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雄
男性决不让女性专美
令上海男人时尚的就是流传至今还绵绵不绝的西装了。
西装是男装的经典之作。
不 过,西装的来历与旗袍一样,甚至与牛仔裤一样,属于工作服。它原是中世纪欧洲马车夫的服式,马车夫为了骑马方便,就在上衣后面开了一条衩,西裤原是西欧水 手服的式样,便于捋起来干活。而西服的硬领是由古代军人防护咽喉中箭,的甲胄演变而来;漂亮的领带的诞生是因为古代的英国人吃牛羊猪肉时,还没有像后来那 样使用刀叉,而是用手抓,大块大块地用手捧到嘴边啃,那胡子弄脏了,就用衣服的袖子去擦。愤怒的妇女为了对付自己男人这种邋遢行径,就在男人的衣领下挂了 一块布,供他们擦嘴。
可是男人们的陋习难改,不习惯用这块布,妇女们魔高一尺,就在袖子边上钉几个小石子,如果再用袖子擦嘴的话,这石子 就会把胡子拉掉或者把嘴皮划破,这才逼着男人用布擦嘴(在这种威逼下竟然俯首贴耳、听之任之,可见英国绅士骨子里的惧内情结)。久而久之,这领子下的布就 成了领带,而把在袖口钉石子改为钉纽扣,又从前面改移到后面。于是,西装问世了。
西装移民于上海,与上海众多红帮裁缝不可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浙江奉化籍裁缝到上海立脚谋生,由于他们擅长模仿,而且全面掌握“量、算、裁、缝”的技艺,所以深受主顾的欢迎。
1896 年,奉化江口镇前江村人江良通首先在南京路上开设了一家“和昌号”裁缝店,一些有实力的奉帮裁缝也纷纷跟进,南京路上有了多家奉帮裁缝店,如“王兴昌”、 “荣昌祥”、“裕昌祥”、“王顺泰”、“王荣康”、“汇利”等。他们擅长模仿,便顺应潮流改名“西服店”,打出“西服”旗号,中国第一套西装就是在南京路 诞生的,而第一个提倡穿西装的是著名革命家徐锡麟。
1904年,徐锡麟从日本回到上海,找到了著名的裁缝店“王兴昌”,指着身上穿的西 装, 叫店主王兴昌依样画葫芦也做一套,王兴昌虽然手艺高超, 但面对这头一遭的活计,却有点怯阵了,徐锡麟和颜悦色地勉励他:“不要紧,做坏了不叫你赔,而且照样给你工钱。”于是,王兴昌放开胆量,做坏了一套又一 套,最后终于做成功了,与徐锡麟那套一模一样。徐锡麟自然非常高兴, 赞赏之余给了不少赏钱。王兴昌为徐锡麟做西装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了。
孙 中山也有这么一段逸事,1911年12月25日,他到了上海,很想做一套国产西装,就找到了南京路上最大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店主奉化江口镇王溆浦人 王才运见到这位伟人来做西装, 受宠若惊, 动员全店力量,做了一套与孙先生穿的那套英国货一模一样的国产西装,“荣昌祥擅长做英式西服”的美谈就传开了。
后来,孙中山带来了一套日 本陆军士官服装,要求以这套服装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并要求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依靠笔杆子(知识分子),王才运根据这 个要求初制了第一套服装,并以传统服式设计了七粒纽扣,后来经过孙中山先生提议, 改为五粒,以与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的寓意相一致。这中山装后来也成为一种时尚服装。
话题再回到西装,上海本是去海外留学的必经之路,置办一套西服是必不可少的,故奉帮生意特别红火,这里成了奉化裁缝的“创业园区”。于是,“奉帮”被誉为“红帮”了。
西 装最早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相反,还遭到了歧视。20年代的《妇女杂志》就曾发表专门的文章抨击西装,一说它贵,二说它并不时尚,论据是它从 西方再传入东方,已经“时时更新,转展变易,不适时尚可知矣”,那些着意要穿西装的人,“衣西装,操西语,崇拜耶稣,此乃添一西人耳,与我国何益。”而且 还在实际生活中引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20世纪初,上海戏园里可以边饮茶边看戏。有个规矩,凡是妓女和洋人来看戏,一律用绿茶碗, 以示区别,而普通观众则用白茶碗。用绿茶碗的,表示戏票加倍。这是因为陪妓女、洋人前来看戏的大多为买办, 这些买办西装革履, 招摇过市,很是遭到人们的嫉恨。戏园的这一“一园两制”价格是表示一种鄙视、愤怒、宣泄与经济惩罚。
