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日本左派斗争：怀孕女被赤身捆打后冻死(图)
伊朗人恨死美国……”
“韩国人爱国，不买日本货……”
“中国和印度最终将走向冲突……”
“俄罗斯总与美国对着干……”
“阿拉伯妇女极端保守，没有社会地位……”
近些年，如是的报道，大量地充斥在中国的媒体中，并随即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普遍的“认知”。2007年1月，国内《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将以上这些归纳为中国人比较常见的对世界的五种“误读”。
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读”，不知道为什么该报没有提到，即“俄罗斯今不如昔，人民纷纷怀念前苏联……”
对于前五种“误读”，文章列举了不少佐证，其中关于韩国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媒体大量报道韩国人踊跃捐献金首饰。其结论就是，韩国最后克服危机，靠的是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可是，实际接触一些韩国人后，他们的反应却很漠然。“听说过，因为媒体有报道。”而问及当年如何克服危机，他们提供的一个事实是，当年韩国有很多大企业，不得不卖给了外国公司，如“韩宝”、“起亚”、“大农”等。其中，“双龙”还卖给了上海汽车集团。一度韩国人如何用国货抵制日货，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实际情况却是，2002年，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市场的90%，本田和丰田，成为该国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在韩国一家门户网站做的调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韩国，而梦想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倘若依据这条消息，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韩国人根本不爱国？
对于后一种“误读”，实际的情形，恰如普京总统的一段名言：前苏联70年的历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价，则是更大的错误。或者说，在当今的俄罗斯，谁不为前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谁想回到前苏联时代，他就一定没有头脑。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中，其实，最严重的是对日本。
一百多年来，一个自称“九州万方”的泱泱大国，对这个蕞尔岛国，一些时候是在怨妇般地控诉，一些时候又在风流云散般地遗忘。剩下来的，大概就是自以为是的“误读”。
与日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狭窄、肤浅的层次。在一些根本性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二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学界，中国研究者们对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视线，甚至没能超出黄遵宪、梁启超的视野。国人“误读”日本，尤以20世纪90年代后为甚。
一、人与非人
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读”，择其大要，举之有三：
其一，因为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普遍兽性化，还有网上一些年里各种版本的谣言颇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日本人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以及据说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这些都导致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鲨鱼残忍，如狐狸阴鸷，如鼯鼠猥琐，如变色龙不可信。俨然中国人与日本人若不存在人与非人的进化差异，至少也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距。我们将160年前福泽谕吉看中国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视东瀛为“恶邻”。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坂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受红卫兵运动影响，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卫兵”。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坂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由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左翼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列岛的活动空间。1975年，是这两党政客们的黄金年代，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县长均由左翼政党囊括，其中包括东京、大坂、横滨、名古屋、长崎、神户等大城市。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卫兵”，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泽东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学成后，像切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日后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日本赤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度风云际会的日本左翼运动的畸形变种。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以重信房子为头目的“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日后长期活动在中东地区。
