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三十八年前
“别梦依稀到四川，故园三十八年前”。在距离女儿的学校一万五千多公里的地球另一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可能也在听取蛙声一片的夏日深夜，因牵挂于翌日的新生入学报名，而难以成眠。但是，我期待的不是乘坐校车，而是可以背上书包走进学堂。因为在那时的农村，如果家里没有成人留守的话，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只能每天背着用竹子编的背篼随父母一起走向田野。上学无疑意味着要将背篼换成书包了，而且可以坐在教室里，不再被风吹、日嗮和雨淋。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由十个生产队组成的大队小学，离家有一公里半的路程。从家里出来是既没有铺水泥也没有柏油的土路，大约有两米宽，是村里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交通要道。朝南往外走四、五百米后，分道上小路，过一条小河，就是一米见宽的田埂，直通到学校。不管是土路还是田埂，晴天走起来尚可，但一遇下雨，路面就全被泥泞覆盖，稍一不留神，脚下就会打滑。如果是在上学的路上滑倒，被泥泞弄脏和打湿的衣服定要伴你到学校潇洒走一回，并让你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
小学的学制是五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五个班，一百人左右。不过，学校只有四间教室，外加一个礼堂。教室和礼堂都有窗户，但上面没有玻璃，使得我们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全校只有五位教师，其中三位是就地取材的本地人，当然都是农村户口。另外两位中，一位来自乡镇，一位来自县城。由于学校没有伙食团，除了两位来自城乡的老师外，其余的师生每天都必须回家吃中午饭。这样一来，无论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还是朔雪飘零、寒风凛冽，我每天要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四趟，行程达六公里。
来自县城的张老师担任我们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同时也是班主任。张老师来到乡下，是因为家庭成份属于当时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她的丈夫也被安置到与她相隔几十公里的一个山区执教。在远离都市的偏僻乡村，我头一次近距离端详城里人的容貌，聆听到外地的口音，就觉得学校是一个有趣、长见识的地方。在我看来，张老师的端庄、典雅和高贵完全是天然的，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刚进学堂的六岁孩童，也能欣赏。一点不像如今那些经过雕饰和包装的美，只有专家们才敢恭维。她的住房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偶尔从门前经过时，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在那时的农村，香皂是非常奢侈的日用品，只有极少数人能买得到或买得起，比不得现在的人，即使用香水也像喷洒驱虫剂一样。
当时的课程大概就只有语文、算数、唱歌、体育以及后来的劳动和写毛笔字。前两门课是我的强项，常得到班主任的称赞。加上自己老实、憨厚，就被认为表现出色，是个不错的学生。课上没有学习的压力，课后也没有家庭作业，每天上学的心情就像过年似的。完全不像有些大人吓唬小孩子讲的那样：“上学就如同给仔牛穿鼻子，被绳子套住后，就再也没有自由了。”唯一觉得有点负担的是，为了学算数，自己需要准备“小棒”。通常是把竹子的小枝砍下来，选择比筷子稍微细一点的，将它们切成一样的长度。大约要装一百多根在书包里，才能用它们放心上算数课。
在一帆风顺之中，很快就进了二年级。仍然是张老师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使用同一教室。我稳中有升的成绩和不善言语的表现不断赢得她的肯定和赞扬，最大奖励是被她任命为广播体操的“施令员”。那时，为响应“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只要不下雨，学校在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要集中所有的学生在操场上排队，一起做广播体操。做体操时，需要一个人站在队伍的前面发号施令。这个“施令员”由各班的班主任老师，从自己班上表现出色的学生中选出来轮流担任。
没有话筒，更无扬声器，“施令员”只能凭自己的嗓门这样呐喊：“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第一节，上肢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当喊到第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的跳跃运动时，节奏猛然加快，一百多人高频率地同步拍手、跳跃达数十秒。大家在将身心的疲惫抖落的同时，又激起地上的尘土向上飞扬。那些随风而起，飘落到人身上的黄沙，只有等到下一次再做跳跃运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回归大地。
担当广播体操的“施令员”，使我在识字后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在当时，那算是相当大的荣耀。客观地讲，在一、二年级里，和许多同学一样，基本上处在被承认和赞同之中。所以，我喜欢自己，喜欢班主任老师及其他的人，不曾与人争斗，觉得学校是一个有吸引力、很友善的地方。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既没有父母的苦心经营，也无老师的有意栽培，凭借好奇、好学的本性，就能取得好的成绩。可以认为，只要没有外来的敦促、催赶和逼迫，就不会有内在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冲突，学生的自信和真诚也就不会失去。
就在我的学习蒸蒸日上，憧憬着更有希望的未来时，忽然间跨进了三年级。我们从原来的小教室里搬出来，到空空荡荡的大队礼堂的一个角落里上课。礼堂是大队专门用来开斗争大会的地方。几年前，我奶奶被人踉踉跄跄地推搡到台上挨批斗时，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我爬上台去，紧紧依偎在她身边，直到斗争大会结束。礼堂内泥土的地面被撕心裂肺、捶胸顿足的人们跺得凹凸不平，让后来的读书人难以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张老师没有与我们同行，而是又重新去担任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由一位临时代课的老师担任。他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姓姒，且和我属同一辈份。他的话，我听得清楚，但是他的课，却听不明白。别人说他是茶壶里装汤圆──有货倒(道)不出，意指有才，不过语言组织能力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