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上一篇跟贴中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原文的形态，没有哪个断句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从孔子的整体思想上判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教育家，不能想象他会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赞成愚民的观点的。
我是这样想的。
第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近一百多年来，对孔子那句话的主流断法，那就不回避，就针对这一断法去解析。
第二，这样的断法从句子的逻辑关系和句子结构来看，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如果需要玩弄文字技巧，文字游戏来维护先贤形象，那不是先贤愿意看到的。所以，虽然梁启超的发心是要维护孔子的形象，但孔子是不会赞成他的曲解的。
我们就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解释孔子，看能不能得出愚民的意思？
一个悉心的妈妈，为她的幼儿制定科学合理的膳食，需不需要向小家伙讲清楚这样的搭配最富营养，如此进食最有利于成长？并且，等孩子点头同意了才喂食他呢？
那些学富五车，“心智全开”的现代学者们，你们年少之时，是不是被家长和老师们“使由之”地被动地进入学习状态，从无知的娃娃起步，一步步“知之”而渐入佳境的呢？
春秋战国之际，文化毕竟是少数精英所拥有。用我们今天的标准，应算作民智未开，“民性不皆明”，就如同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幼儿期。如果每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前，必须将其出台的背景，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一定是空耗精力，事倍而功无的！
“夫以乐成，难与虑始！”，什么意思？
“大众愿意看到事情的结果，不愿意一开始的参与和谋划”！这就是为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客观原因！这不是对庶民大众的蔑视，而是对庶民大众的正视！
很多客观事实，看起来不是很美好；一些人性，追究起来很不堪。然而，我们的先人们能够正视这些，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很奇特的一个种群：他们信奉祖先大于宗教和神冥；敬畏道德和自然大于权势和财富。他们的学说多是基于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当犹太人将他们的智慧之王———所罗门王的劈子判母的智慧顶礼膜拜之时，我们的祖先们早已更深层次地勘悟了人性，并以此构建出了伟大的和谐社会。
别说在那“民智未开”的春秋战国年代，就是在今天的民主共和社会，为什么采取共和议政啊？为什么采取代表人制啊？很简单，对于大众而言，“夫以乐成，难与虑始”！在今天法律条款如此繁复的年代里，即使在民主的西方，有几条法律的制定，有哪次国家预算法案的通过，是使大众事先“知之”的？而这些被通过的法律条款和预算法案，对于公民而言不是“使由之”（强迫执行）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圣人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基于人性在大众心理和大众行为上的表现，而给出的客观判断。其实，说赤裸点，这句话也是今天共和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基于当下的认知和趣味而战斗着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享受着所谓的“正义感”带给我们的心潮澎湃。而很多人，为了所谓的“正义”而变得暴虐；很多人，为了追求“公正”而变得铁石心肠。。。
梁启超是个儒者，于是，他是个例外。
在当时那个中西思想风云际会的年代，作为一个受两种思想熏陶，同时被强势的西学思想裹挟的他，始终处于纠结当中，从而导致了他在保守与激进中的摇摆不定。是他给那个“民智”之门开了个缝，于是，蜂拥的人群鱼贯而出（入），当他再想以一人之力去维护业已失控的秩序时，已经是不可能了。这就体现在那些新文化的先驱们对儒学的批判上：大多是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而缺乏学术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静；大多是革命名义下的呼啸，还有就是不明就里式的蛮横。。。他们是那鱼贯的人群。
佛朗士说：生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一种不幸。活着时，备受煎熬和痛苦；死后，又被各种不相干的人作弄，最终使自己变成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孔子就是实例，相信梁启超也是。
梁启超为孔子的辩护其实也是对老先生的作弄；
我现在写梁启超的文，也是对这位最后的儒者的作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