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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城的印象一直不坏，但对北京人的印象一度很一般。那时我印象中北京公汽售票员的拿手好戏是看到要乘车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远远跑过来，还差两三步就到了，一按电钮，车门关上，车扬长而去。但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每个北京市民都忽然变得像天使一样。那种友好与温暖是我自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群中见过的。我被这热情所感染，便投身在那个学生与市民组成的巨大集体之中。
一个人在集体之中跟着大家一起哄闹时是感觉不到恐惧的。我跟着大家，好像在做些什么。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文革时热泪盈眶走过同一个广场的红卫兵当中的一大半说不定就是像我这样的盲流呢。
那集体是一只善良的纸老虎，在四月里朝气蓬勃，在五月里茫然四顾，然后在一个六月的晚上被惊醒的真老虎一巴掌打得作鸟兽散。在那只真老虎面前我与那久违的恐惧又谋面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靠躲在人群中来逃过自己良心的谴责是胆小鬼的可耻。我后来也意识到：靠躲在人群中来忘掉恐惧是傻瓜的天真。一个人可以混在人群之中度过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但有一件事是他必须独自去面对的：死亡。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做这件事，也没有人可以同他一起做这件事。时候一到，每个人都必须独自灰溜溜光溜溜地离开这一桌热闹的盛宴。因为所有的恐惧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不管某个人群看起来如何有生命力，对于其中的每个个体来说都是虚假的靠山。共和国的将军们当年在战场上喊杀时都有胆量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但他们被清洗批斗时却全都吓破了胆。不用说见识，只说胆量，也没有一个可以跟弱女子林昭相提并论。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腰杆是被集体撑起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腰杆。在战场上，他们是集体的一员，所以显得勇猛无比。在被批斗的会场上，他们曾经仰赖一生的集体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于是成了软蛋。子弹只会摧毁人的身体，集体却可以摧毁人的意志。所以混在人群中喊两句口号算不了什么本事，敢于独自面对一切威胁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父母亲对党的忠诚与恐惧也可以从集体的无边巨爪那里得到解释。本来，对同一个东西既忠诚又恐惧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忠诚是出于自愿的，恐惧是非自愿的、被胁迫的。这两个本来该是冤家，对某个东西忠诚就不该有恐惧，对某个东西恐惧就不该有忠诚，结果却进了一家门。更奇怪的是，忠诚与恐惧的美满结合不只发生在我的父母身上，而且发生在当时七八亿中国人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我的理解是：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 忠诚只是由于恐惧。任何动物都会惧怕比自己更高大的野兽，人也不例外。那如果这只野兽庞大得让你都望不到边，在你的前后左右都是它的踪影，你根本无路可逃时，你会不绝望吗？进一步，如果这只野兽自从你懂事之日就已经在你的前后左右环伺，却并不张开血盆大口将你一口吞掉，而是居然还给你些许好处，你会不感激涕零吗？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就是恐惧和忠诚的这一段奇异姻缘。
这段奇异姻缘还可以上溯到久远得多的历史。我们的先人对皇权的态度就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加上发自内心的恐惧。当然，在有点独立判断力的人那里，忠诚常常会走了样，但恐惧一定是不折不扣的，因为恐惧是每个人的生存权的前提。一人谋反，要把九族都杀光，要的就是创造一种恐惧感。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时，高高在上的人们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这样的恐惧感代代相传，直到我的父母那里，再传到我这里。
恐惧也是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粘结剂。平头百姓自不必说，连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都活在恐惧感当中，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要前思后想、左右掂量，唯恐给自己找了麻烦。毛泽东同样活在恐惧感当中，整天疑神疑鬼，怕别人夺了他的权、要了他的命。奇妙的是这些人在早年都算得上是无畏的斗士。无畏的斗士何以在爬上至尊之位后即变成了患得患失的小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太多了。拥有太多，要看护的也就太多，灵魂反而变得不堪一击了。在上者恐惧失去地位和荣耀，在下者恐惧失去饭碗和性命。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用彼此之间的恐惧维系在一起，然后世代相传。这种奇特的关系从秦始皇那里开始就再也没有改变过。春秋时的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成语“患得患失”便出于此处。既然怕失去，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自毛刘以下能逃脱“鄙夫”之谓的有几个呢。
在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中，日子最难过的就是诚实的人。所谓诚实与否，我想应该按照人的行事标准来定义。诚实的人只有一套行事标准，不诚实的人有多套行事标准，依据哪一套要看风向而定。恶人也可以是诚实的人，如果他只有一套行事标准。如果你对某个诚实的人有足够的了解，你就可以完全肯定地预期他的行为，这就是信任。跟不诚实的人打交道要难得多，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在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被社会强加以一套行事标准。对诚实的人来说，这常常与他们自己的标准是冲突的，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他们有足够强大的勇气，他们会坚持他们自己的标准，而这只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诚实而有勇气的林昭和偶尔说了几句真话的彭德怀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诚实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比如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枝干就只能乖乖地被强大的园艺师修剪扭曲为人家希望的形状。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思想改造，反省自己在灵魂的哪个角落还不够忠诚。被修剪的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不遗余力地修剪他们的下一代。
对于不诚实的人来说，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思想改造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灵魂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条藤，在任何有形状的物体之上都能牢牢攀紧，然后得心应手地成长。他们的枝干被扭曲时没有任何痛苦，所以他们扭曲起别人来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自然。他们是真正的识时务的俊杰。靠恐惧感维系的社会就是由一干不诚实的人运行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诚实一定不是一种被崇尚的美德。
父母亲对党的恐惧与忠诚最终悄悄分手了。是忠诚卷铺盖走人，恐惧独占了舞台了。这其实是情节的最自然发展。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中，个人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他们那样的忠诚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己。年轻时他们混在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人群中也许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但终于他们发现这面大旗和举着这面大旗的集体其实并没有任何力量来撑起他们面对死亡的勇气。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倚靠他们的灵魂的地方。或者，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说法，他们需要一根拐杖 (crutch)。他们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
