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17日
众 目睽睽之下的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很少不系领带，今天也不例外。虽说是星期天大清早，纽约仍还在努力从暴风雪中恢复元气，那场暴雪让全城的积雪厚达一英尺。鲁宾斯坦 衣冠楚楚，身穿蓝色西装，系着考究的红色爱马仕(Hermès)领带，他是私募公司凯雷(Carlyle)的共同创始人，做事从不马虎随意。
他对待午餐的方式也是有板有眼。“我把吃饭看作补充燃料，”他边问候我边说。“我可不喜欢早午餐两顿一起吃。”
今 年63岁的鲁宾斯坦有着亿万富翁的所有行头与派头——在科罗拉多与南塔克特岛(Nantucket)有自己的豪宅、价值6500万美元的湾流 (Gulfstream)私人飞机、纽约四季酒店(the Four Seasons)的常客、经常光顾纽约私募大亨最流连忘返的酒吧。但从其它方面看，他又显得鹤立鸡群。他的科学筹资手法彻底改变了整个私募行业的筹资理 念，尽管凯雷并非第一家公开上市的私募公司，但八年前，正是鲁宾斯坦第一个想透了上市的种种裨益；2010年，盖茨(Bill Gates)与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共同发起美国顶级富豪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的“捐赠誓约”(Giving Pledge)号召后，鲁宾斯坦也是首先公开响应——“尽管与他们这些富豪相比，本人只是个小脚色”，他立马指出。
鲁宾斯坦依然是整个私募 行业最坚定的捍卫者。“大家过去总觉得私募本质上只是个补偿方案，但它远远不止让公司更富效率，”他快速说道，而后又补充说：“我的语速绝对远超你写字的 速度。”于是他停了一会儿，此时的我正奋笔疾书。“私募就是让管理层与股东珠联璧合，并给股东带来收益。我一心一意让公司资产不断升值，这让整个美国经济 都受益匪浅。”
然 而，尽管他似乎并不沉湎于滚滚财富造就的奢华生活。他想方设法向我表示自己在意自己的净财富额（福布斯(Forbes)最新富豪榜公布其财富为30亿美 元）的原因不是由于自己爱钱，而是因为他喜欢把它们捐赠出去。他说自己活到这个岁数，钱已经成为自己的工具，而非终极目标。他自称“爱国慈善家”，然后嘱 咐我“千万不要给凯雷投资人造成如此印象，说自己没有全心全意为他们的权益服务”。
正是依照他的建议，我俩相约在纽约上东区(Upper East Side)麦迪逊大道上的凯雷酒店(Carlyle Hotel on Madison Avenue)会面，大道两旁云集了精品时装店与艺术画廊，两边的积雪堆放得整整齐齐，在阳光下的映照下十分耀眼。当然，凯雷也是同名私募公司的名字，它 也由鲁宾斯坦于1987年共同创办，他当时与共同创始人丹涅洛(Dan D'Aniello)与比尔•康威(Bill Conway)选此公司名的原因是它听起来颇具英国特色，喻意兴旺发达，寄托了他们当时全部的憧憬。
25年后，凯雷投资集团管理下的资产额 已高达1500亿美元，是最成功的另类投资公司，大量投资于地产与对冲基金，还私有化了多家公司，待经营状况改善后再把它们卖掉或是上市，从中大获其利 ——去年一年，鲁宾斯坦就因此赚了1.35亿美元。凯雷的股价也达到近几年来的新高，当业绩并未如分析师们预计得那么亮丽时，股价开始下行。“我不知道股 价是否还能继续维持高位，”他说。
他当时的一位同事说，鲁宾斯坦刚入私募这行时，为人特别内向。“会谈时，眼睛常常盯着自己鞋子看，但如今 的他盯着对方的鞋子看，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今，他不再笨手笨脚，而是个八面玲珑的老江湖。他说起话来语调平和，但语速超快、语气谦卑，有点象伍迪• 艾伦(Woody Allen)，但穿的西服更为考究。
谈了大约30分钟后，我已饥肠辘辘，但鲁宾斯坦似乎对吃饭不以为然。服务员最后给我们递上的菜单是65美元的固定套餐，这让他显得颇为痛苦。“吃了《金融时报》历史上最贵的午餐，我会为此终生纠结，”他说。
由于我俩谁也没点酒水，我一再强调这不合常理。于是他就点了龙虾浓汤、烟熏鲑鱼与开胃鳟鱼作为主菜，而我则点了浓汤与蔬菜配煎鸡蛋。我俩既没点肉，也没要香槟（尽管领班说香槟属免费赠送）。鲁宾斯坦也谢绝了我为他点一大份鱼与面包的美意。很快我俩点的汤就端上桌了。
我 问他何时打定主意不仅要当资本家，还要当慈善家？他说大约在十年前，当时他读到一篇文章，说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是82岁，这意味着他自己一辈子已过三分之 二，觉得来日无多。“我当时对自己拥有多少财富心知肚明，不禁扪心自问，‘难道自己就真希望带着富豪的头衔进坟墓吗？’”他这样回忆道。
鲁 宾斯坦执意捐赠的原因正是感觉自己一直是幸运儿。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当地一位邮局局长，一辈子的年薪从未超过七、八 千美元。当初他的祖父拖家带口离开俄罗斯，抵达英格兰后，自认为拥有了移民美国的途径。对于鲁宾斯坦来说，自己脑海中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庭渊薮。曾有一 次，他的私人飞机在灰雾蒙蒙的天气中离开莫斯科时，他转身对手下说，“我的先祖选择离开俄罗斯，这个决定无比英明。”
