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介子推和严子陵）

读史有感（介子推和严子陵）

介子推（?－前636年），一作介之推，又称介子、介推，春秋时期周晋（今山西介休）人，晋文公重耳的辅臣，骊姬之乱发生后，他跟随重耳出奔，历尽艰辛，忠心辅佐重耳得以返国，介子推却淡泊功名，归隐乡间。”《维基百科》
关于介子推的历史记载非常有限，传说居多。其实冷静地想一下，历史说到底都是一些传说，无非是现在我们认为过去人的某些言行，有着那些影响，至于那人真正的想法，或者说真正是什么样的人，有谁能知道？
那些人都死了，我们无法问；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也死了，真假又怎么能知道。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关于他有那些传说，还是很有些意思的。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历史名人，但其经历非常坎坷，无人能比。他的父亲喜欢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准备把君位传给他的弟弟，这样他就危险了，只好流亡。重耳之所以能成大事，就在于有一些能干人死忠于他，跟他一起受苦受难，介子推是其中之一。
有一回为重耳管钱的头须带着钱开了小差，估计是认为革命没有希望了。重耳虽然是不凡之人，但肚子一样会饿，饿了一样走不动，于是介子推毅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吃（重耳不知道），这叫做“割股奉君”。
首先我认为这不可能，那个时候在腿上割一块肉，怎么止血，怎么消炎，还在饿肚子，抵抗力下降，活不了的。
这个传说能成立无疑是皇帝们喜欢，大臣们最好是猪，想割就割，也许不对，不能是猪，猪是不会自己割的。不但希望大臣任己宰割，还要想他们聪明能干，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肉献上。介之推实际上是重耳家臣，只对他的主人负责任，家臣这个词就是那时候这样来的，而且在那一段历史中，家臣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当然，如果把天下都看成是皇帝的，任何人都是家臣。
这个传说不但让人恶心，而且毫无作用，历史上割肉的大臣很少听说，造反把皇帝的脑袋割了的大大的有。

重耳流亡在外的时候，晋国却是一塌糊涂，国君没有一个像样的，对外也是胡整歪来，秦国想为晋国换国君想起了重耳，于是他才能够回去执掌晋国。
据说重耳到了一条河边，对面就是晋国，上船看到手下人把一些旧东西搬上了船，就有些不耐烦，说：
“我这是回去做国君的，不是逃亡，还要这些破烂干什么？”
狐偃（一直跟随重耳的另一著名大臣）跪在重耳面前说：“如今公子过了河就回到晋国了，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挺放心。我就留在这儿了。”
重耳就有些迷糊了，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咱们艰苦奋斗了十九年，革命现在成功，国家就是我们的了，你们的子孙要不想做官，就到国企去发财，怎么就不想回去了？”
狐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中，我们跟着您也许有点儿用处。现在公子回去是做国君，另有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破烂，还带回去有什么用呢?”
重耳就是重耳，马上脸都红了，他郑重地向狐偃认了错儿，责怪自己得意忘形，吩咐手下人把扔了的破烂东西都弄上了船。狐偃他们这才没话说了。
这个传说最靠谱，因为重耳是有些毛病的。有一回重耳掉进了温柔之乡，乐不思蜀，不想继续革命了。手下那一批人就急了，你有佳人相伴，我们却没有，你不革命了，我们怎么办？于是又骗又拉，重新让重耳又走上了革命道路，继续流亡。
这里正统的解释是狐偃劝告重耳不要忘本，永葆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诸如此类，这用不着我来啰嗦。可我却读到了另外的意思，狐偃想要重耳不要忘记了过去的艰苦岁月，自然就会想到在那个时候是谁对他不弃不离。
看来狐偃是不会想割肉的。
不知道介子推是不是听了重耳的破烂之说而心灰意冷，总而言之，他没有上船，而是离开了重耳，回家去侍奉老母亲了。

要是这样的话，介子推是多虑了，重耳对老臣相当不错。
晋文公（重耳）登基后，自然按照惯例论功行赏，原始股上市了，却唯独漏掉了介子推，估计是天天有肉了。于是有人为介子推的遭遇抱不平，将一首诗挂在宫门口：
“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
晋文公还是重耳，马上派人召介子推，介子推已携老母隐入绵山，不知所往，于是将绵山之地封与介子推，并改名“介山”。
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得知介子推隐居绵山后，晋文公非常懊悔，亲自去绵山寻找，但介子推始终避而不出。于是晋文公下令焚山，企图逼介子推出山，不料介子推却坚不下山，最终抱在一棵柳树上死去，晋文公悲痛万分，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此后，“足下”成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传说文公为哀悼介子推，下令全国介子推被焚的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禁止烟火，仅食寒食，并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节日“寒食节”。虽然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并非来自于此，但将纪念介子推作为寒食节起源的说法却更为流行，甚至后来寒食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许多人又把纪念介子推作说成清明节的起源。”《维基百科》
这个传说也不怎么靠谱，重耳不至于做这种糊涂事。