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军派”，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诞生，劫持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了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27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16岁，还是高一的学生。九人平均年龄不到22岁。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国立、私立大学学生。劫机者们日后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设立“党创建准备委员会”，有计划地绑架在欧洲的日本留学生，到北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革命后代”。到“赤军派”覆灭时为止，从欧洲和日本本土被诱骗、胁迫至北朝鲜的日本人，已达11人。这一跨国事件，现已成为日本与朝鲜之间棘手的外交难题。
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在1970～1971年间，成了“联合赤军”的训练营地。青年们在此磨灭个性，消除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彻底“革命化”。军事训练之余，他们用日文吟诵毛的诗词《长征》、《井冈山》，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已进行的“九次路线斗争”，为中国军队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建军节，争得脖子上青筋毕露。
他们内部也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日后，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带里，发现了14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经事后审讯被俘的“联合赤军”分子，证实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坚定，或是言行被怀疑，而遭到自己“同志”的清洗。其中一个，只是因为戴了耳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围了浅间山庄。
与这支强大武装力量对峙的，只是“联合赤军”的五名青年，他们手中扣押一名人质。警方先是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警方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后者毫无反应。警方请来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看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心理学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呆了两天走了。警察不得不发动威慑性攻势，后者坚不投降，以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对抗着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全岛有92.2％的观众，通过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片一片压过了雪光。
政府显然不想将这些“迷途的羔羊”置于死地，双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里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机、电视机，都在播送一条惊世骇俗的消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警方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动用飞机，把3名青年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在现场声泪俱下，用话筒呼叫孩子。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喊道：
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们，回家吧！
坂东国男遂向母亲开枪，但其余四人放弃了抵抗。不久，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棵树上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内称“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浅间山庄事件得以收场，及随后暴露的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让日本青年受到的心灵震撼，可能仅次于当年他们的父辈在“玉音放送”里听到日本战败。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此进入低潮。赤军也作鸟兽散，唯有其志不死的“日本赤军”，因为再也得不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得不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当年广大的激进青年，在痛苦地经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哗期后，或是如暴烈了一个夏天的蝉，在深秋霜天的阵阵寒意中，渐渐地干成一个标本。1972年至1975年间，一些“68年世代”，因为对“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再有社会的歧视、工作的无着等，飞蛾扑火一样走上了不归路，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
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里发现，1955年便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日共”七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任名誉主席的野坂参三，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竟出卖“日共”另一位领导人山本悬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处死。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了野坂参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岁礼物”——开除出党，这份“礼物”，却没能挽救“日共”自身暮云飞渡的颓势。
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
当然，也有一些“68年世代”的人生轨迹变得首鼠两端：
