无烟煤供应紧张，不过城里的中小学校用煤基本上还是有保障的，从山西大同运入京城的一部分优质煤被指定划拨给全市各中小学。每年一入冬，沿着教室外侧的一面山墙就会堆出一座煤山，淘气的男孩子会趁着课间活动时间去爬煤山，弄得两手黑黑的溜进教室。
窗外，寒风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呼啸，光秃秃的树梢被狂风蹂躏得摇曳欲折。站在讲台上的郑惠新虽然离火炉最近还是觉得冷，瘦弱的身体一阵阵地打颤，拿粉笔的手也在不停地发抖，写在黑板上的英文字母断断续续地连不成型。她使劲裹紧身上的短呢子上衣，口中轻声念叨着“好冷，好冷。”
教室里，四十多个学生都不解地望着她，十来岁的孩子不明白郑老师挨着火炉为什么还要喊冷。在同一间教室里，每个人的感受各有不同，坐在前排尤其是靠近火炉的几个孩子觉得炉火太旺，热气扑到脸上，有点烤得慌，而坐后排离火炉最远的人因为接收不到多少热量，经常手脚冰凉流鼻涕。
郑惠新是从内到外都觉得冷，她的心仿佛泡在冰水里一样，在人世间活了四十年，还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寒冷，烧得再旺的炉火也驱不散包裹着她身心内外的寒气。她感觉自己似乎再也支撑不住去了，无论怎样缩紧身体都没用，寒气从她的心口向四肢和头顶扩散，身体渐渐地僵硬，手脚不听使唤，脸和地面的距离在逐渐拉进，终于缓缓地伏倒在讲台边上。
学生们惊叫起来，有人冲上前去搀扶郑老师，有人跑出教室去学校办公室报告。在学生的心目中教英语的郑老师是全校最好的一位老师，她对学生友善，从来不训斥也不挖苦，说话和气，脸上总带着微笑，不像其他的老师那么严肃可畏。学生们对她的华侨身份也很好奇，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海外关系是个敏感话题，学生不敢直接问郑老师，而郑惠新对自己的私事也只字不提。郑老师是全校惟一教英语的老师，四年级和五年级的英语课都是由她来讲，这让她在学生心目中愈发地特殊。
跑出去的学生把教导处孙主任找来了，这两天孙主任有点心神不定，刚向全校师生传达完中央指示精神，上级指示要教育全体师生正确看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件事。喊了二十多年打倒美帝，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自己送上门来了，还要不要打倒？
要说这孙主任才刚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可他感觉每天都活得挺累。没办法，他既是教导处主任也是校革委会副主任，教学和政治思想工作他都有责任，中央的政策变化太快，政治任务一个接一个，年初刚传达完中央4号文件，还在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批林整风材料。突然间工作重心转移了，中央的政策变，基层也得紧跟着变，否则就跟不上形势发展。
美帝头子要来，这对从建国以来就接受反美教育的百姓在思想上是一大考验，怎么把这个弯子转过来破费思量。从上级传达下来精神说，尼克松这次来访，他的夫人有可能会提出来要参观京城的中小学校，所以要特别注意加强对中小学学生的思想教育，一是要正确认识尼克松来华访问，至于怎样是正确认识却没详细讲；二是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如果对方有任何带有挑衅的言行一定要坚决抵制。孙主任做事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盼着一切都顺顺利利地别出事，下意识里他倒希望这美国总统最好别来。
当孙主任跟着报信的学生跑进四年级一班教室，见郑老师倒卧在地，孙主任心知不妙，赶紧去找看校门兼负责课间打铃的工友老赵，推来一辆平板三轮，两人合力把处于昏迷状态的郑老师抬上车，往她身上盖床棉被。由老赵蹬车，孙主任骑自行车在一旁照看，顶着刺骨寒风，把郑老师送往距离最近的医院去抢救。
老赵已年近五十，在明亮小学做了二十几年校工，学校每节课的上下堂时间都由老赵负责，以前是每堂课他都得摇着铃铛在校园走一圈，后来改成摁电铃，开关就装在校门口的传达室里，老赵坐着一伸手就能够到。老赵一个人住在学校传达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家属都还在留在河北农村，除去寒暑假回家探亲以外，校内总能见到他的人影。他该算是这里的老人了，对学校里每一位老师的家庭情况，人品和脾气禀性都略知一二，他对郑老师这位印尼华侨的印象最好，郑老师没有城里人的那种傲气，对他这个农村人向来都是和颜悦色的。听说郑老师病倒了，老赵二话不说立刻跑过来和孙主任搭手把郑老师抬上车，一路紧蹬往医院赶。
