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3日）
1： 重庆模式与新加坡模式有许多相似处
重庆模式中，除了唱红之处，其他政策与新加坡有诸多的相似点，比如打击消除黑社会，建设公租房，大规模的城市绿化，全力吸引外资，特别是国际大资本以搞活经济。无论是在大连任上，商务部长任上，还是重庆任上，薄熙来多次公开表示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学习，在谷歌里查一下“薄熙来 学习新加坡”可以找到很多这类讲话，时间跨度很长，说明是他一贯的思路。只是这几个星期所有大陆媒体都在狂删薄熙来的旧闻，所以这些老报道大多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我看到网上一位大连网友的长贴，也提出薄熙来施政其实是学新加坡，只是从来没有大作宣传。网上甚至有传闻谷开来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新加坡的李显龙总理曾经在2010年9月专程访问重庆，在这次事件前，新加坡的媒体对重庆的评论也相当正面。
搬抄新加坡的经济模式与公共管理政策，其实是符合中共近年的基本国策。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在经济路线上一直就是打左转向灯，向右拐。从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与新加坡政府合作，选派了大批县处级以上干部到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学位，在南大的班级被称为“市长班”。十几年来培训的中层干部已经达到千人以上。得到培训的官员大多很年轻，是重点培养的接班梯队，所以很多人回国后已升居更高位。
中共学习新加坡，是基于多项国内与国际政治的考量：
A: 公开学习欧美有政治上和平演变之虞；
B：远东经济发达体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五个，从大到小排列：日韩台港新。
日本是二战宿敌，与中国仍有领土争端，而且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共立国的主要根基；日本经济自九十年代起也一直委靡不振；韩国是韩战中的宿敌，并且至今仍有庞大美军基地，与北韩军事对立，是中共的战略假想敌之一；台湾的国民党是中共的内战宿敌，承认台湾模式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当初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民进党是台独的急先锋；香港直到1997年还是个殖民地，如果公开学香港，等于认同了中国要当三百年的殖民地。
除了以上四个经济体，新加坡是唯一可以学习的对象了。其实新加坡也是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宿敌，翻开李光耀的回忆录，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对抗镇压马来亚共产党，而马共的后台就是中共，电台就设在中国湖南益阳，一直到1981年才被邓小平关掉。
而新加坡模式中的许多要素与其他四个亚洲发达经济体是相似的，并非新加坡一枝独秀。中共学习新加坡，在政治层面是不成功的，一个明显的指标是，新加坡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中共则是全世界最腐败的政府之一，因为新加坡经验有两点中共是不敢学的：一人一票全民普选，司法系统独立于行政系统。（参见拙作：中共学习新加坡，二十六年没毕业），如果不根本改革政治体制，不论是学新加坡还是学其他远东发达经济体，都必然是邯郸学步。薄熙来靠经济模式搬抄，取得了重庆模式的表面成功，如果没有根本的体制变革来支撑，迟早是要破产。
2： 薄熙来唱红的真实动机是准备造反
很多人对薄熙来唱红的动机莫名其妙，文革中薄一波被打倒，母亲被逼自杀，薄熙来坐窂。而薄熙来在大连市委书记与辽宁省长任上，并未有唱红挺毛的公开表现。为何到了重庆，已经五十八岁的薄熙来一反常态，突然狂热推崇毛泽东思想？而且薄的重庆经济政策实际上仍新加坡这些右翼的经济政策大同小异，与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说薄熙来与毛泽东有何共同点，那就是两个人都是政治家。所以分析薄的行为，要从政治家的利益点出发。在辽宁大连任上，薄只是个地方政客。在全国政治版图上排位不高。在大连市长，市委书记（副省级）任上，薄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1997年十五大的中央委员人数是193，候补委员是151，薄当时有心想挤上个候补委员却失败了，党内排名在344名之后；十六大薄作为辽宁省长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省长只是二把手，很难有独立作为，而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的书记，中央部委一把手，薄在中共党内排位仍在百名之外。