过去他们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恨不逢“地”，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尽把玩，弦歌不缀。过去他们对中国一见钟情，锦上添花，现在他们视中国为背上芒刺，脚下鸡眼。从左边跳到右边，甚至从极左蹦到极右——其实，不分肤色，从来都是体内具有政客血清的人们的一项特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是西部迈，原为东京大学驹场学生自治会委员长，该校学生运动中的传奇英雄，现为著名右翼理论家，近年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国民的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他的著作因文字浅显易懂，迎合日本社会某些角落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而屡屡成为畅销书。
另一代人，便是当下的年轻人。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看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劫持“淀号”飞机小组成员的后代——在北朝鲜长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父辈当年的“革命行动”不予善评。在这一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田宫的长女说：“父辈们，你们的行为虽然很勇敢，但是却脱离了社会常识，我们不愿走你们走过的道路。”2001年，田宫、小西、田中的儿女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的回国梦想，“三姑娘回国团”立即受到媒体的注目，她们对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吃喝玩乐，似乎并不陌生，对自己能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充满信心，并期待她们的父辈积极改悔，早日出狱做一个新人。
眼下二十岁左右的日本青年，更是玩游戏软件、看着漫画长大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热播的肥皂剧，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红得像油爆虾的偶像，伴随着他们的青葱岁月。在他们的青春词典里，在“认知”这一节下，大概只有四个词：“时尚”，“潮流”，“创意”，“有趣”，显然缺少“历史”。他们进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崇拜战争罪犯，只是春游、秋游，观赏那里流光丽影的樱花与红叶。他们想来中国看看，亦不是为着表达什么歉疚或友好之情，只是为了登上长城，吃一次北京烤鸭。他们即使能说中文，有时也与中国的“愤青”鸡同鸭讲：
2004年亚洲杯足球冠亚军决赛时，当日本队以三比一战胜中国队，能容纳7万人的首都工人体育场里，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炸雷似的嘘声和骂声，无数的塑料瓶、易拉罐如骤雨一样，向终场正列队的日本队扔来。有中国球迷对在场的日本记者吼道：我们现在扔给你们的是塑料瓶，当年你们扔给我们的可是炸弹！
坐一旁的日本青年啦啦队，其中还有东京大学的学生，面面相觑，根本就不明白这里的“炸弹”说的是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对历史无知，或者以为历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深层原因，却是麦克阿瑟将军强悍地重铸列岛后，摒弃国家威权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这代日本青年不会像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但真要打起仗来，他们是否一定不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在中国，哌哌落地后，听到的便是邓丽君那柔曼歌声，看到的便是阿童木和一休的动画故事的，现在有一个称呼“80后”。这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当今“80后”有2亿人左右。这是一个社会评价歧见迭出的群体，又是一个评价标准很难统一的群体。
中国的“80后”身上，有两条却是共同的。一是其价值取向，一般都关注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而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更多还是利益考量的选择。这已然暴露出在同样的年纪里，他们有着远比父辈幽深的心机。二是“遗忘”历史。许多“遗忘”，并非人主观的遗忘，而是一番剪裁、一番噤声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叙事变成了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
通过以上两代人的大致描绘，可以肯定，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没有君子与小人的差距，更不会有人与非人的差异。抽去各自的时代内容，两个民族在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对内心世界的体验上，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这种相近，决定了只要彼此不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理解起来，绝不会比在东海油气田上两国共同开发更难。
二、使用“爱国主义”得十分小心
其二，日本人不老实，缺乏对过去战争责任深刻、具有诚意的“认罪”。
在中国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必自称“罪臣”。中国人的认罪，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复苏，或是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感，而是“求饶”的代名词。从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到2001年10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就过去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巨大痛苦，表示了21次的“谢罪”。但要让日本作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何况大和民族素来“臣服”的只是强者，在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看来，1945年投降的日本，远不是败于中国之手。
日本不像“二战”后的德国民族。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作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永远告别军国主义的魅影上，日本人的认真和精致，却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在世人看来，最为瞩目的是——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在制度方面，大力吸收西方世界成果的明治维新，却摒弃了精神文化层面的自由、人权、悲悯等普世价值。这一近代化的根本迷失，终于在战后日本重建现代化国家的路径中找了回来，并给予先前仅叩拜于天皇制与武士道的国民性格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方面，日本人自己也为之自豪。
