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的小酒庄不远有个小书店，店名起得很怪，叫永不消失或者叫永不结束Never Ending。我暗暗地观察了小书店很多年，发现从来没有卖出过一本书，更让我奇怪的是，白天不开门，晚上倒是有不少人进进出出。我好奇，就像男人喜欢趴女人的窗户一样，一看见小书店有灯光，就会走过去眼看耳听。小书店里的灯光很暗，临街的大玻璃窗一直用大红布罩着。再走近一点，里面有乐器吉他声，还有人在唱。
店主是意大利后裔，与我同岁，是个典型的纽黑文，一生到老只在本地转悠。他留着牙买加粘连式长发，不知睡觉如何清洗。他永远穿一身黑衣，说话带着口臭，还好，我的酒气蒜气辣椒气可以抵挡一阵子。多年来我们只要一说话都在互相体会对方，中文有个恰当的成语叫“沆瀣一气”。老美国同移民不一样，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不管认识不认识喜欢主动向生人打招呼，不像刚来的移民见人低头而过。每次店主看到我，远了，摆摆手，近了，聊几句。店主常常自我解释，他的主业是木工，业余开个旧书店，书源全部来自图书馆和个人淘汰的书，互联网普及以后旧书没有人理睬了，但书店里的那个小戏台子仍受纽黑文文人墨客的青睐，有好几个艺术工作室定期活动。对文人就要说文话，我说我的主业是开酒庄，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美文化的差异，现在是集中精力把这些研究成果写出来。店主感兴趣了，潘先生，能不能把你写东西拿到我们工作室演讲一下。
古人说，万事开头难。我的人生理解是如何找准切入点，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能一脚把球挑起来，有充足的时间自己踢或传给别人踢。我大学毕业以后干过许多漂亮工程，参加过黑鹰项目，组织过首篇空军飞机维修论文到德国演讲，参加过飞机疲劳试验引进工程，开发过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开过小饭店小杂货店。这些虽然都为人做了嫁衣裳，后半生我回首的时候仍然回味无穷。这些工程参与人数大到几百人，小到几个人，最让我津津乐道的是我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把球挑了一脚，再说得明白一点，几百人抢一个球，轮上一脚就不错了。年轻时为人做些嫁衣裳，千万不要抱怨和悔恨，这点我把握得不算好也不算差。我年轻的时候追逐的是名和利，近十几年又加上了钱，这些我都没有得到。中年之后历史又给了一个机会，让我坐在小酒庄里把这些事写出来，还不是一样云起云落。到了老年还在做嫁衣裳，那可是自己的事了，很多人都折在这上面。
到小书店讲演可以糊弄一下，没下次了，要想连续讲演下去，次次博彩，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我认真思考了以后选择了后者。做项目除了理解万事开头难，还要懂得项目的前三脚要踢得漂亮。像我们踢球，右脚迎面接球，用左脚把球垫一下，让右脚有充分的时间把球开出去。我来美国前专门去了趟南京向好友金总告别，金总把我介绍给当地朋友。那些老板好奇地问，
潘先生的特长是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搞项目前期，大家理解成了“搞前妻”，一阵哄堂大笑，把螃蟹肉喷得满地都是。我同金总是在开发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时相识的，他眼看着我用最土的模拟技术实现声音和视频同步，迅速找到用户，多年让他惊讶不已。
第一脚踢什么？我选择了毛岸英，全部素材选自我的力作《林彪问题研究主线》。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美国人说，二次大战以后，不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可为什么唯有中国几十年如此贫穷混乱，是你们美国轰炸机把我党的接班人毛岸英给炸死了，从此我党我国找不出合适可信的接班人。一句话，中国的贫穷和文革的混乱同美国有最直接的关系。我一共讲了五分钟，可是提问题有将近三十分钟，美国人的英语我是半懂不懂，听众都是一般民众，最后给了我长时间的掌声。从提问中我领略到了美国的包容文化，民主制度下有着完善的继承制和世袭制。纽黑文有一家最老的汉堡店，每个星期开四天，每天只开三个小时，好像是第六代在经营，我观察过去那里的客人，多数吃不上，都是安安静静地走开。