他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母亲17岁时与他老爸约会了一次就下嫁了，连中学都没上完。“18个月后，她生下了我，”鲁宾斯坦说。他说，整整65年，父母一天都没有分离过——这与他自己天马行空的生活构成了鲜明对比。据他自己估算，自己一年中有240天都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他 先是到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上大学，随后，违背其母亲要他当牙医的愿望，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法学院就读。“母亲觉得律师与医生一样有声望，但得耗费更多时间，”他说。他当时的目标不是赚大量的钱，而是进入政府工作。“蓝领考虑起 问题来较为务实。”
1973年，他进入纽约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and Garrison)，在此工作了两年时间后，到华盛顿发展。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短暂任职一段时间后，最终第一个服务于卡特(Jimmy Carter) 197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随后就任职于白宫，当时他负责降服如同脱疆野马的通货膨胀。“我把通货膨胀率降至19%，”他淡淡地说道。
鲁宾斯坦说自己四年白宫(White House)生涯的心得之一就是：影响总统的最佳方式是待所有员工回家（凌晨2点）后，悄悄溜进总统办公室，然后把自己的备忘录放在桌子上那一大堆文件上头，因此就不会有人阻拦或破坏自己的观点。
民 主党输掉1980年的总统大选后，鲁宾斯坦进入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但当他在报纸上读到美国前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在1982年买下了吉布森贺卡公司(Gibson Greeting Cards)的相关文章后，情况就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收购史上一起成功预先布局的经典案例，西蒙最初100万美元的投资得到了8000万美元的回报。鲁宾 斯坦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打电话给另一位前财长比尔•米勒(Bill Miller)，建议对方在华盛顿成立一家收购公司，自己则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但米勒对此却不愿意，相反他建议鲁宾斯坦自己成立收购公司。
这 就是凯雷投资集团诞生之由来，它与众不同之处并非仅仅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首先是创始合伙人所持股份都相同。当时的惯常做法是设立大型基金，而鲁宾斯坦创 建的是一家多种基金来源的多样化公司。当时，纽约业界轻蔑地把凯雷称呼为“收购界的麦当劳”——因为它是特许专营而非合伙关系。时至今日他对此仍耿耿于 怀。“纽约那帮家伙说，‘我们才是正宗老大。’在纽约，大家都嘲笑我们。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愿为我们筹措资金。但在华盛顿，没人嘲笑我们，”他说。
尽管它所呈现的政治特性已经今非昔比，但与华盛顿政界千丝万缕的 联系仍是凯雷的最大特色。想当初，其顾问团中就包括了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Bush Sr)、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前防长弗兰克•卡路西(Frank Carlucci)、以及英国前首相梅杰(John Major)等重量级人物。“我觉得这些政界人物削弱了我们严肃投资者的形象，”鲁宾斯坦这样解释道。“总觉得它有损于我们的形象。我想让凯雷干干净净开 展业务，我可不希望凯雷象凯撒(Caesar)的妻子（指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那样不清不白。”
鲁宾斯坦也是第一个全日制专业化运作资金筹 措的私募经理。在他看来，其它私募公司实行的是总统竞选的思维模式，每隔几年资金用完后，就向投资商申请注资。鲁宾斯坦则让凯雷的筹资实现全天候，并负责 资金的安全，会见腰缠万贯的投资者时，就系上自己的法式领带；商谈公共养老基金投资方时，则系着相对素雅的领带。
“我们的筹资全天候进行，”他回忆道。“其他人都不这么做。我可以不断进行交叉销售。”如今，凯雷60%的股东都会投资六支甚至更多基金——过去嘲笑我们的纽约公司如今也争相仿效我们的做法。
