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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我们不能迷信改革——苏联解体教训
2013-02-18 20:49 来源：凤凰历史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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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凤凰网历史：由苏共党员构成的官僚群体在苏联解体和苏共覆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的官僚阶层拥有大量特权，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房宁：官僚主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有诸多争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凤凰网历史：恩，他认为苏联解体源于上层精英集团的变质。
　　房宁：你熟悉他的观点?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在历史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官僚集团在苏联解体时处于麻木状态
　　说苏联的官僚阶层开始对改革抱着怀疑，后来又积极支持改革，似乎看不出这种变化。尽管科兹讲的有道理，但我感觉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在几十年历史中，他们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行将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也许并非像科兹讲的那样，苏联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到苏联解体不过是5、6年时间，苏联是在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包括选举(他们并不知道选举的厉害)的冲击下解体。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在麻木和猝不及防中，被历史甩到了一边，不见得是由于他们的蜕变导致了革命，上层精英集团的无所作为，他们实际上成了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这的确在历史上很少出现，是令人费解的。也许这个解释更接近于实际，当然我并不排除有人是明白的，有人已经蜕变了，变成了资产者，苏联解体对他们有好处，但不能认为多数干部是这么想的。很难设想最后苏联最高的统治集团出来进行政变，(编者按：指由亚纳耶夫等苏联高层发动的“8·19”政变)试图阻止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上层已经蜕变了，他们为什么要在最后出来阻止这场变革呢?如果变革已经完全符合了他们本人和集团的利益，他们的政变则是无法解释的。
　　苏联精英集团被意外冷冻了，原因是改革来的猝不及防，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知道一旦开放选举会是什么样。连叶利钦恐怕也不知道，而一旦选上他就明白了。在一个没有竞选的国家里，忽然被选出来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尽管他没有一兵一卒，但他简直就是上帝。
　　中国1989年的情况似乎可以印证一些东西。89年的时候，许多中共干部也不明白，北京很多部委的干部居然也跟着上街了，那些部委的干部难道已经是资产阶级了，难道他们是“经理革命”的受益者吗?不见得。由此推断，我认为就是糊涂，集体无意识，集体麻木，多可笑。
　　一个群体站在自己利益的对立面，来促进这个事，把自己往悬崖底下推。苏联官僚集团在整个大楼倒下的时候，跑都没跑，麻木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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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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