对于国家那段灾难历史，日本国民最普遍的反思就是：
军部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中心，与战争动员系统相配套，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军国主义势力对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大肆摧残，一群野心家与嗜血狂，以国家利益和天皇的名义，转移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议会政治不复存在，不支持战争的议员和政治家遭逮捕甚至刺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一点理智的声音，直到半个列岛即将变成一片焦砾碎瓦时，很多百姓还沉浸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清秋大梦中。战后，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军人是这个国家独领风骚的英雄，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现在，日本人更多的是将当兵视为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今天，一个开放、外表平和的防卫省，替代了昔日封闭而又喧嚣的军部。
防卫省本部，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座小山坡上，门口路人熙熙攘攘，车轮如梭，如果不是房顶上布满碟形天线的高塔，及隐约可见的直升机坪，还以为这是某个大财团的总部。即便大雨在即，门厅前总有数十名参观者，在等待接待小姐招呼他们进去。接待小姐一个个娉娉婷婷，面若银盆，一身浅黄色的制服，逢人便鞠躬致意。只要提前两个月预约，谁都可以进防卫省参观。其接待室里，为参观者准备了大量免费资料，有时事新闻，自卫队在海外参与的救援行动，以及防卫装备方面的专题介绍……许多资料的封面上印着“ALLFORPEACE”（一切为了和平）的字样。
战后日本，通过一整套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消解了极权体制。在没有中国式的政治动员的情况下，国民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与中央政府不存在直接隶属和任命关系，均有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和活跃的地方议会，地方法院甚至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在野党，都各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因它们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现在的执政党便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当年是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但今天的日本人，却体会到了它的好处，并发自内心地呵护它。
国家利益不再具有至高无上、可以剥夺人民一切权利的地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词，得十分小心，因为容易让人联想起军国主义。2005年，在对中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日本中学生看到国旗时感到自豪。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可能让中国人吃惊——中小学教师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本共产党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代”（日本国歌）。因为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前几年文部省要求学校在学生毕业仪式上升国旗、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
“日本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这是多年来日本政府主持的民意测验里向受访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其国民最多的回答是：悠久的历史传统、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斑斓的文化艺术。在一连串民意测验中，只有3%～4％的受访者，表示为大和民族的团结而自豪。有近8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培育爱国心。
在一个同样有着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仅在亚洲，就是在世界也走在前列。
新闻是国民的看门狗，就是用来监督政府的，谁敢干涉新闻自由——哪怕只干涉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可能引起政府垮台的天大的新闻了！在日本，打开电视，几乎随时能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臧否和监督。在一个以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健康社会，让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各种声音充分发言，交相辩论，在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博弈、证伪、试错的过程中，一种相对合理、有利于全社会的真正的“主流价值”才会形成、凸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距离真正的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日本，有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著作，可惜因少有翻译，中国老百姓很难看到。其中的扛鼎之作是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现代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以相当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战争和裕仁天皇是有关系的，应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次年再版重印。1989年，明石书店以《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为书名第三次出版。1991年，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恢复原书名第四次刊印。1998年，井上清又编辑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集中揭露了侵华日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从军慰安妇”等罪行，并且，提出“追究真正犯罪没有时效，应该永远追究战争责任”。