1987 年以来，凯雷的私募基金投资了870亿美元资金于股市，在那几年的年均利润率达30%。鲁宾斯坦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但他否认自己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飞 行途中发送电子邮件。虽然他经常去科罗拉多过圣诞节，但呆上一、二天后就会心生腻烦（他不滑雪，他解释道），于是他就返回华盛顿。他的手下对于在圣诞节收 到这位不安分守己的老板的电子邮件已经习以为常，鲁宾斯坦老问“你们听到啥消息了吗？”或者“有啥新消息？”
说到这里，他向自己点的开胃鱼“发起攻击”，不到两分钟就把它“消灭殆尽”，似乎突然想起要想活到82岁，得吃东西才行。随后，他又想喝点薄荷茶，我俩就聊他最近痴迷捐赠的话题，他的定义不是捐赠，而是“关怀人类”，转而又把它定义为“对疯狂生活的洞察力”。
2007 年，功成名就的他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他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从苏富比(Sotheby’s)竞得到《大宪章》(Magna Carta)原件，随后就把它捐给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他说自己没把这事告诉妻子艾丽丝及三个孩子，因为“他们只会说如此一来的话，留给他们的财产就会大幅缩水”。
从那以 后，他又以200万美元买下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 1863年签发生效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原件。他还经常顺道到国家档案馆，向参观的学生讲述这些文件的历史：“这只是我个人财富的一小部分，”他说。“也表明自己非 常有爱心。”
作为史密森尼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董事会成员，他最近参与到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的事务中去，国家动物园受史密森尼历史博物馆监管。开董事会时，他得知中国实际上并未捐赠那两头镇园之宝的熊猫，而是以每年100万美元的价格出 租给动物园，鲁宾斯坦承诺今后五年的熊猫租借费由他负担。但随后简单向我讲述了繁育熊猫如何之艰难，以及无计可施的动物园如何委托制作熊猫交配的短片，并 把它放给园中的熊猫看，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很明显，熊猫看不懂情色片。它们对交配心知肚明，但就是做不到位。”
鲁宾斯坦不想要甜食，但本人希望把午餐时间尽量拖长一些，于是趁他再次回到慈善话题时，又点了一份木莓。
鲁宾斯坦的理论是第一代富豪比继承遗产者更愿意行善。“我不知道是否这出于内疚、感恩、抑或是自我感觉下次还有捐款能力，”他说。“那些继承遗产者不知道自己迫于无奈捐款时，下次是否还有能力捐款。”
有 些富豪批评他公开捐款的行为，他们更喜欢保持低调。鲁宾斯坦说自己如此高调行善的原因是因为想激励其他人效仿。就在过去几个月，他就向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 顿(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佛蒙山庄(Mount Vernon)捐赠了1000万美元、给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捐赠了750万美元、向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捐赠了1000万美元、向白宫历史学会(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捐赠了1000万美元、又向国家档案馆捐赠了1300万美元。他粗粗估算自己的捐赠总额已达“几亿美元，但自己没有认真算过，无 论如何，我打算捐出更多钱，自己还任重而道远。”
喝完薄荷茶后，我问他如果能（在82岁的基础上）再多活10年，自己是否愿意捐出所有财富。他点头称是。此外他又补充说，只要自己愿意，还能多挣个10亿美元。
我俩步出餐馆时，鲁宾斯坦作着鬼脸转身问我：“餐费超过200美元了吗？”连小费算在内都不到，我一再强调，即使加上餐馆领班与大厨另算的小费，整个餐费都不到200美元。
“我深恶痛绝领班与大厨小费另算的做法，”他说，一路小跑钻进自己的豪车，他的家人正在车里等着他。“但愿你没付两份小费。”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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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酒店餐厅位于纽约76大街东35号，邮编：NY 10021；
两份固定价格的早午餐（共130美元）包括：两份龙虾浓汤、烟熏鲑鱼与烟熏鳟鱼、炒鸡蛋与混合浆果，总计（含税）：141.54美元。
译者/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