这 一针对“城门”之“火”的特殊规矩,却殃及了中国留学生这些“池鱼”,由于他们也是一身西装革履,一坐下也是一只绿茶碗,但结账时一声“洋人加倍”就有了 辩驳的充裕空间:“难道我也是洋人吗?”戏园方明显理亏,于是,有些老板就改为“洋装加倍”,争执也就少了,但聪明的留学生(不聪。明还能留学吗?)每当 看戏就临时借一件长衫来穿了一一观众先成了演员。不过, 随着西装的普及,戏园这种规矩也就自动取消了。
应该说, 西装本身没有多大的“时”装余地, 至多在纽扣的粒头多少、开不开衩、用什么面料、领子的宽窄、上衣的长短上有一些些微的变化,总体上是差不多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西装与今天的西装, 实在是没有多少大的差别的(试试看女装!),它唯一的时尚价值在于体现出穿着者本身的价值。比如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套头料”,上海人非常愿意花大价钱购 买,就是因为它往往能显示其“成功男士”的身价与感觉。
木心在长文《上海赋》里对当年置办西装的全流程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西装店等级森严,先以区域分,再,以马路分,然后大牌名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价钱高得你非到他那里去做不可,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当年是以英国式为经典,中老绅士就之;法国式为摩登,公子哥儿趋之;意大利式为别致,玩家骑师悦之。
西 装第一要讲料作,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稍有混杂,身价大跌。夏令品类派力斯、凡立丁、雪克斯丁、 白畔叽等;冬令品类巧克丁、板丝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类海力斯、法兰绒、轧别丁、舍维、霍母斯本、薄花呢等。所谓“英国花呢”,厚薄两型纷繁得热 昏。国际最新杂志汇集上海,中国缝工无疑世界第一。
大牌名牌的店家陈设优雅, 氛围恬静。欢迎,请坐、奉茶或咖啡,寒暄几句,言下十分自负。“先生光临本店,想是慕名而来……”然而除了几上的一叠时装杂志,又从内部捧出最新的样本 来。这时是顾客显骨子的当口了。如果你边看边品评,眼光凶、门槛精,店伙就起劲奉承。其中夹进微妙的辩论,最后完全听从你的抉择,就更加满足你的自尊心。
接下来是看料作。美奂美仑,像图书馆那样庄严肃穆,凡你中意的,一匹匹拿下来,近看、远看,披在肩上对镜看, 裹在腿上假设为裤管看——结果决定几套,三件头、两件头、独件上装,两粒纽、三粒纽,单排、双排,贴袋、嵌袋、插袋。还要商量夹里,半里、全里,羽纱?软 缎?至于衬垫,“放心,阿拉勿会用白麻格,总归是黑炭,垫肩全羊毛,棉花是勿进门格。”
然后是量尺寸,手势轻快果断,颇有舞蹈性。如果 你身材好,就量到那里赞到那里,“搭侬先生做衣裳,真开心,电影明星也唔末依价司麦脱。”尺寸单的项目极其细致,填满了,还要想想,加附注,长期保存,作 下次的参考,而且说:“假使攸在外国,要做了,请关照一声,我伲打包寄过来。”
等到试样的日期,更是双方显骨子的时候。虽是他从旁帮 衬,你动作要灵敏,程序要合拍,他手捉划粉,口噙别针,全神贯注,伶俐周到,该收处别拢,该放处画线,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其实他胸有成衣,毫不迟 疑。而你,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自然地转体,靠近些,又退远些,曲曲背,挺挺胸,回复原状,井腿如何,分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让“衣”穿 “人”。这套驯衣功夫,靠长期的玩世经验,并非玩世不恭。
上海人玩世甚恭,既要应和重视
别 针划粉的全套动作,又务必贯彻“惟我独尊”的见解要求。试样的过程是一个辩论的过程,若有不恭者不知趣, 冒充行家,事态会激化“本店牌子有关,还是另请高明吧”。真正懂“衣经”者却娓娓清谈,双方表示钦佩,“依先生真讲究,讲究得真有道理”。“不然我也勿会 定规要到宝号来哉”。
复试,如果你无兴去店家,他可到府上来效劳。初试仅一袖,再次两袖全,整套款式俱在。万一你又有新的意图,他不惜拆 掉重做,是故往往要三次五次试样,双方绝不嫌烦,直到你的满意就是他的满意,临了说“先穿两天,假使有啥勿称心的地方,尽管请过来指教”——双方自始至终 不提一个钱字, 落落大方对大方落落。(《只认衣衫不认人》)
