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的：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

虽说这是网上看来得，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知道这不是假的，因为也见到小姑娘狠三狠四的痛打牛鬼蛇神，有如前一篇博文中说到的，这些当年的妙龄少女，如今一个个应该是奶奶姥姥的了，当她们带着孙辈走在路上的时候， 见到一些比如欺侮老人欺侮民工欺侮残疾人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态？告诉孙子“这算什么，奶奶当年比这凶得多”？可能吗？
又，一些人出于或这或那的原因， 老想着文革的“所谓正面的一面”，或说者若是再来一次文革，我将把那些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咋的咋的，可想没想过，如果你不巧地落到“被打”的那一边，你将怎么对付？这些被打的人好象都不是贪官污吏或有钱人而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有人问为何不见忏悔？不必了，心里有悔意就够了， 有人犟着脖子强调那个理想主义，但没人敢（相信内心也不想）炫耀“当年的打人乃至打死人是光彩的革命行动”，哎，一声叹息。---转载者的感慨。


-1孙迪的故事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孙迪被打死时36岁。

孙迪是女子中学的教员。

笔者调查了北京的7所女子中学，发现在１９６６年夏天，7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２名教员和３名校长，另有至少有３名教员和一名工友在被毒打后自杀身亡。这些女红卫兵还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的交会处。1949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女子中学。1949年以后取消教会学校，改名为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改为男女合校，改名为北京157中学。

1966 年8月，第十女子中学像北京的其他中学一样，建立了红卫兵，对校长、教师实行暴力性“斗争”。第十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名叫陶浩，被打得非常厉害。在“斗争会”上，陶校长的头发剃去半边，就是当时所称的“阴阳头”。陶浩被毒打。她的几个手指被打断，有一只手完全残废了。

红卫兵不但毒打校长，也“斗争”和毒打一般老师。目击者说，在第十女子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包围了孙迪，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打他。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目击者看到铜头皮带打在孙迪几乎全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呈现出一条一条的血印子。她说，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红卫兵却看起来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孙迪被关在学校里。学校教学楼对面有一排平房。那里的几个小房间，当时被红卫兵专门用来关押和殴打折磨所谓“牛鬼蛇神”。该校的一名非红卫兵学生说，走过那里，就闻到浓重的血腥气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里孙迪是否继续被打。那天夜里孙迪死在关他的小屋里。目击者说，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孙迪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独轮车里推出来，推到校门外，被装上了一辆收尸体的大卡车，运往火葬场去了。

被访者中没有人记得孙迪被打死的确切日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死亡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很多人并没有把一个老师被打死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记住。

笔者曾经写信给北京第157中学的校长，请求查阅学校的档案资料以发现孙迪的死亡日期。因为人死以后，要注销户口停发工资，所以学校会有记录。我也曾经得到别的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从学校的档案记录中查到别的死难者的死亡日期。这是一件应该很容易而实际上也可能很困难的事情，取决于能查看学校档案记录的人是否愿意帮忙。在孙迪的案例中发生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说，被拒绝了，虽然甚至没有人说一声“不行”。

被访者说，孙迪被打死的时间，是在红卫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几天。在北京，红卫兵打人高潮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这样推算，孙迪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革中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

孙迪是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泽东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成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另外，孙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从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当时被红卫兵称为“狗崽子”或者“浑蛋”，当时被视为理应受到侮辱欺负的人。

据当时该校的学生说，红卫兵毒打孙迪的时候，还说他是“流氓”。至于他究竟犯有什么“流氓行为”，并没有人提供过具体的罪证。文革前中学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控制很严，如果孙迪有这方面的过错，应该早已经受到处分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气氛中，不但用残酷的手段折磨和处罚文革的对象，而且各种指控也常常相当随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几个红卫兵杀人性起，就可以用“流氓”的罪名把一个教员打死。

当时第十女子中学里有著名的“十三红”，是十三个红卫兵，以暴力和凶狠出名。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红”字，其中有“继红”“卫红”“红虎”等等。她们都是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当时称作“革命干部子弟”。这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最为神气的一类人。这13个人不但把名字改成有“红”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头发剪得很短，腰里系着军用铜头皮带。这皮带既是军人服装的一部分，解下来就是很具杀伤力的打人凶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这十三个红卫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带有“红”字，而且积极参加暴力行动。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

