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转载一篇北京知青曾建君写的 终生难忘的“大烟炮” 。文中所述，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北大荒的冬天，严寒中落下的雪冻成象粉末一样的白面，被狂风卷起，纷纷扬扬，象烟炮冲天而起，搅得天地混沌，日月无光。在大烟炮天气里，知青的脸冻得象猪大油一样惨白的团块….,看到这里，使我想起，我们当年去山西插队，扒运煤的火车回北京，搞得一脸漆黑，同样是天寒地冻，同样是远离家乡，若不是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怎么会搞得这般光景？这一白一黑，让我感到震撼，要不是我们的名字都叫知青，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今天，我们一起歌唱，感念人生，感念土地，我们感念乡亲父老，情系青山，心连乡土…。有过知青经历的网友，谈谈你的感受好吗？
终生难忘的“大烟炮”
选自曾健君"北疆屯田散记"
中国北方的暴风雪，在内蒙叫"白毛风，在北大荒叫"大烟炮"。
凡是冬天到过北大荒的人，都多少领略过"大烟炮'的淫威，从深秋到隆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严寒中落下的雪冻成象粉末一样的白面，被狂风卷起，纷纷扬扬，象烟炮冲天而起，搅得天地混沌，日月无光。这种风吹雪乍打到脸上，象小刀割，象锥子扎，随后皮肉很快就发白变硬，失去知觉，冻伤溃烂。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女生去11队家属区给老职工拜年，半路上就碰上了"大烟炮"。我们满以为戴上毛茸茸的狗皮帽子，就可以抗御一切了，仍然迎着风前进。也就是二十分钟的功夫，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的脸蛋上出现了象猪大油一样惨白的团块，我脸上疼得象猫咬，问她们，她们却麻木不仁。走到村口，敲开了第一家门，脚还没迈进门里，"拜年"两字还没出口，就被瞪起眼睛的男女主人一把给搡了出来，拖到干净雪地里，用雪团紧紧地扪上脸，可劲儿地揉搓，直揉到脸皮发烧，泪水横流，女主人又给每人脸上抹上了獾油，这才放我们进了门。她说，玄哪，要是没把脸揉软就进屋，一见热气，整个脸就会发黑烂掉，有人冻掉鼻子耳朵手指头，就是这么整的。
第二天，她们的脸都肿得象青紫色的烂茄子，黄水从汗毛孔里不断渗出，痛得泪水在眼框里打转，无缘享受节日的美餐。我是最幸运的一个，脸上只有拇指肚大的一块冻伤，吃喝不误，而且只要歪着带上一个口罩，出门就足以遮丑了。是眼镜救了我，因为怕被风刮掉，赶路时我一直用手套护着它。可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大烟炮"在拜年那天没能在我脸上留下永不褪色的黑记，却趁了另一个机会，给我的身心打上了终身难忘的烙印。
那是69年隆冬的一个下午，我在场部办完事，正好拦上了一辆拉豆秸准备回队的胶轮拖拉机。雪厚路滑，拖拉机跑不快，坐车和走路都差不多。不是我偷懒，二十里地都不肯走，实在是路上雪大，又刮风，而且我没打绑腿，如果步行回队，鞋裤全得浸湿冻透。见驾驶楼里已经坐着俩人了，我绕到车后，爬上了两人多高的豆秸推，手刨脚蹬地弄出一个正好容身的"坑"。路上得走两三个小时，这个避风保暖的"安乐窝"足可以陪我到家了。
车子出了场部大街，在无垠的雪原上轰鸣爬行，我躲在豆秸堆上的"窝"里，欣赏着北国风光。北风象一个高明的雕塑家，得心应手地用雪塑造着地球:把路边一些高岗上的积雪吹走，剥出一小片一小片黝黑的土地，再把搬走的雪，堆在草垛，灌木和地里大小障碍物的背面，捏成一条条高矮长短不一，形状千姿百态的雪垄，象千百头白毛怪兽，默默地蹲在高岗之间的平原上，我看得兴起，不由得高声念起"山舞银蛇，原驰腊象"的名句来。