在日本，有一批知识分子与井上清的立场相同，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了一次“日本军国主义研讨会”，尽管此时中日关系走向低迷，却仍有不少日本学者顶住压力前来，他们为中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用以揭露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
日本龙影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中坤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了纪录片《靖国神社》。制片方对日本媒体的宣传放映刚刚开始，随即引发了岛内左、中、右不同立场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应。12月13日的《周刊新潮》发表文章认为，《靖国神社》虽然是一部罕见地展现了有关靖国神社各种矛盾冲突现象的电影，但导演将“靖国刀”与“百人斩竞争”、天皇与战争历史的影像以及“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交错组合在一起，不得不说是一部强烈的、甚至于露骨的“反日电影”。因为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资助了该片的后期制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主张，影片中使用的一些“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是“捏造”，或出处可疑，该“基金”用日本国民的税金资助这样的电影是不能容忍的，从而提出要让制作方退回资助金的要求。对此，“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针锋相对：“纪录片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对于《靖国神社》，我们也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但是，评委会最终决定对之予以资助；在影片完成后，经过确认，我们认为电影与原来的企划书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尊重导演的作家性和创作权，即使有异议也不会横加干涉，提出强加的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日本众多有正确历史观的电影导演和文化人，对《靖国神社》表示了支持和声援。日本著名的纪录电影导演土本典昭，在与该片导演李缨的对话中指出，这部纪录片肯定会让许多日本人不舒服，但却是日本人不得不看、富有宽宏思想性和令人深思的成功杰作。活跃于时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田原総一郎，也推荐道：从未见过如此倾注全力追究靖国神社的电影，痛心疾首，却气势撼人，无法躲闪！
在列岛，也有一些极右翼的言说，多半被中国媒体及时报道。比起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行纳粹军礼等严格管制，日本的右翼分子完全可以明火执仗：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总有一些“老兵”全身披挂，再度戎装，去靖国神社门口吆五喝六；而靖国神社里面的游就馆里，即使现在，每天都在循环放映录像《我们不能忘记》，片中极力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卫战争。在中国人看来，这当然是光天化日下为军国主义势力叫魂喊冤，但在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眼里，这恰恰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之处。必须珍视个人的自由，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决不能以国家或其他什么名义，强迫国民放弃自己的信仰，压制国民言论表达的权力。只要没有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言说什么，信仰什么，均是个人自由，应该受到日本宪政体制的保护。
有中国学者认为：
你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与其强调大国崛起，不如精心建设公民社会。
虽说“崛起”多半速度很快，大凡一切有碍“崛起”的，都将在权力的推土机下化为齑粉，决不会遇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机场——成田机场的兴建计划因七家“钉子户”而拖延数年这一类的难题。但脱离公民社会的大国崛起，不说可能重蹈纳粹德国、日本法西斯和中国“文革”的覆辙，也必是被充盈虚骄之气的几个GDP数字给忽悠出来的昙花一现。
在今天的列岛，公民社会已经板上钉钉，政府的一切运作服从于国民，而不是相反；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而不是将甘蔗甜汁最多的一头给官员领衔的既得利益集团独享。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民不在欧美，也不在盛产石油的中东，而在日本。目前，日本的人均资产高达18.1万美元，是美国人的1.3倍，德国人和法国人的2倍。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三十年时间，让国民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就意味着日本国民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
可以相参照的是，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三十年，工资水平迄今却只有美国的4％。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在日本这个完全藏富于民的社会里，政府还在教育上实行小学到初中学费为零，高中以上虽不是义务教育，但有各种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家庭生活实在困难者，还可申请费用减免。在医疗上，所有人均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每次医疗费用个人交10～20%，健康保险里出80～90%，若碰到大病难症，个人要出的超过工资的几倍，另可申请减免。
日本国民，无疑享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感。既免于物质匮乏，且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林小玎告诉我，如果在她家山下的村子里有人振臂高呼：现在法律废止了，政府瘫痪了，让我们来一场杀富济贫的革命，把咱们这块地上最富的人给宰了、分了……估计95％以上的日本人不会随之前往。中国式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列岛压根就没有得以实施的社会与人文基础；日本人又有言论自由，政府清廉，社会透明，免于精神恐惧。小泉在交出了首相官邸的钥匙后，在东京王子饭店的套房里暂住了几天，随后就带着行李搬进位于东京高轮的那座破旧的众议员集体宿舍。2006年的众议员宿舍已破旧不堪，被列入东京废弃建筑物的黑名单，与小泉不久前所住的耗资四百多亿日元修建的首相官邸简直有云泥之别。跟所有住在这里的议员一样，小泉每月还需缴纳大约6万日元的房租，其透明状况，也一定让中国人吃惊，连安倍首相夫人不能生育，也国民皆知。