当时在红卫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红”这样的以暴力出名的帮伙。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有一群女红卫兵当时给自己剃了光头，打人十分凶恶，被称作“光头党”，在京城里闻名一时。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老师齐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第27中学，有四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革命干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称为“四阎王”。她们在学校里打死了初二的一个女同学。死者的姓名尚未查处。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四阎王”这样的外号，在当时并不是当作贬义的说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残忍，当时被视作“革命性强”的表现，被视作荣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地处北京西城区。这个中学不是一个 “革命干部子弟”很多的中学。比如，在初中三年级有八个班，“革命干部子弟”单独编班，只是八个班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革命干部子弟”。在文革前，干部子弟在学校受到优待，但是对他们在学习上和别的学生采用一样的标准，教师们在理论上也认为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文革开始后，“革命干部子弟”的地位变了。他们公然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他们自称“自来红”，把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骂做“狗崽子”。这些“革命干部子弟”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暴力迫害的主导力量。　

实际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红卫兵的负责人都是由该校的高干子弟担任的。这种新权力结构表明了红卫兵运动在那一时期的性质。这些人也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暴行负有责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个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身任高位的父亲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从原来的大住宅里赶出来，全家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他们曾经使用于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残酷迫害手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最后他们也变得痛恨文革。但是对他们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却很少反省。没有听到有参与打死孙迪老师的红卫兵做过悔罪或者自我检讨。

当年该校的一名“革命干部子弟”学生说，“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在1966年的暴力行为，不但是文革影响的结果，也和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一定关系。因为“革命干部”们一贯不讲究亲情而强调“革命”和“斗争”，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变得非常残忍。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反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卫兵暴力的事实一直被隐瞒或者忽略，所以关于为什么中学生会成为暴力迫害的兴高采烈的执行者，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打孙迪是大白天在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打的。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把这样野蛮残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动”，他们根本不以为需要隐瞒。行凶打人者是在後来才开始隐瞒这些事情的。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虽然她没有上过孙迪的课，但是在文革前见过他。在印象里，是一个圆脸，中等身材，白面书生模样的人。

女十中是女校。学生都是女生。那里的红卫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多岁的女红卫兵，把一个36岁的男老师，在操场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这是怎样的野蛮下流和残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是男学生打死了老师就不是野蛮和下流。只是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女性通常被教育得比较温和，所以，女中学生打死男老师，更加显出了文革的野蛮程度对文明的背离程度。

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来一直还有一些红卫兵标榜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却从来不提这样的暴行。掩盖这样丑恶的暴行，把这样的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称之为“理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更大更明显的谎言吗？还有人把文革时代称之为“激情岁月”。杀人的狂热是否可以称之为“激情”呢？这是犯罪。

孙迪被害，在当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不是例外事件，甚至也算不上极端事例。孙迪的死，只是１９６６年北京红卫兵的大量暴行中的一个事例。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後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

不久以后，这个学生自己的母亲，一个医生，也在被“斗争”和关押后，跳楼自杀了。她得知母亲的死讯，悲痛加上愤怒，满头黑发竟然全部脱落，一根都没有剩下，此后几十年也没有再生长出来。

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另一个迫害高潮。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一名教员自杀。他姓夏，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的学生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夏，个子很高，有一米八零的身高，是个老教师，文革前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一个被活活打死，一个自杀。该校的教师不到１００人。而且，我们还未能了解哪些人被打伤打残，更不要说人们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创伤。

当年女十中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听说孙迪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但是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2老舍自尽前后

我比较害怕和这样一类人打交道。他们在1950-1960年出生，1966年他们是6-16岁，1976年他们是16-26岁，而现在是43-53岁。因为我认识的人中间，我觉得可是称得上坏人或者卑鄙的人或者无耻的人的，绝大部分属于这个年纪。

我认识个很多时间出生的人，大都其它人类极端憎恶和仇视，无法容忍别人的成功。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他们特别喜欢睬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即便不能往上爬，能够踩着别人的肩膀，也一样是特别让他们快乐的事情。他们不懂得尊重别人，在对别人的谩骂和侮辱当中能够得到快乐。他们可以今天在你面前不可一世，明天又跪在你的面前做狗。而他们又几乎整齐划一的无知，知识的贫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无知又和他们极端的无能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似乎除了和其它人进行斗争而不能做任何事情。