而在2007年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薄熙来不仅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而且晋身政治局委员，虽是刁陪末座，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排名却急升到第25位，政治视野豁然大开，王权大位触手可及。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58岁的薄熙来摇身一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掌旗人。因为毛泽东的革命造反理论，是薄熙来抢班夺权的最佳利器。而毛泽东思想的党内正统地位，也给薄的武装政变运作，披上了绝好的保护色。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薄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思想界，军界拉拢人才，公开宣传，为十八大前后的政变作舆论，经济与军事筹备。
3：海伍德案只是个烟雾弹
海伍德案首次曝光，是2012年3月24日的一条微博，此时距王立军闯馆已经整整一个半月，消息据说是来自王立军手机2月15日的短信，即使这个日期是真实的，也是发生在王立军被中央控制后一个星期，显然这是中共高层掌权人有意放风，试试看舆论导向。然后到4月10日深夜11时，官方正式公开这一刑事案情，第二天就盖遍了中国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样的媒体时间安排，完全不给薄派舆论反击的机会。在此前二个多月时间里，美国政府，中共政府均只字未提此海伍德案件，英国政府虽然在王闯馆一周后才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此事，也未对媒体公开。倒是政变倒习夺权之说不胫而走。说明海伍德这个无业游民之死，其实不是事件的重点。薄熙来事件的核心是政变夺权。海伍德案即使是真的，也只是薄熙来政变准备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中央政府支支吾吾一个多月后，突然茅塞顿开，发现了这个小插曲可以起到政治烟雾弹的大作用。于是先放微博消息试水，再作官方郑重确认，鸠杀，谍影，婚外性，各种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充斥海内外媒体，连海伍德拧谷开来的屁股都上了小报头条，极大地满足了小市民的阅读胃口，最大限度地将媒体注意力从薄熙来造反大业上引开。
如果只是一起谋杀案，何至于要各地封疆大吏，各大军头出来表态？何至于深更半夜将全中国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传达几个小时就要见报的新闻通稿？陈希同与陈良宇也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原政治局内排名更在薄熙来之上，为何从来没有如此紧张？想当年陈希同可是联合了十几个省市的一把手准备在体制里倒江。薄熙来案比陈希同案更紧张，还能是什么事？
中共不愿公开薄的造反真相，有几个原因：
A： 如果将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中共将失去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这也是邓小平被毛泽东打倒多次，儿子邓朴方被逼得断腿了，邓却至死不敢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原因。
B：薄熙来如果造反，将成为中共统治的破局人，极可能得到左右两派，甚至国际主流社会的支持。尽管在中共的主流媒体上和平发展是主旋律。任何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期待破局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即使在民主国家，执政者如奥巴马，萨科齐，马英九都会在几年后慢慢失去主流民意支持。人心思变，要换个领导人试试。而在民主体制下，这种换班是正常和平的。而在中共专制下，一小撮政客几十年如一日把握大权。即使体制内的人，位高权重如薄熙来，要正常升官只能是长年累月地为上级溜须拍马。1997年江泽民附庸风雅夸了几句电影泰坦尼克，薄熙来赶紧花大价钱将女主角请到大连，坐在公共汽车顶上唱歌，只是为吸引江的注意力。如此别出心裁地巴结，最后大位还是传给了习。一般的中低层官员，一辈子舔上级屁股，过年过节从来就是下级给上级倒发奖金送红包，甚至连老婆都要交给上司睡过，怎能不恶火攻心。至于10多亿的升斗小民，就更不用说了。不论是左派，右派，只要有人破局，必然是一呼百应。这些对体制的深仇大恨，均源自中共的专制体制，大多数人都认为，只靠体制内修修补补，解决问题永无指望，如能破局也好，大家都多了个机会。
C：这一点最重要：如果薄熙来的问题是谋反，意味着规模浩大的政治清洗将在十八大前后全面展开。而提前透露政治大清洗的消息，有可能惊动薄熙来的盟友与同情者，激发武昌起义式的军事政变，在没有薄熙来领导的情形下，中共仍可能全局崩盘。
对中国现代史有重大影响的辛亥革命，就是起始于统治者意想不到的小规模军事骚动。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配制炸药不慎爆炸。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只是个小排长），新军工程第八营数百人仓促起义，经一夜战斗，11日，义军人数增加到三千多人，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清王朝长达268年的统治，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几百个军人哗变，在一夜之间划上了句号。
