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曾健君"北疆屯田散记"
凡是冬天到过北大荒的人,都多少领略过"大烟炮'的淫威,从深秋到隆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严寒中落下的雪冻成象粉末一样的白面,被狂风卷起,纷纷扬扬,象烟炮冲天而起,搅得天地混沌,日月无光。这种风吹雪乍打到脸上,象小刀割,象锥子扎,随后皮肉很快就发白变硬,失去知觉,冻伤溃烂。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女生去11队家属区给老职工拜年,半路上就碰上了"大烟炮"。我们满以为戴上毛茸茸的狗皮帽子,就可以抗御一切了,仍然迎着风前进。也就是二十分钟的功夫,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的脸蛋上出现了象猪大油一样惨白的团块,我脸上疼得象猫咬,问她们,她们却麻木不仁。走到村口,敲开了第一家门,脚还没迈进门里,"拜年"两字还没出口,就被瞪起眼睛的男女主人一把给搡了出来,拖到干净雪地里,用雪团紧紧地扪上脸,可劲儿地揉搓,直揉到脸皮发烧,泪水横流,女主人又给每人脸上抹上了獾油,这才放我们进了门。她说,玄哪,要是没把脸揉软就进屋,一见热气,整个脸就会发黑烂掉,有人冻掉鼻子耳朵手指头,就是这么整的。
那是69年隆冬的一个下午,我在场部办完事,正好拦上了一辆拉豆秸准备回队的胶轮拖拉机。雪厚路滑,拖拉机跑不快,坐车和走路都差不多。不是我偷懒,二十里地都不肯走,实在是路上雪大,又刮风,而且我没打绑腿,如果步行回队,鞋裤全得浸湿冻透。见驾驶楼里已经坐着俩人了,我绕到车后,爬上了两人多高的豆秸推,手刨脚蹬地弄出一个正好容身的"坑"。路上得走两三个小时,这个避风保暖的"安乐窝"足可以陪我到家了。
大概是车子轧到了道沟里,我被狠狠地颠醒了,猛然想到老职工常说起的故事:"车上冻死的人多半是带着笑脸走的,因为已经冻得不知道哪儿疼了"。这用生命换来的哲言驱使我振作起来,又重新"起跑"。天色灰暗下来,不知是太阳已落山了,还是"大烟炮"搅的。透过弥弥茫茫的雪幕,我依稀看到远处有几个特别巨大的"腊象",待"腊象"慢慢地移近了,我心中一阵狂喜:是四队场院上的谷垛呀!要是能在这儿停车,下去进场院小屋烤烤火再走多好!可是,风那么大,怎么能叫前面驾驶楼里的人停车呢?我搂起一抱豆秸,爬到最前面,想使劲抛到驾驶楼后面的小窗口上。可是没容我出手,天空中就象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把豆秸夺走了,试了几次全是白搭,风太大了。想咬牙往下跳吧,手脚都是麻酥酥的,在行进的车上,从四五米高的豆秸垛顶上跳下去,摔坏了没人知道就更糟了。我万般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腊象"们挨着个儿从路边隐退,默默地躲进了昏暗的雪幕后面。身上的一点热气都给吹跑了,赶紧躺下来起跑,"跑步"的姿势早就走了样,不如说是挣扎更准确一点。路漫漫,雪漫漫,车更慢,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司机的山东口音在喊我下车,他在下面接着我。我小心地挪动着僵硬的腿,一寸一寸地从豆秸上"出溜"下来,高一脚低一脚地的蹭进了宿舍,恨不能一头扎进那烧得通红的火炉子里去。人们都吃晚饭去了,我脱衣察看,脸上手脚都没有冻伤,就哆嗦着上炕躺下了。
"发烧……大夫……"她又扶起我的头,用手指指窗外,窗外阳光灿烂,把雪地照得刺眼,有十几个男生,头上戴着皮帽,腰里捆着草绳,腿上打着绑腿,围在一付担架边不停地跺脚蹦高儿。我不解地回过头来看着老向,这回我听真切了,他在说:"送你上场部去看医生!"我惊叫起来:"你讲话怎么跟蚊子叫似的?"这时我的大脑好象才开始解冻:不是他们在演哑剧,是我病了,我听不见说话了!我得去看病!突然,那可怕的"大烟炮",和那玩命似的"跑步"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一股寒流袭来,心头忍不住一哆嗦。我下意识地收了收腿,腿象软麻袋一样提不起来。要是冰天雪地里躺在担架上三个钟头不动窝,不活活冻死才怪呢。我紧紧抱着温暖的被头,摇着头,拼着全身力量喊:"不去,就在这儿待着!”嘴唇上一阵刺痛,有一股暖流涌出,我把咸咸的血舔进嘴里去。虽然还听不出自己在喊什么,但从老向惊诧的脸上看,我的声音有足够的震慑力,就连窗外的几个脑袋也都转过来朝里看了。
翌年春,一位回北京探亲的室友,带来了妈妈给我的一件长羊皮大衣,一件能抵挡"大烟炮"的最佳武器。可是她没说,妈妈是否知道了北大荒那狰狞可怖的"大烟炮",是否知道了那"大烟炮"在我耳朵里和心灵上留下的终生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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