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胡适日记中的彼此印象
蒋介石对好些特别的文人都显得有些大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些诤友。而胡适自己的内心想法，是当王师，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当 权者能够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双方经常免不了把对方骂得半死，却还是相互需要。对蒋介石来说，失去大陆是人生之耻，他希望从文士中获得智慧。在一定意义， 他做到了。台湾后来的治理，确实从混乱走上了正轨。对胡适来说，教育当权者的愿望，也可以说最终落到实处。
胡适曾被中共视为反共者，甚至列为战犯。不过，胡适的这个“战犯”头衔，是1954～1955年， 在全国大规模进行的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被一帮文人补上去的。郭沫若更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适是“头等战争罪犯”。胡适是国际影响力很大的中国学人，自由 知识分子，一生倡导民主政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一度危机重重，未必能守得住那个岛屿。美国政界完全放弃蒋介石的声音很大。此时，胡适去了美国，以他 的影响力为蒋介石辩护，确实取得了对蒋介石有利的效果。胡适1949年7月 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对美国学界影响巨大。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合法性，通过胡适的“学术外交”得到确认。胡文认为，苏联 扶植中共是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原因，其中“西安事变”和“雅尔塔密约”对国民党伤害巨大，而这都是苏联干扰国民党政权。蒋介石根据胡文，提出“反共搞俄 论”，形成《苏俄在中国》一书，就来自胡适思想。此后，蒋介石这套“反共搞俄论”对台湾当时内部安定和巩固外交起了很大作用。从这角度看，胡适确实是中共 的“反党分子”，而且还是非常厉害的那种。
但是，胡适也曾是国民党的“反党分子”。1922年， 陈烔明与孙中山刀剑相向，历史教科书说成是陈烔明背叛孙中山。但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代，胡适看到的却是错在孙中山。陈烔明是想广东自治，建成一个模范的新 广东。孙中山是想把广东做根据地，武力统一中国。胡适认为如果全国联省自治，和美国式的联邦制相近，更有利于中国社会走上民主。事实上所谓叛变，也不是一 开始就要对孙中山痛下杀手，主要是两人政治主张难以调和，有用刀枪来示威的意思。陈烔明想搞出点事来，只没想闹大了，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尽管他与孙中 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成为好朋友，但他对总是想闹革命的孙中山有些不感冒了。
在孙、陈之争上，孙中山的追随者怦击陈烔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适反问他们：“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
最终，孙中山北伐主张通过蒋介石领导的黄埔系军队获得成功，蒋介石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此时，孙中山声誉日隆，被尊称国父。国民党政府决定修建中山陵。胡适明确反对修建中山陵，认为即便要修，也应50年后，后人认为值得修才可以修。孙中山给中国的政治安排是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国民党北伐战争取得胜利，1928年， 蒋介石即宣布训政期到来。但训政的主张，却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严厉打击“反革命”，提出“一切权力归本党”，以党治国，要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治体 系。后来，国民党被批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由此而来。题外话，国民党和蒋介石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且说胡 适对国民党训政主张，严重不赞同。胡适写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加以驳斥。他说，孙中山“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 同时并立。”他还说，要揪反动分子，当把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揪出来，因为此人的反对“言论自由”，正是一个“反动分子”。胡适是思想界巨人，他的观点立 即引起社会强大反响。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文人组织起对胡适的围攻。当时，胡适任上海一所中学校长（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上海的国民党要求将他“撤职惩处”。1929年5月，胡适被迫辞职。同年10月10日双 十国庆节，蒋介石称一些人用“秽言乱政”，就是不点名指胡适一伙人。其后，与胡适相关的《新月》杂志因发表“不当言论”被收缴焚毁，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 等人的结集著作《人权论集》被列为禁书。罗隆基为北大教授，还受到比胡适严厉得多的政治迫害。他不仅丢了教职，还受拘捕6小时之辱。1931年，学界一批人呈请胡适任清华大学校长，呈文送到蒋介石那儿，他做了如下指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就这样成为国民党的“反党分子”。