那个违反安全生产条例的孙武是湖北人，与广东人孙中山并无亲戚关系。作为革命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正被清政府全球通辑。他的政治情况比薄瓜瓜好点，不是学生签证，居然怀揣一本如假包换的美国护照，不必申请避难；经济条件可惨了，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卢姓中餐馆中刷盘子。听说革命一夜间成功了，孙中山撂下盘子，掖好美国护照，急急赶回中国，美籍洗碗工当上中国临时大总统。这个美籍洗碗工，在武昌起义前象常人一样，没有未卜先知，但是他象股神巴菲特一样，坚定地买了民主政治的长线股票，虽然几近穷困潦倒，终于还是在政治上赚到盆满钵盈。不过他后来又做短线投资，为了三百来万苏联金卢布，搞了国共合作，将只有四百个成员的共产党并入国民党，养成了几万人的大党，结果不但把中华民国输掉了，连老婆宋庆龄都被苏联间谍搞到床上去了，儿子孙科50年代一度又回到美国去种菜。
汲取当年清王朝阴沟翻船的教训，中共的当务之急，是麻痹政治对手，所以周永康同志应该多多出镜，张海阳上将可以放心出国访问，刘源上将也不必表态，只要你们衮衮诸公不再提造反政变，我们党中央什么也没看见，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继续过好日子。但在内心深处，各方都提心吊胆，稍有不慎，就有灭门之祸。
4． 驼鸟政策，后患无穷
这种驼鸟政策，实际上暴露了中共现领导层的极端软弱。即使中共这次侥幸挺过薄熙来事件，其极端软弱的表现必将引发体制内其他强人的兴趣。中共政权从此国无宁日。
在俄罗斯1917年，沙皇政府的遭遇与清王朝一样冤，三八妇女节（俄历二月）一群女工上街讨面包，男工也来声援，沙皇派出一队士兵镇压，士兵哗变，看似稳如乌拉尔山的沙皇政府就此垮台，史称二月革命。当时列宁正在瑞士这个风景如画的资本主义国家，拿着德国外交部的金援破坏俄罗斯，也不亏待自已，顺便还嫖娼快活一下，染了一身梅毒。听说国内革命突然成功，列宁也象孙中山一样急急回国，却什么也没捞着，国内已经成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但是列宁就此汲取了教训，一直在鼓动同志们继续武装夺权，党内多数人觉得那是轻举妄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居然把他们的反对意见登在公开报纸上，让列宁火冒三丈，以为要遭到临时政府的镇压，然而软弱的政府只是以捉德国间谍为由通辑列宁，并未镇压准备政变的布尔什么维克党。此时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进行中接受敌对的德国金援，卖国丑闻本来是见光死，所幸当时没有电视短信网络微博，消息传得可慢了，所以赶紧夺权再说。十月革命选择在亲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政府各座大数值班的一天，有惊无险，顺利拿下了彼得堡城内的各要害部门。事实上临时政府根本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所谓攻打冬宫云云，其实是苏共后来放在教科书中骗学生的政治童话，以防后来人了解，在社会条件成熟时，革命果然就象请客吃饭一样容易。当两个革命导师一个在刷盘子，一个在逛窑子时，革命都会突然成功。
薄熙来在这个事件中错失了两次政变的时间点：
一是王立军闯馆。领事馆不同于大使馆，没有主权之说，重庆警方是可以强行进入，控制了王立军后，反过来指责中央有人指使王立军叛国，或者指责美方非法扣留王立军，中央政府外交软弱误国，主动擦燃军事政变的导火索；
二是三月人大会议。薄熙来可以公开反对人大的某项议题，进而指责政府与人大都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只代表一小撮身着外国名牌服饰的精英权贵。重庆宣布学香港自治，在香港特首选举时，重庆也同步自选薄熙来作特首，割据一方，然后号召各省市县自行效法选特首。
当然这两个选项都要有几千人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重庆市直接掌握的武装警力与武警内卫部队应在数万以上，如果加上成都军区的一两个师，其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武昌起义中群龙无首的三千个中下层官兵。今日中共国的人心焕散，并不亚于清王朝，薄的胜算并不低于当年的革命党。
重庆山城是二战时中国的陪都，易守难攻，如果薄熙来有十万武装，中央大约要调个十个集团军五十万野战军来战。这里先要排除成都军区的部队，不敢相信他们，只能从南京，兰州，广州三个军区调动。
想想看几年前的四川地震，中央调二三个集团军都忙得焦头烂额，温家宝在电视镜头前把电话摔了。那可是和平时期救灾，军人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一。现在让这批军人迎着枪林弹雨去保卫党中央，中央谁有信心？
薄熙来在前两个月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他高估了已方阵营的政治实力，政治局常委里当时还有半数的票，以为软弱的中央还不敢动他，仍准备按计划到十八大时再动手。也可能是准备不足，或者同党中有人临阵退缩，未能成事。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薄熙来在当时选择政变看似异想天开。他贵为政治局委员，几乎就握着免死金牌，有着三四代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为什么要走政变破局的绝路？这种寻常想法正是股民与股神的差距。
如果薄熙来预见到这一个多月的事态发展，已经到了满塘鱼可能死光的绝地，那二三月份他必然举旗造反，即便是鱼死网破，也死得轰轰烈烈，很可能还闯出一条生路，成为一代开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