躺在平板车上，郑惠新被冷风一吹，恢复了点意识。
建中在哪里？她心里最牵挂的是儿子建中，一想到此时建中正被关押在公安局里，她的心就绞痛起来，法院会怎么判？他才刚满十七岁还未成年。她想开口说话但是发不出声，连转一下头都做不到，感觉全身僵硬，动弹不得。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涌出眼眶，泪水即刻被寒风冻结在脸上。
“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不带他回来，把他留在雅加达祖父母身边，也许就不会出这种的事有这样的灾祸，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也许都是命中注定，一代又一代，总在不断地重复过去。”
一阵晕眩，意识模糊起来，她好像又回到出生地，回到井里汶，回到父母身边。
“你爸妈可是一见钟情啊！”有一次大舅公对惠新说起过她父母年轻时候的情景，“当年你爸爸还是个风流才子呢，经常跑我们店里来买东西，其实不用说也看得出来他是来看你妈妈的。”
当年郑惠新的父亲在广州，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南洋来教书，之后和惠新的母亲相识相爱，在印尼安了家。更早的时候，惠新的外祖父因为家乡生活太艰难，只好扔下妻儿，只身赴南洋谋生，经历一番辛苦努力积攒下本钱，在当地开了一间食杂店，才回乡把妻儿接到印尼，一家人团聚。
“一开始你外公不喜欢你爸爸，说他是一个无用书生，除了人长的漂亮，可你外公没办法，你妈妈喜欢你外婆也喜欢，所以你外公反对也没用。”惠新的大舅公继续揭妹妹和妹夫的老底。
惠新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妹。惠新还记得在她五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过一次揭阳老家，那会儿日本人还没打到揭阳，但是风声已经吃紧，村里的殷实人家都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南下香港逃避战火。时局动荡，人心慌慌，国内不宜久留，惠新一家人很快又回到印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南洋，全面禁止华语教育，逼迫学校都改教日语。捱到日本投降，华文学校才逐渐恢复。从玛琅中学毕业后，惠新通过英国剑桥海外函授考试，拿到英语教师资格。在雅加达的一所民族学校里找到份教职位。二十一岁结婚，嫁给家里开米铺的王顺开，生活过得平淡安逸。
“我决定要回国，下个月有一条船去香港。”
丈夫的一句话便打乱了惠新的平静生活。从万隆回来以后，王顺开的精神一直都在兴奋当中，说起见到周总理的情形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念叨要回国报效。这几年，有关新中国的各种消息在华人圈内传播得非常快，对年轻人极具吸引力。王顺开要回国的想法得到岳父的大力支持，惠新父亲对女婿说，“去吧，趁着还年轻，回国去干一番事业。”
此时，惠新怀中的儿子才出生几个月，望着充满壮志豪情的丈夫，惠新不禁要担心儿子的未来。
“你带孩子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先去，等儿子长大一点再带他回去。”家中的娇妻幼儿没能羁绊住王顺开的脚步，他一个人先回了大陆，和他乘同一条船回去的还有一班怀着相同信念的热血青年。
等了两年，惠新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儿子回国投奔丈夫，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但此时王顺开的情形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三年后，离了婚的惠新带着只有五岁的建中搬进她任教的明亮小学分配给她的一间平房。这间平房在一个居民大院里，只有十来平米大小，还是坐南朝北，没有后窗，屋内一年四季不见阳光。