再讲一则趣闻，重耳当了国君以后，当年那个携款逃跑的头须又跑来找他，重耳自然十分愤怒，恐怕还有些好奇，说：“你这个东西怎么还有脸来找我，胆子也不小，难道不怕我定你个贪污腐化吗？”
头须不慌不忙地说：“主公不会定我的罪，因为我有用处。主公刚刚回国执政，旧臣们心里惴惴不安，因为他们过去可没有为你说过什么好话。我知道主公正担心人心不稳，如果主公用我做司机（赶车），别人看到了，自然会想，头须都没有事，我那点事算什么，官位可不是容易来的，我还是跟着重耳干吧。所以我冒死来见主公，因为还是思念着主公，想为主公服务。”
聪明人永远有活路，头须看穿了重耳，知道他有些气量，必然会以此办理。

岳麓书院有一幅对联，其一是“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据说是介子推说的。
意思是：是非只能由自己定，被骂或被誉只能由别人定了，是失是得就只有上天才能定了，自己只能安然接受。
这是真正的至理名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必是不凡之人，后来不知多少人，说了多少啰里啰嗦的话，还不一定能把这个意思说清楚。

下面来看严子陵的传说。
“嚴光（生卒年不詳），又名遵，字子陵，东汉著名高士（隐士），生於西漢末年，會稽郡餘姚縣（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人。原姓莊，因避東漢明帝劉莊諱而改姓嚴。
嚴光少有高名，與東漢光武帝劉秀同學。劉秀即位后，嚴光变更姓名，藏身不见。后齐国有人报告:“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
漢光武帝曾經召見嚴子陵到宮中，晚上並睡同一床。嚴子陵睡覺時把腳放在劉秀腹部。次日太史說：“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劉秀笑說：“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
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再次征召他，不至。八十岁时，严光在家中逝世。光武帝很伤感，下诏赐钱百万、谷千斛。嚴光葬於富春山。後世人稱富春山為“嚴陵山”，又稱其富春江垂釣處為“嚴陵瀨”，其垂釣蹲坐之石為“严子陵釣台”。《维基百科》

汉光帝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对人之宽厚在历史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不过现在人们欣赏的是汉武帝那一类喜欢杀人的大帝，我记得有人说他杀宰相也是首屈一指。我曾经说过刘备就是在学刘秀，但是有一点是没办法学的，因为刘秀是统一了江山还是继续宽厚，刘备要是也平定了中原会怎么样谁也不知。
刘秀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当了皇帝就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严子陵，当然他也认为严子陵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希望能为己所用。
当然，这里的传说一样有不靠谱的地方，居然有人看星星就能知道有人把腿压到了皇帝的身上，这只能是一种迷信。所以说当我们读那个时代的人写的历史书，不可忘记多半会有一些迷信在里面，有些东西不得不批判着读，全信就有点迂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就像过了二千年，后人读我们写的东西，一样会惊讶，怎么那个时候的人会相信这样不靠谱宣传。迷信看来是一个永远会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当事人不能察觉罢了。
就像把某个人说成是战无不胜，这不是迷信是什么？而且你还不能指出来，有人会跳了起来，挑战别人的偶像是一件永远不会成功的事情。
所以说我承认自己完全可能有些地方仍然有迷信，但是不会跳起来，总要有点进步吧。

中国的隐士，以介子推和严子陵最为有名。姜子牙跟诸葛亮一样，根本不能算，那不是钓鱼，而是在钓官，一听说有官做，乐颠颠地跑都跑不赢，别人说他老了，他声称他连老虎都能打；伯夷和叔齊是出于对旧王朝的忠诚而隐居，也不能算；陶渊明当然是真正的隐士，可辞去的官太小了。
相比较之下，介子推要更突出一些，严子陵并没有为刘秀打江山出什么力，而介子推却是在重耳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原因只能有一个，他看透了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到时候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就太没有意思了。
这种说法固然悲观，但读一读中国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人完美的自保之道，只不过做到太难，要放弃眼前的巨大利益必须得要有超凡定力，隐士之难可想而知，物以稀为贵，被人歌颂理所当然。说极端一点，到头来脑袋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自然会想到隐士才是真正智慧之人。
有些书把隐士描写得飘逸，潇洒，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这恐怕靠不住。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知道，隐士的日子其实过得是相当贫寒，他喜欢喝酒，但不是总有的，无钱无势难得衣食无忧，特别在那种时代。

由于这两个人是中国隐士的代表，所以在在过去的诗歌，文章中不难看到。北宋政治家范仲淹重修了严子陵在桐庐富春江畔的祠堂，当然，这祠堂是现在是不可能存在了，但由此写的《嚴先生祠堂記》却一直有人读，其中有“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被人认为是表达对严子陵钦佩的佳句。
但不管怎么说，钦佩归钦佩，范仲淹却丝毫没有打算跟着做，同样的，歌颂隐士，向往做隐士的文章，诗歌大大的有，真正做的人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