1949年后，胡适虽然在学术外交上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但胡适的“反党言论”依然不绝于耳。胡适积极参与或受他影响很大的《自由中国》、《文星》等杂志，就是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眼中的“反动”刊物。1960年，国民党政府通过雷震案，狠狠地恶心胡适一把。雷震是胡适的重要追随者之一，主张民主和自由，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反对老蒋传位给蒋经国，这让老蒋非要修理一下胡适这种自由派不可。1957年，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就是为了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蒋介石本人对胡适有时可以说恨得切齿痛骨。在雷震案期间，胡适是一位最让老蒋头痛的人。老蒋日记为证：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蒋介石日记1960年9月30日)
10月，蒋闻胡适将从美国返回台湾，颇感紧张与头痛：“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日记1960年10月13日)
可就这样一个“狐仙”、“蟊贼”，蒋介石在恨之又爱之。老蒋的个性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他必须对文化人有所宽容，又拉又打，又打又拉。就是那个罗隆基，1931年被解释和羞辱没多久，老蒋就接待了说情者，那是张寿镛。
“罗隆基这人究竟怎么样？”蒋问。
“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张答。
“可以引为同调吗？”
“可以，可以。”
于是，罗隆基重获教职。题外话，罗隆基1949年留大陆，没跟老蒋去台湾，曾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等职。1957年，罗隆基成为特大右派，至今仍未获正式平反。他逝于1965年底，幸未再遇文革之祸。
话回老蒋与胡适之间的关系。1929年，胡适被国民党定性为“反党分子”后，他的小日子却仍然过得滋润。1930年，他又复任中国公学校长。他写作、演讲、工资收入，每月达1500银元。当时，鲁迅是高收入者，也只690银元。胡适1918至1925年在北大任教，1932年再回北大当教授，并兼文学院长。胡适有很强的筹钱能力，他能力让有钱人拿出钱来为这所大学发展出力。胡适后来担任地北大校长，但在未当校长那些岁月，他对北大的影响力，一直不亚于校长。1930年代，胡适在北京期间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也一直与国民党政府不断产生冲突。但1932年11月28日，“反党分子”胡适却与党的领袖蒋介石有了第一次会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当日，老蒋意犹未尽，再与胡适于次日见面。双方开始互相赠书。12月2日，老蒋又再安排与胡商谈。此后，蒋介石竟引胡适为座上宾。胡适的朋友丁文江、蒋廷黻等人，甚至还被蒋介石拉去做了政府高官。
蒋 介石想让胡适直接做高官，胡却不情不愿。他拒绝的理由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抗战后，他才出任了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但几年大使生涯，蒋 介石却对胡适以劣评：“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日记）
但 是，蒋介石日记里骂人，谁都不放过，连他亲爱的夫人宋美龄在内。很多在在日记里被骂的人，反而会得到善待和尊重。胡适的民主、自由观，总是与他的政治格格 不入。老蒋是因为他清楚胡适好多想法是对的，他认为自己也是对的，所以这才对胡适经常性很生气。也有时候，胡适的建议受到采纳。如抗战刚开始时，有人主张 把大学生送去战场打敌人，胡适等提出战争是暂时的，战后的建设更重要。战后建设就要这帮大学生。因此，尽管当时各方面很混乱，财政吃紧，国民政府还是组织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保留住了中国的大学基本教育。大学生除非个人自愿，那就不必从军，尽管专心在学校读书。华北等地眼看落入敌手，那就把大学迁往大后 方。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把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基本建制保留了下来。如果另外的人做总统，恐怕这种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尤其是一贯仇视知识分子的那种领导 人。
1945年，胡适出任北大校长。1947年，老蒋想让他任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被婉拒，理由是“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政治声望跌到历史低点。这时候，他甚至提出由胡适来担任总统一职。在1948年 蒋介石与李宗仁争权时，蒋介石确实把行政院长给了一个文人，胡适的朋友翁文灏。胡适认为翁文灏并不适合此职，坚决反对。结果，翁文灏干了几个月就因金元券 一事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下台。其后，老蒋真想安排胡适来收拾烂摊子。但胡适又一次拒绝。他要的是民主政治，不是官职。但1949年 国民党政府丢了整个大陆，胡适又痛悔，认为如果自己多参加实际的建设，或许不至于如此。至少他认为自己未尽一份责任。胡适原本与社会各派人物都有交往，包 括毛周等在内。此后，他的反共立场却表露无遗。胡适对是非的判断标准，是看自由的空间。对比起来，他认为从老蒋那儿，他能争得的自由空间要大一些。所以在 台湾，老蒋两次连任总统，胡适采取完全支持的态度。但老蒋弃诺，三次连任，他就不干了。胡适不主动与老蒋撕破脸，却也表明他反对的立场。
1950～1957年， 胡适主要以学者身份游居于美国，为国民党政府做“学术外交”是其一，却只占他很少一部分精力，更多的是胡适是想寻找思想上的闲适自由。这样，胡适没有太多 和稳定的收入，他的相对舒服的日子也过惯了，就常常入不敷出。这期间，如前所述，胡适虽然在外交方面帮了老蒋的大忙，但在民主理念上，老蒋与他差距很大。 胡适的追随者雷震等人的言论，让老蒋很不痛快。但老蒋听说胡适经济有困难，总会及时雪中送炭。并且尽管如此，老蒋还一再要求胡适回台湾担任一官半职。1957年，67岁的胡适才同意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长一职，并延迟到次年4月才正式就任。