我对流行的宗教一直敬而远之，因为我一直觉得宗教只是人逃避死亡恐惧感的一个虚假的港湾。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是可以给人拨迷开悟，却不给人以任何来世许诺的宗教（当然那样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应该称作宗教）。但是，看到父母亲在学习佛教之后变得更加通情达理，精神气色也与从前有了天壤之别，我为他们高兴。既然任何肉眼凡胎的人都不可能看到来生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奉行某种信仰起码能给人带来一点今生的幸福，何乐而不信呢？有些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精神麻醉剂，殊不知麻醉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在平静中才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恐惧会扭曲视野中的一切。麻醉剂让人不用剧痛就能修复身体，宗教让人在平静之中接近事情的真相（我想只是接近而已）。如果哪一位说宗教是麻醉剂的先生有胆量在做开膛手术时不打麻醉剂，我就承认他有了讥讽宗教的资格。神经够坚强、悟性够高的人可能不用皈依什么宗教也能平静面对一切，各宗教的创始人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之中的翘楚。但对于别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从宗教中能学来的智慧是他们自己憋一辈子都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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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听郑小瑛指挥讲解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讲到交响曲一开始那著名的四个音符。郑老师说：这好像是有人要挥刀砍你的头，却不是马上就剁下去，而是要先在你脖颈子上挥舞三下，然后再狠狠剁下。最令人恐惧的不是那最后的一剁，而是之前那寒光闪闪的三次挥舞。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精辟。人在恐惧时，担心的是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人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除了死亡。海德格尔的“人生于多，死于一 (Every man is bornas many men and dies as a single one)”说的就是人生的无穷多种可能性和同一个归宿。但是每个人在什么时候死亡则是不确定的。奇迹总有可能发生，理论上来讲一个人的最后时刻可以被无限推迟。他希望奇迹会发生，那个可怕的事件会落荒而逃。但他又不知道这奇迹会不会发生，并且这奇迹是否发生并不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脖颈子阵阵发麻，不知道那口刀什么时候落下。毛泽东在位时，总是担心大权会旁落，而他的大权一直到死也没有旁落，所以他的恐惧感一直都悬在那里，并且他的行为就一直被这个恐惧感所操纵。如果他真的被逼下了野，他反倒就没有这个恐惧感了。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公司要裁员就吓得要死，但真的裁到了自己头上，才发现这世界末日其实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可怕。不少人被裁员反倒成了他们后来事业大大成功的序曲。中国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的就是当死亡变成了当下，不再是一种遥远未来的可能性时，人反而会从紧张之中平静下来。
因此恐惧感也是一种欲望：追求安全感的欲望。恐惧之中的人由于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而失去了当下的安全感。他想要从当下逃离，他想要活在那个可怕事件过去之后。可是人永远只能活在当下，永远不可能活在未来，所以从当下逃离就像是狗要逃离自己的尾巴一样徒劳无功。
恐惧源于人的求生本能。人类的远祖要靠着恐惧感来避开危险，讨条生路，所以恐惧感是维持人类繁衍的必要反应。由此开始，恐惧感支配了人的每一个角落，而人也完全习惯于这种支配，即使现代人的每日生活与生命威胁已经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小时候，我害怕班里的坏孩子。上大学时，我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我又担心哪一天会丢掉工作。这都不是因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恐惧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赶飞机的人在交通堵塞的时候心急如焚，唯恐误了他的航班，尽管他很清楚心急如焚并不能对缓解交通堵塞有任何助益。大家都担心丢掉饭碗，尽管每个人都明明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几个人因为丢掉了饭碗而冻饿而死。这也都是出于一种习惯。一人谋反九族被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人们还是噤若寒蝉。这都跟死亡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们只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而已。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了财富和地位的人并不比别人更容易摆脱恐惧感的驾驭。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压力”– 这词大概是专门给已经拥有不菲的人们用的；一无所有的人通常并不这么说。这压力就是一种担心失去的恐惧。蒙田有一句名言：“我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幸，而它们中的大多数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连蒙田这样的智慧之人都老是自己吓唬自己，足见恐惧感在每个人那里的威力。蒙田的不同之处是意识到了恐惧感的厉害，别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内）则是被恐惧感驾驭而不自知。如果连谁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命运就不要提了。
一个人的恐惧感成为习惯时，他不仅用恐惧感来吓唬自己，也会用恐惧感来对付别人。传统的中国父母都会用吓唬的办法来迫使孩子就范。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觉得恐惧是什么不正常的事。吓唬孩子这一招当时很灵验，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见效快多了，但是后患无穷。恐吓是对敌人才使用的伎俩，用来对付自己的孩子，只是在培养孩子下意识里对自己的敌意。搬起这块石头的父母和祖父母最终是要砸到自己的脚的。况且，父母用来吓唬孩子的那些借口– 警察要来抓你啦、大灰狼要来吃你啦等等 – 都是假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话。等孩子将来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时，对父母的信任就会打折扣了。当然，这个折扣可能只是在潜意识里，儿女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儿女与父母之间可能还是会有足够的客气，但能否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想像将来有一天应该开设一个为人父母的资格考试，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生养孩子，而安全感是考试及格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在没有安全感时，会把手里抓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当成救命稻草，包括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父母当成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该是孩子的救命稻草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