这个时间出生的人，无论后来的经历如何，无论一直呆在国内还是已经出国还是出完国以后又回来，都是一样的形状。

我不想评论文革对他们的影响，我只是想知道，在下面篇文章中的这些女红卫兵，你们当时不抡起铜头皮带打人的话，你们会活不下去吗? 一定不会。你们的生活不会又什么改变。可是我清楚，你们还是会抡起铜头皮带打人。并不是文革迫使你们这样做，而是你们的内心就是又这些邪恶的东西，文革让这些邪恶得以释放而已。下面这篇文章提到"当年的小丫头们有没有良知，能否自己批判一下自己？"当然不会。不要说让她们在其他人类面前批评自己，我相信即使到现在，即使在她们的内心，她们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

人应该宽容，但是面对这样的人，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变成他们这样的人类。同时，在可以远离他们的时候，要尽量远离他们。要小心他们，小心他们再次抡起铜头皮带打人。

[转贴: 老舍自尽前后]

8月24日快到了，这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忌日，距今已经过去37年了。许多年青人不了解真相，甚至有人说：“老舍太想不开了”。为了使人了解这段历史，我特写此文，并以此来纪念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

1966年的“红八月”，是红卫兵运动最猖獗的时候。8月23日下午，从北京女八中来了两卡车的女红卫兵，把北京国子监（孔庙）围得满满当当。这些16岁左右的女娃娃，身着绿军装，腰糸宽皮带，个个象凶神恶煞。她们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把揪出来的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幸亏梅兰芳．程砚秋早死了，尚小云远在山西，否则也在劫难逃）等30多人，挂上黑牌子，跪在火堆周围用火烤，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然后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狠命抽打。

肖军会武术，在旧社会号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曾把国民党汉奸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大难临头，浑身武艺也施展不开，被这些16岁的头上扎两把小刷子的女红卫兵几下子就打趴在地，几次站起来，几次又被打趴下。问他服不服？肖军仍坚决地说：“服打不服罪！”67岁的老舍被这些16岁的女红卫兵狠命地抽打，不一会儿就被打得头破血流。X老师（我的朋友，现年80岁，仍健在）一再劝阻，说这样会把人打死的。这些女红卫兵柳眉倒竖，杏眼园睁，说：“打死活该！”晚上，老舍等人又被带到市文联大院内，有个女作家落井下石地向女红卫兵揭发说：“老舍在国外拿美金。”老舍说：“那是解放前，我靠稿费过日子。”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她们不由分说，拿起一块写有“反革命”的大牌子，用牌子上吊着的细铁丝往老人的头上套。牌子太大，铁丝勒在耳朵上。老舍使劲挣扎，用双手往上托，连手带牌子碰着了面前女红卫兵的脸。“老舍打红卫兵，他是反革命！”随着这个女孩的一声尖叫，一群女红卫兵围了上来，皮带如雨点般抽打这位67岁的老人。老舍被打得缩成一团，蹲在地上。第二天，8月24日深夜，老舍跳太平湖自尽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二三事件”！

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残酷，说老舍不自尽可能会给出路。其实不然。我所见的批斗对象，都是被往死里整。我的的邻居 ―― 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临走时，又把老太太浑身抹上盐面，关在屋子里，外面贴上封条。老太太从窗户伸出手，让人们给碗水喝，谁也不敢给。老太太每天喝自己撒的尿，一连七天也没人给揭封。老太太彻底绝望了，解下腰带，上吊自尽。

老舍先生去世已经37年了。那些当年的女红卫兵也是53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我想看看这些当年的小丫头们有没有良知，能否自己批判一下自己？可惜，等到今天，一个也没有。

巴金老人呼吁建一座“文革纪念馆”，一直没有结果。而我们这代经历过“文革”的老人，都有许多“文革”时的故事，有的还是亲身经历。如我的同事，至今还保留着一大包伤痂（即自己被打伤后，结的疤）。我们单位还有一位老师父，在班上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了……随着时过境迁，人们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我多么希望“文革博物馆”早日建成啊！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3北京27中四阎王

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3北京27中四阎王
无名氏，女，15岁，北京第27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学”。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名字。这个中学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附中。所以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女学生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年的学生记得这件事。

第27中学当年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出身在所谓“坏家庭”的学生，随时可能被他们的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也有人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在什么地方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开会），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大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是一间平房教室，是初二的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了。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她是在傍晚时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这个女学生也不是唯一的“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人。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小学里好象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成这样？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

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铜头皮带都打碎了一个。有人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傍晚时分，她被打死了。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拉走烧掉了。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学生到学校来，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端水来冲掉她身上的鲜血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第27中学，还有一个女老师，是个班主任，被毒打，被关起来。她用自己的眼镜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

有被访者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人。没有听到她们讲她们曾经打死过人，也没有听到她们为此忏悔。那些被她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初二的那个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理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