得知胡适回台无安居之处，老蒋从《苏俄在中国》版税中拿出一笔钱来，为胡适盖了一间新屋。胡适去世之后，此屋改为胡适纪念馆。
就 在胡适入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以示敬重。可蒋介石的发言，却对“五四价值”、“自由主义”胡适坚信的信条在褒扬声中加了讥讽、挖苦话语。他 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 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
哪 知道，胡适礼节性等老蒋说完话，就站起来直接反诘：“总统，你错了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 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如此不给面子，老蒋气得当场就要拂袖而去。陈诚在场做了个圆场，才让他勉强坚持完典礼。
在相对专制的体系下，如果另外的人遇到这样公开顶撞一个最高领导人是什么后果，可想而知。蒋介石心中郁闷，在他的日记中可一斑：
“今 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事。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 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 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 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但 老蒋很生胡适的气，却不对他个人进行打击报复。虽然胡适的思想，被他的儿子用“思想毒素”加以贬斥，并此后又有雷震案让胡适难堪，但老蒋对胡适本人不敢有 任何加害，也不敢对胡适禁言。甚至在雷震案期间，胡适要求见老蒋，他也拖延一个月，想好如何应对胡适之法才敢相见。他知道，胡适必然给雷震说情。
老蒋对胡适有气还有一点，因为1959年台湾的那次选举，胡适也公开表示反对他继续连任。
蒋 介石不仅对胡适如此。对好些个特别的文人都显得有些大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些诤友。而胡适自己的内心想法，是当王师，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当 权者能够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双方经常免不了把对方骂得半死，却还是相互需要。对蒋介石来说，失去大陆是人生之耻，他希望从文士中获得智慧。在一定意义， 他做到了。台湾后来的治理，确实从混乱走上了正轨。对胡适来说，教育当权者的愿望，也可以说最终落到实处。
蒋经国当年虽然秉承父意，痛批胡适民主政治主张 是“思想毒素”，但在他最后当政几年，放开了报禁、党禁。若没有胡适及追随者一直喊着民主自由，恐怕他也未必做如此重要的历史性决定。在台湾的国民党，也 经过一番民主政治的洗礼，从失去政权到重新取得政权，浴火重生。台湾的民主实验现在看来比较成功，当与胡适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坚持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再回顾胡适如何教育蒋介石的一两事。
1948年10月25日，老蒋请胡适吃饭。此时，对老蒋来说，“局势大坏”。胡适乘机进言：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帅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老蒋听了，没有生气，而是一直用接受的态度倾听着。
1953年1月16日。 老蒋约胡适共进晚餐。胡适又对他说：在你统治的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 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明明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这话与后 来胡适于1958年中央研院院长就职礼公开顶撞性质一样，但由于是私下之议，老蒋不以为忤。
胡 适的话老蒋真听得进去吗？当然未必。多半听不入耳的。但有些事，却还是要受胡适影响；有些新的决定，他会有所顾忌。胡适的影响一般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即时 的。整体而言，胡适的影响主要不是他的同代人而是后来者。历史证明，他的很多论断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先知型的精神领袖。他超越了一个时代，他的观念，正 被我们这些后来者所接受。有人说胡适在台湾现在被人遗忘了。这也是一种误解。台湾的民主自由变成日常生活之后，并非不感念胡适，而是不再将他日日挂在嘴上 罢了。凡走进历史的人物，最终依靠历史和他的著作为后人铭记。仅此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享年72岁。
闻胡适仙逝，蒋介石颇有有兴奋。日记中用“暴死”一词记此事。几年后又补充说“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但同年3月1日，蒋介石却又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老蒋在日记中对胡适还有个“盖棺”之论：“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
在 公开场合，蒋介石对胡适的褒奖无以复加。胡适墓碑，蒋介石亲自提字为“智德兼隆”。在胡适追悼会上，蒋介石送去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 新思想的代表。”就在胡适逝世后，国民党方面对胡适的思想围攻也嘎然而止。不管老蒋对胡适有多少心怨，但胡适的个人威望却在离世后进一步上升。老蒋也没采 取任何行动来贬斥胡适个人。他其实发现，胡适的基本思想，是根本撼不动的。
胡适10年忌日之时，有人问老蒋为何“重用”胡适。据说，他却不置一言。时间证明老蒋私下对胡适的非议才是真正的妄言。说到底，毕竟他还是没有真正重用胡适这样的人，没有听得进诤言。老蒋无奈，只好把一切交给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