在国民享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感之中，社会必有双重的安宁：
一方面整个国家就像公园，不论是偏僻的乡村，抑或是热闹的都市，都是那样干净整洁，到处青翠欲滴，鸟语花香。漫步街头及广场，触眼可及成群的鸽子或乌鸦，与行人和睦相处，俯瞰溪流河川间，更可见到成群结队的各色鱼儿在隐隐嬉戏；
一方面，日本成了当今世界上拥有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也是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最新统计，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6岁，仍为世界第一，男性升至79岁，暂居全球第二。
在国民对自己国家有着足够自豪的同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也获得广泛认同。自1980年代起，日本大幅度增加海外援助的经费，该计划称为“政府开发援助”，英文缩写为ODA。到1999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捐赠国，其数额超过美国。ODA项目受益处最多的是在亚洲，约占总额的60％。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亦大大增加，为各引资国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阿富汗，日本正在建筑一条被卡尔扎伊总统称作为他的新生民主国家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公路。在伊拉克，日本为其重建努力认捐近50亿美元，并派遣自卫队，效力于联合国在穆萨纳省的维和活动。在柬埔寨吴哥窟，当地人在通衢大道上凌空高悬“日本万岁”、“我们热爱日本”的大幅标语。吴哥窟为世界历史遗产，有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帮助维修，其中以日本人出钱出力最多。有中国游客问当地出租车司机：“你们为甚么喜欢日本？”除了经济援助，想不到还有另一个原因，司机说：“日本女子不嫌我们穷，愿意嫁给我们”。在柬埔寨发生的并非个例，为追求爱情，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落户尼泊尔、印尼等世界贫穷地区。
在2006年英国BBC的一次对全球33个国家近四万人进行的全球性调查表明，虽然在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和韩国，受访者对日本持好感的不多，但在此外的广大国家受访者眼中，日本却是最受信任的国家。2007年上半年，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一项调查，在27个国家约三万民众评估全球12个主要国家，中国排名第五，继续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以适度的正面形象出现。日本国家形象却位居世界第一，高出中国12个百分点。
国家形象是多元的，历史问题决不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唯一标准。一叶障目，必会陷入历史决定论的“误读”。何况日本以其民主体制、对外经济援助、国民良好的礼仪和公德，已极大程度地化解了历史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2005年11月，美国布什总统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演讲中，有两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证明一个自由的社会能够反映本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同时又确保作为所有真正的民主国家基础的普世应享的自由。
你们向其他国家证明，自由是通往繁荣与稳定的最可靠途径。
三、共同的宿命？
有人说，日本正和美国联手“围堵”、“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传统，日本的主流意识认定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秩序，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这个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星球上，谁希望别国强大？俄罗斯希望中国强大？印度希望中国强大？菲律宾、越南希望中国强大？或者中国愿意看到亚洲再出现一个世界宪兵式的美国？
而在美国朝野许多人眼里，“霸权国的更替”是一条永恒定律。任何实力接近美国、从而引起美国担忧的国家，都有可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是，中国是否有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意图；对日本的担忧则是，日本是否有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
美国人清楚，中国是个重意识形态却又难铁板一块的国家，日本是个重利益考量却又众志成城的国家。中国像个顾虑重重、欠债蒐集的长者，日本像个捉襟见肘却雄心崭露的青年。看起来，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问题总较着劲儿，其实，“历史”在其精神原野上，却是一个漂泊无聚、有家难归、面容萧瑟且悲怆的乞儿；表面上，日本人对美国俯首称臣，追随强者，但那对压在裤裆下的眼睛里，从来都在觊觎强者，并从来没有放弃成为强者的目标。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不仅使遍及列岛的神社、神宫里的亡魂，有一大半是美国大兵的枪下鬼，而且，熄灭了日本百年世界帝国的雄心。就像有些中国人总是喜欢拿秦皇汉武说事一样，有些日本人，也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带着巨大血色跌入太平洋波涛的帝国。
美国必然要警惕日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加强，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的骨子里一直弥漫一种“国家悲情”——在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堪称国际社会的“优等生”，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地位方面，却一直处于被国际体系打压的“非正常状态”——因此，冷战结束后，日本要从“国家悲情”里解脱，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愿望，极为迫切、强烈：所谓法理转型，即通过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所谓防务转型，即要设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部级），予以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合法化等都是这愿望驱使下的国家行动。