住在大杂院里取暖举炊都离不开煤炉，柴米油盐她都要自己操心，北京的冬天对惠新这个南方人非常难捱，生活条件的艰苦，种种不适应，对她来说都是考验，惠新也不可能再回印尼，在她的那本印尼护照上有一条印尼文加注：永不再回到印度尼西亚。
这些年惠新一直在默默坚持，在学校里认真教课，低调做人，对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回到家便把心思都放在培养儿子身上，建中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同院的邻居庄大娘，见她孤身一人还带个孩子，又不会做家务，时常会热心地过来帮手，教她如何生炉子，如何做面食。不过惠新在这方面的悟性太差，总是搞成一团糟，下班回来，炉火经常是凉的，屋里像冰窖一样，有时候花上几个小时还生不着炉子，吃不上热饭，后来惠新索性把钥匙连家都交给庄大娘，请她帮忙照看。建中从小跟着惠新，母子相依为命，长到十六岁，随大溜跟着同学下乡插队去了河北农村。
“我们这里没床位，人手也不够，收治不了，”急诊部的大夫仔细检查一下，对孙主任说，“你们送病人去二院吧。”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京城里的各家医院都在响应号召，遵照“六二六指示”精神，每年都要组织一批的医务人员下乡，城里的医院人手短缺，候诊时间自然延长了。无奈，孙主任只好叫老赵继续蹬车，顶着六七级大风转送郑老师去另一间医院。
户外的气温零下十几度，口鼻中呼出的热气立刻变成一股股白烟，老赵的前胸后背都已经被寒风吹透，感觉戴着的棉手套薄得像一层牛皮纸，抵挡不了寒风，里面也存不住热量，手指冻得生疼，握不稳车把。一旁的孙主任一手扶着把，一手帮忙推板车，他的眼镜框和睫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冻在一起。
一张被白口罩遮住的脸进入惠新的视线，按在她手腕上的两根手指如同挂在他胸前的听诊器一样没有热力。
“这人已经死了，连脉搏都没了。”医生的表情冷漠，语气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冷。
“等一等，病人还有热气呢，您再看看。”孙主任有些不满地说。
医生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孙主任和老赵一下子都泄了气。
孙主任和医生见的对话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飘进惠新的耳中，惠新很想对孙主任说声“谢谢，你们已经尽力了”，可惜她已经感受不到舌头的存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最放不下的还是儿子建中。
郑老师病故的消息在学生们的心理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大家都很难过。学校里只有郑老师一个人教英语，临近期末考试，不得已，孙主任只好亲自上阵代课。随着郑老师的突然去世，英语这门课也从新学期的课表中消失了。
一九八三年夏初，建中拎着一套简单的行李回到京城。当他走进那个既熟悉又变得有点陌生的小院，往日的情景一下子全都重现在眼前，曾经住过十一年的那间小南屋外表更显残旧，住客也换了一对中年人。窗台下有一棵金银花，生得枝繁叶茂，根部老藤盘结，建中悲喜交集，这棵藤还是他和母亲一起动手挖坑栽下的，算起来该有十五年以上的光景，人去藤在。十二年前，离开这里时他嘴唇上的茸毛还是软软的，现在都变成硬胡茬，身量也高了。
住在同院的庄奶奶还健在，闻声推门走出来，庄奶奶比十年前明显地苍老了许多，眼神有点不大好使，她看着站在眼前的这个面孔有点粗糙的年轻人，眯起眼来端详了一下，说，“唉，这不是建中吗，你可回来啦，这都多少年啦，走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小子，回来都成一大老爷们了，不仔细瞅还真认不出你。”
“唉，你妈真是命苦啊，等不到你回来她自己个先走了，多善性的一个人！要是等到现在看到你回来，她得多乐呵，唉，没这福份呐，”说着话，庄奶奶伸手拉住建中，“走，先到奶奶屋里坐会儿，你这孩子打小就嘴儿甜，会哄人，临走的时候还说等你回来要买点心给奶奶吃，想不到你这一走就是十多年，给奶奶买的点心在哪儿呢？”
庄奶奶的一番话，说得建中泪如泉涌，被十多年的劳改生活磨砺变得像生铁一样硬的那颗心瞬间软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