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词曰：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年(2009年）是本人中学毕业30年,也是上大学30年.暑假特意回国参加了中学和大学两个30年的同学聚会,见到了许多多年未见的同学和朋友。有些同学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从未见面.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30年人世沧桑，应了我们大学哲学课上的一句话：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
中国这30年是巨变的30年,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正统的社会主义变型为相互竞争甚至原始积累型的资本主义(按官方说法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从一个贫困的第三世界 “穷老大”变身为坐拥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中间的变化之大真让人瞠目结舌，真应了一句古话“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对我们60年后这一代人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77年恢复高考，有了高考我们才得以上大学，最后又飘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美国，安营扎寨落地生根。1979年是恢复高考第三年，那时录取率很低，大概十几、20人才取一个，那时有一个说法叫“鲤鱼跃龙门”，能考上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名落孙山。我那时幸运考入北大，也是轰动一时，是江西金溪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同班还有人考取上海外语学院、厦门大学和江西大学。据说我们中学校长因而升官，当上了县教育局长。那时考上大学的现在都还不错，或在学校当老师，或是一官半吏，生活无虞，过得比较滋润。没有考上大学，又没有好爸爸，也没什么一技之长的就比较艰难，有夫妻双双下岗，有40几岁就被迫退休，只能作点小生意，惨淡糊口。
不记得谁说过，人生道路曲折漫长，但紧要处也就那几步。这几步走对了，赶上了，一辈子大体就顺了；这几步若没赶上，这一辈子可能都会艰难困苦。70-80年代对于小县城的人来说，考上大学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我中学一位同班同学来自农村，平时成绩很不错，79年考大学只差一分而名落孙山，因家里穷只能回乡种田。另一位同学78年没考上，回家种地了2个月，实在看不到希望，于是借钱回来补习，79年终于考上江西大学，现在是县里的一个局长，尽管不是什么大官，但在县城也算有权有势。在官场打拼谨言慎行惯了的他在同学聚会时几杯酒下肚也是感慨万千，说他这辈子作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79年回来补习并终于考上了大学。
30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为一些人提供了大展拳脚发财致富的机会。中学聚会的主办人多才多艺，更兼头脑灵活，大学毕业后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下海经商，经营超市，现在已形成连锁集团，并准备挂牌上市。当然改革开放，机会多了，诱惑也多了，有些人不慎失足，进去了。最有名的就是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胡士泰，这次北大历史系世界史79级30年聚会移师上海举办，时任澳大利亚力托集团上海总经理的胡士泰是最大的金主和赞助者，聚会的安排之一本来是要参观胡掌管的力托上海总部，并在胡的豪华公寓歌舞联欢。但7月份东窗事发，胡被拘，说他涉嫌“商业间谍、行贿”，中澳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喧腾一时。在我的印象中，胡在北大时读书时，并不很活跃，不善言词，但拉得一手好小提琴，专业不很出色但外语很好，这也是他后来进外企的有利条件。去年他来美国送孩子上大学，我们还在新州另一个同学家中聚会，请他吃了一顿饭。没想到一下就进去了，到现在半年了，既未审更未判，胡还关在牢里，等着不可知的命运。这一事件使胡士泰一下成为我们班“最有名”的人，而且在国际上都成了名。我们中学也有一个同学，以前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此君也很能干，从中学老师升为校长，后来又当上县教育局长，但就是太过张扬拔扈，除了县委书记外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县委书记一走，遭联名举报告发，说他贪污受贿，结果被判刑10年。他不服上诉，反被加刑一年。有人说他败就败在太过张扬，树敌太多，不懂在官场混为人要低调、见好就收的宝训。我们北大79世界史班27个人，出国的七、八个，大部分都在国内，真正搞历史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下海经商，有几个当官入仕，挣小钱的有，但大富大贵的还没有出现，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许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大富大贵的命。
(2009/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