与此同时，中韩两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也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激荡。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再难为日本社会主流所信服，在政治上与右倾抗衡的力量基础日渐衰弱，右倾势力有所扩张，在其一度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一时间，日本政界竟无人敢出头讲“必须改善日中关系”。而持极端观点的一小部分右翼分子，更要求恢复天皇旧时的权力，推翻和平宪法。在与“二战”相关的甲级战犯、东京审判及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上，他们频频触及底线，试探国际社会，又以朝鲜的核试验为由，鼓吹日本必须拥有核武器。他们不但反华，也反美，远在中国的“愤青”写出《中国可以说不》之前，眼瞅着美国的横田空军基地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自己辖地的咽喉上，原东京都事石原慎太郎就喊出：日本必须对美国说不！经过多年的争执，美方终于同意在2009年将横田空军基地移交日本，此前，与空中自卫队共同使用该基地。
事实上，在美国能够影响白宫政策制定的学者、智库中，呼吁提防日本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早在冷战刚结束的1991年，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主席乔治福里德曼出版了《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一书，认为日本经济总量巨大，资源有限，唯一出路就是发展海洋，谋求霸权。这样，日本战略选择就是回归帝国主义，进而必然与美国发生全球利益的冲突。全书结论就是，美日的第二次战争在所难免，需要警觉日本的重新武装。
与这本书的书名相似，在中国一度广为流传、被视为“中国威胁论”巅峰之作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罗斯芒罗、理查德伯恩斯坦)一书，直到1997年才出版。从这个角度看，在美国，“日本威胁论”比“中国威胁论”更早，美国智囊们对“珍珠港偷袭”那一大口血淋淋的撕咬，仍心存余悸，所以用“战争”描述“日本威胁”，而用性质缓和一些的“冲突”一词，勾勒“中国威胁”。
表面上看，美国官方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媒体中对日本与邻国太长的“寒流期”，并可能“给华盛顿带来麻烦”，也只是“担忧”多于“批评”。相反，美国人却常常像布什总统这般，花铺霞堆似地颂扬日本为“从军国主义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成功楷模”。但在背后，美国从未放松过对日本的“看管”。
说起历史问题，美国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美国是一个重现实更甚于历史的国家，小泉等日本政要人士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并没有让美国人憋着一口气，吃不下饭。日本右翼社团登记在册的只有八万多人，相对于列岛上一亿三千余万人口，几近是海边一贝，林中一叶。美国当然不会为了照顾中国人民或东亚人民的“感情”，而调整自己与日本“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但以《日美安全条约》为标志的同盟关系，其实正是美国长期以来看管日本的主要方式。
六十余年的历史证明，美国通过它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战略运作，如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日美安全条约》、“苏联入侵论”、“中国威胁论”及“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等，实现了对日本的相当隐蔽却又行之有效的看管。制度设计，可保证日本永不翻案。战略运作，则将列岛的防御权和军事指挥权，暗暗地转到了自己手里。
美国决不会完全给日本解绑，但看管，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度松绑：近年来允许日本提升军力、修改宪法，便是其中两项。前者能配合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起的风云；后者在不违背该宪法“和平”的要旨下，可舒缓一下列岛上空驱之不去的“国家悲情”。而且，日本朝野间对于修宪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能否真正修宪，还得待2010年后举行的全民公决。
大抵以一个总是怒目圆睁、云水飞扬的中国，敲打其东边的邻国，也是熟谙借力打力的美国看管日本的一个间接方式。
出于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国不会愿意看到日本在亚洲称霸，在世界坐大。若真要支持日本坐大，在日本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美国人不会表现得那样迟迟疑疑。自然，美国也决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坐大，尽管这一遥远的前景，在一些中国人的血管里已现实地化为一阵阵胀痛。大概只有目光如炬的上帝能洞见——美国人是否暗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玄机，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只要中日两国不能超越彼此的纠结与“误读”，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只能永远蜷缩在亚洲做二流国家。
要我说，二流国家就二流国家吧，只要国内安宁，社会公平，人民殷实，如瑞士、瑞典一样在世人面前享有高度尊严，这不正是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
可对于仿佛“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中日两国而言——一个是18世纪中叶开始衰败的世界大国，当今溢荡着强劲的“崛起”之风；一个是20世纪中叶开始倾塌的世界大国，当今剑鱼破网般急欲成为“正常国家”。
莫非这是一种共同的宿命？
四、研究的差异
情报，无疑是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是列岛生存与拓展的第一要务。
在战后，情报更成为日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情报所反映出的智力指数，向来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理查德迪肯在《日谍秘史》一书中说，曾有学者经过计算，如果说在1955年日本人的智力指数为100，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是318。