从此我跑不掉了，想不讲还不行了，书店老板每月都提前好几天提醒我，该准备话题了。第二脚，咱们来个绝的，照本宣科，我关了店夹着计算机就去了。
要读的文章是《圣餐和忆苦饭》，英文是我的安大同学著名同声传译家胡移风博士脑工翻译的，没有用Google英语。我对外说了是我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曾给过一位耶鲁女教授看过，她说她写不出这样的英文。不过我也损失惨重，从此失掉了一个喝葡萄酒的好客户，女教授再也不来了。那天我仍然结结巴巴，因为不少英文词我还不认识，读了还不到一半计算机电池没电了，重新接电源再读。这次讲演的特点是内容很遥远，题目很贴近，原来中国许多精神鸦片都是从圣经中提炼过来的。
第三脚随便踢了，我从小酒庄聊到纽黑文的酒吧汉堡包咖啡，海空任鱼跃，天高任鸟飞。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我拿到了绿卡，2012年春节回到了已经陌生的北京。见到了老母，老母说她养了一个好儿子；见到了在北京的安大同学，又是一个马后桃花马前雪；见到了空军大院的发小，空军各大部部长的长子长女来了不少，岁数比我大一些，看得出他们是在代表先辈感谢我记录了空军大院的人和事，学名叫历史。《圣餐和忆苦饭》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李强请我吃饭，席间他的老母亲专门打来电话，嘱咐李强把潘涌招待好，我懂得，我和李强的友情不是一代人而是两代人。我对那个陌生的北京充满了担心和恐惧，因为重庆那边折腾得太厉害，让我一时难断方向，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在写作，还是小心为好。我深知，为了最高权力，人心会变态，杀父杀母杀弟兄。当年空军把林立果捧上天的时候，李强提醒过我，说话要千万小心。
刚从北京回来没几天，还没有安顿好，中国重庆那边大戏开场了。我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的重庆事件是一出世纪大戏，比美国大片还大片，比莎士比亚还莎士比亚，比麦克白还麦克白。重庆大戏让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新闻记者传记作家大显身手出尽风头，引无数中国人竟折腰，我估计那几天全世界的眼睛都没有干别的，急待着看事件的结局。我破天荒地买起了《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周刊五美元一本，还不容易买到。真是大牌作家在写作，生词生句满篇飞，希腊词法国词莎士比亚词死英语词比比皆是。那段时间我每天请胡博士解释句型词义，我问胡博士，美国作家常用到“星”字，是不是中国的“希望之星”的意思，比如说“重庆的希望之星”。胡博士说，不是，美国人说的“星”是命运运气的意思，他等待着好运降临进入政治局常委。
我对一个八十岁的北京老人说过，我活了六十岁，看到了两次中国最高权力之争。我十三岁碰到的那次中国一片混乱，这次重庆事件如不及时收尾，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共产党的后代同帝王的后代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老了，不管那么多了，难道一个人除了官运钱运就没有好运气了吗，我思考良久。书店老板找到我，问我下次讲什么，我突然眼睛一亮，就讲幸福五大星。我对书店老板掰起了手指，实际上我也是现想现卖：第一是健康；第二是把子女培养成才；第三是有一座带菜园花园的房子；第四是中年之后有不操劳稳定的收入；第五是意外中了六合大彩。
我一讲“星”美国人就懂，非常明白是命运的意思。五大星中最重要的健康星也不是想要就有的。美国是全世界对医学健康保险医院设施投入最多的国家，水食品空气也是最干净的。美国人五十岁左右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人一旦活过七十五岁又是全世界最长寿的。我从北京回来后的一年里，连续看到两个住在小酒庄附近的五十岁中年人离世，不过他们都非常客气，走之前先来我这里道别。唯一开酒庄十六年没有讲过话的是小酒庄对面开殡仪馆的女老板，她喜欢一个人在对面遛狗，去年我发现她躲我的眼神，知道要出大事了。之后没几个月她患肝癌的消息满天飞，又过了几个月她闭门不出，今年年初死在家里，她岁数稍大一些，六十七岁。
03/29/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