不料还没拐过福兴大道，那风头就有点不善了。只见露着黑土的大田里先是掀起一缕缕白色的涓涓细流，不一时，汇成了一股股横冲直撞的急流，我急忙往"安乐窝"里缩了缩，检查了一下全身的"装备":棉大衣里包着棉袄棉裤，棉袄棉裤里裹着毛衣毛裤，毛衣毛裤里套着线衣线裤，能穿的都穿上了，也顶得上个老羊皮袄了吧(据说那玩意儿是唯一能抵挡"大烟炮"的铠甲)。我透过豆秸缝，看到田野上那白色的急流已腾空而起，象一群群奔腾的战马，搅起了团团烟尘。烟尘掠过路旁的高架电话线，裹着尖利的呼哨声滚滚扑来，"大烟炮"果真来了!白毛风长驱直入，一下子就打透了我身上的层层屏障，钻进皮肉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想起春节冻脸的惨痛遭遇，赶紧用手套把脸蒙上，扎进豆秸堆里。不一会儿，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上下牙磕磕碰碰的声音，全身都打起哆嗦，我拼命地缩成一团，还是敌不住四处乱钻的风，用铁嘴钢牙啃嚼着我的骨头。怎么办哪，活动活动就暖和了。我开始躺着挥臂蹬腿，象"原地跑步"似的，把好好一个"安乐窝"蹬得稀烂，一束束豆秸随风乱舞。动一动身上是好过多了，就是长不了，刚出了点汗，只要一停下来歇口气，就更是雪上加霜。这样忙活了有一个多钟头，我精疲力竭，终于放弃了这"无用功"，重新闭上眼缩成一团，还是"忍为本"吧。我一动不动地熬着挺着，倒好象手脚和骨头都不那么疼了，轰鸣的车声和嘶叫的风声也渐渐地远我而去……
大概是车子轧到了道沟里，我被狠狠地颠醒了，猛然想到老职工常说起的故事:"车上冻死的人多半是带着笑脸走的，因为已经冻得不知道哪儿疼了"。这用生命换来的哲言驱使我振作起来，又重新"起跑"。天色灰暗下来，不知是太阳已落山了，还是"大烟炮"搅的。透过弥弥茫茫的雪幕，我依稀看到远处有几个特别巨大的"腊象"，待"腊象"慢慢地移近了，我心中一阵狂喜:是四队场院上的谷垛呀!要是能在这儿停车，下去进场院小屋烤烤火再走多好!可是，风那么大，怎么能叫前面驾驶楼里的人停车呢?我搂起一抱豆秸，爬到最前面，想使劲抛到驾驶楼后面的小窗口上。可是没容我出手，天空中就象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把豆秸夺走了，试了几次全是白搭，风太大了。想咬牙往下跳吧，手脚都是麻酥酥的，在行进的车上，从四五米高的豆秸垛顶上跳下去，摔坏了没人知道就更糟了。我万般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腊象"们挨着个儿从路边隐退，默默地躲进了昏暗的雪幕后面。身上的一点热气都给吹跑了，赶紧躺下来起跑，"跑步"的姿势早就走了样，不如说是挣扎更准确一点。路漫漫，雪漫漫，车更慢，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司机的山东口音在喊我下车，他在下面接着我。我小心地挪动着僵硬的腿，一寸一寸地从豆秸上"出溜"下来，高一脚低一脚地的蹭进了宿舍，恨不能一头扎进那烧得通红的火炉子里去。人们都吃晚饭去了，我脱衣察看，脸上手脚都没有冻伤，就哆嗦着上炕躺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忽又风声大作，我象坐在一片云彩上，在天上飘呀飘，眼底净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突然一阵狂风卷过，云彩翻了一个个，我的身子坠向万丈深渊，拼命地喊了一声:"救命啊"，一睁眼，竟看见了黑糊糊的房梁顶棚和一圈人脸。我是在宿舍里呀，这风声怎么那么大呀，定睛一看，我认出来了，那个短头发的脸是晓红，扎刷子的是淑华……。可是，那长脸的男人是谁呀，他到我们女生宿舍来干吗?我张嘴刚想说话，舌头和口腔痛得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还是咬牙问了一句:"你们干吗围着我呀?"奇怪，怎么干张嘴叫不出声呢，我不是做梦吧，怎么人们脸上的眼睛嘴巴们一阵乱动，就是没人搭我的茬呢?我又使劲追问了一句:"你们干吗不说话呀?"这回更怪了，不但没人吭声，连那些脸上的眼睛嘴巴都不会动了，我扭过头来想寻找风声的来源，头象灌了铅似的痛，我用手抱住头，突然想起，那个男人不是向队长吗。晓红就站他旁边。她愣了一会儿，弯下腰来，头凑到我枕边。好象从遥远的山谷里传来了隐隐的回声，我极力从风声中捕捉着那飘忽不定的字眼儿:
"发烧……大夫……"她又扶起我的头，用手指指窗外，窗外阳光灿烂，把雪地照得刺眼，有十几个男生，头上戴着皮帽，腰里捆着草绳，腿上打着绑腿，围在一付担架边不停地跺脚蹦高儿。我不解地回过头来看着老向，这回我听真切了，他在说:"送你上场部去看医生!"我惊叫起来:"你讲话怎么跟蚊子叫似的?"这时我的大脑好象才开始解冻:不是他们在演哑剧，是我病了，我听不见说话了!我得去看病!突然，那可怕的"大烟炮"，和那玩命似的"跑步"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一股寒流袭来，心头忍不住一哆嗦。我下意识地收了收腿，腿象软麻袋一样提不起来。要是冰天雪地里躺在担架上三个钟头不动窝，不活活冻死才怪呢。我紧紧抱着温暖的被头，摇着头，拼着全身力量喊:"不去，就在这儿待着！”嘴唇上一阵刺痛，有一股暖流涌出，我把咸咸的血舔进嘴里去。虽然还听不出自己在喊什么，但从老向惊诧的脸上看，我的声音有足够的震慑力，就连窗外的几个脑袋也都转过来朝里看了。
下面的事，都是后来室友们告诉我的。我睡到了夜里，突然从炕上爬了起来，嘴里念念有词，接着又放声高歌，一摸头上滚烫。他们推也推不醒，叫也叫不应，半天只听懂了一句，是电影"五彩路"里的插曲:"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过了一座又一座大雪山哪……”。卫生员回家探亲去了，连体温表和阿斯匹林也找不到，晓红和"小上海"翻出了家中寄来的红糖和大米，笠璋和大莹顶风冒雪从食堂拿了块冻姜，那么烫的姜糖水和米汤，端到我嘴边，我竟然大口吞下(我这才知道嘴痛是烫坏了)，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大家决定把我移到炕头上，把所有的大衣堆在我身上，按中国的老子:"发"起"汗"来。可是，"发"到第二天下午，还是不见退烧，看来非去找大夫不可了。可是，一天一夜的"大烟炮"，早用没膝的大雪，把通向场部的路封得死死的，除非有推土机开路，什么车也过不来，老向这才决定让人抬着我趟雪去医院。
第三天，四队的卫生员趟雪三小时，赶到了我床前，打了退烧针，又留下了一包磺铵。临走时她对着我耳朵喊:"路通了就上场部医院，开个证明，家去看耳朵啊"。我苦笑了一下，没吱声:家，我在北京还有个家吗?爸爸妈妈都在被审查，妈妈连家都不准回，靠妹妹每天去送饭给她吃，难道还叫妹妹再陪我上医院吗(我没有户口，得冒名顶替去看病)?我决计瞒着他们，听天由命算了。我那时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就没有想想，要是真这么聋一辈子，该怎么办?幸运的是，看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无声电影"后，"耳旁风"逐渐减弱了，我终于又听到了院子里老牛哞哞的叫声，但是，食堂里的马蹄表，从此就永远与我沉默相对，春眠之后不再"处处闻啼鸟"，连夏雨秋雨也变得"润物细无声"了，唯有那隆冬"大烟炮"的呼啸声，还常常在耳边时隐时现。四年之后，北京同仁医院的大夫告诉我，那"耳旁风"是耳鸣，并说我的运气真好，剩余听力还有正常人的一半，满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靠了高技术的助听器，我不但重新听到了钟声鸟语，雨打虫鸣，还在黄河合唱团里当上了一名"南郭女士"，这些都是后话了。
翌年春，一位回北京探亲的室友，带来了妈妈给我的一件长羊皮大衣，一件能抵挡"大烟炮"的最佳武器。可是她没说，妈妈是否知道了北大荒那狰狞可怖的"大烟炮"，是否知道了那"大烟炮"在我耳朵里和心灵上留下的终生创伤。
“大烟炮” 是选自 “三色土---留美知青的故事”一书中我的“北疆屯田散记”。 这本书包括30多个知青作者的几十篇文章，是休斯顿知青联谊会2001年委托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休斯顿知青联谊会网页： http://ca1968.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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