目前，这个数值虽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已被视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重大、最复杂和最令人惊叹的事件，布满高山大河、雄关险隘的地球，因网络而将所有地区、所有进程、所有事实和概念连接成一个平坦的世界时，日本人如虎添翼，如鱼得水，眸影射电，身段曼妙；或者说狭长的列岛上下，本身就是一个硕大、强劲的搜索引擎，在当今全球无限爆炸的信息里，无休止掘进、采纳着可为日本所用的无限情报。
这只是两个小例子——通过网络，西方学者在本国还未引起关注的论文，常常已在日本岛内得到采用。凭着网上搜索，一个叫大前研一的日本学者，在他的一本书中确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至少有5万家电子零件供应商。
大概可以说，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都是日本极有兴致、极为认真做的功课；不管是为着侵略与掠夺，还是为着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来自西部大陆的风云变幻，一山一水，甚至一草一木，都牢牢纳入了这个“搜索引擎”猎犬般的视线。
远不止情报界，在日本学界，中国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文革”结束前后，很多日本学者申请来中国访问，由于对他们的专业领域茫然无知，接待单位常常将研究文学的介绍去了宗教所，将研究历史的介绍去了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便请前两年去过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严绍璗编份资料，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他们各自都在研究些什么。严先生开始编了一个200人的名单，对方认为显然太少，不够应付。第二份名单是500人，仍有差距。最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泡了八个月，终于有了一份700人的名单，而且，这些人还主要只是研究中国文化的。
有中国学者作过一个统计，仅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学界共出版8758本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这相当于一天出两本书的速度。在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大量著作里，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偏见与谬误，却也不乏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的大量真知灼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沿海一带，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如火如荼。著名的“两费”——美国的费正清，中国的费孝通，以及中国国内的大批学者，都是小城镇模式的鼓吹者。一批日本学者却最早看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要求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因无序竞争、粗放型消耗资源及严重污染环境等问题，必然会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从而使借小城镇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沦为乌托邦之想。
中国，也是日本媒体的一个永恒关注。在发行量排名世界前十名的报纸里，日本就有《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三家，其中《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到了1000万份，等于日本人口的十三分之一。此外，在列岛影响力不可低估的报纸，还有《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据2007年3月访问日本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统计，从3月5日开始的半个多月里，每天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消息都在30条以上，每张报纸平均每天都有六条以上关于中国的消息。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白先生当然注意到，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与其历史问题、当下两国摩擦相关，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
总起来说，即使在中日两国未恢复关系前，日本朝野投在中国研究的费用，也远比投在美国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研究国，中国问题研究者逾万名，他们后面还站着一支数百万中文学习者的庞大队伍。他们不仅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有兴趣，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产业的方方面面感兴趣。至今依然如此，日本公司机构人员每访问中国，回去都写出详尽的报告，即便是来西安看秦兵马俑、到北京登长城的大中学生们，回去后写的作文或日记、杂感里，也可能会有招来有关情报部门的情报元素。
一位旅日的中国学者说：在日本面前，中国像裸体巨人。
“误读”，有些是因为缺乏不“误读”的条件。
比如，当今，中日贸易已超2000亿美元，日本已是最大的对华投资国，随着近年来两国高层政治人物的互访，中日关系正由阴霾连连走向日渐晴朗。但中国时下，仍缺乏对日本产业与技术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也缺少日本经济、政治问题专家。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这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国内学者很难获取日本资料，亲临日本考察多属奢望。一些稍有能耐的研究者，为筹措研究经费，只有受日方委托，本末倒置，先为其搞中国问题研究；多数人则只有从这条冷板凳上流失，改治其他学问。国内据说已达500万日语的学习者，其志多不在于成为日本研究的后备军，而在于早日飞赴东瀛，掘金垛银，或者，充当日本跨国公司的高级打工仔。
“误读”，有些则不一定是因为缺乏精细情报基础之上的理性分析。
有条件做理性分析，言辞间却多绝对于感性，其动机，便似乎有着“误导”之嫌。而“误导”，总是隐约呈现出几十年前在“阶级仇民族恨”里活得太久了的国人的一个思维模式：中国总得要有死对头，如同过去的死对头是“美帝”、“苏修”，现在的死对头已然是日本。或许，“误导”之下，还有着另一层潜意识。
在历史的暗角里本已长满铜锈似的青苔，在一些人眼里，却视为清晨窗台上一片挂有露水的芍药、月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