这哪里是做衣服,分明是诸葛亮到了东吴,最终目标虽然一致,但内中的勾心 斗角却敷衍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好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上海人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装是哪条路上出品的,甚至断定是哪店家做的。佣仆替你挂大衣上装时, 习惯性地一瞥商标牌子,凡高等洋服店,都用丝线手绣出阁下的中英文姓名,缝贴在内襟左肭袋上沿……(《只认衣衫不认人》)
据一些老上 海回忆,在三四十年代,一两黄金可以做二到三套上好英国呢三件套西装,价钱不菲,但街头西装革履的比比皆是。那时候, 除非真的是做粗活的或者实在穷困潦倒的, 一般的上海男人起码有一套西装, 哪怕亭子间打地铺的小文员,隔夜还要把上衣高高挂起,把裤子裤管折齐压在枕头下。很有一些西装革履、卖相蛮好的朋友, 常常会闷着头、缩起肩胛在弄堂口的小面摊上吃一碗廉价的阳春面,上海人针对这班人称其为“赤膊打领带的户头”,或许还会骂一声“洋装瘪三”。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6回描写了一位整天西装革履的上海青年,外表潇洒倜傥,颇有风度,内里却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洋装瘪三”:
黄国民道:“还是你们洋装好,我明天也要学你改装了。”洋装朋友道:“改了装没有别的好处,一来裁缝可以省得不少,二来无冬无夏只此一身,也免得到了时候,愁着没有衣服穿。”黄国民道:“夷场上朋友,海虎绒马褂可以穿三季,怎么你这件外国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
洋 服朋友道:“不瞒你说,你说我为什么改穿西装?只囚中国衣裳实在穿不起,就是一身茧绸的,也得十几块钱。一年到头,皮的、棉的、单的、夹的,要换上好几 套,就得百十块钱。如今只此一身,自顶至踵,通算不过十几块,非但一年穿到头,而且剥下来送到当铺去,当铺里也不要。这一年工夫,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 钱?”
这种穿西装法,已经近乎无赖了。一些过来人回忆道,当时大家在外面聚会、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朋友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怎么样,料子好不好,是美国货还是英国货等等,更考究的绅士穿西装不仅仅关注西装本身的质量, 而且追求整体效果。中午有中午的西装,晚上吃饭时就要换掉,如衬衫、领带每天不换, 就没有噱头了, 没有派头了。
做 西服最著名的莫过于“亨生”与“培罗蒙”了。前者创办于1929年,以款式新颖、工艺精湛而被同行誉为上海西装“一只鼎”。上海的西装行业曾有“七工头” 与“五工头”之说,这是指一套西装花七个人工还是五个人工,“七工头”的档子自然高一些了。“亨生”属于“七工头”档子。创始人徐余章的开门徒弟林瑞祥在 西服工艺造型和品种款式上独树一帜,创造出新型的“修长西服”,线条活泼流畅,领、胸、腰等部位平展舒适,被称为“少壮新潮西服”。“培罗蒙”开设于此前 后年代,素有“西服骄子”之称,外观上平、直、戤、登、挺,内型上胖、窝、圆、服、顺,操作上推、归、拔、“四功”(刀、车、手、烫功)到家,上海人称为 “海派西装”。
西装成了老上海心目中的摩登象征,与精致、优雅同义。
人们想起了一丝不苟, 想起了翩翩起舞,想起了爵士乐, 想起了鸡尾酒……
按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尚标准,一套gent1eman (绅士)的“行头”一般应该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顶呢帽或草帽;
一套三件头西装;
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
袜子和皮鞋(或连鞋罩);
其他的还有皮带或吊裤带、袖扣、领带扣针、襟针;
打火机、香烟盒、钥匙链、钱包……
但是,有了这些“行头”,不等于就’有了应有的包装,还必须讲究它们的出身——品牌和质地,如呢帽应该是英国的HATMAN或STAYSON,决不能是在南京路上“小吕宋”或“蛊锡福”买来的国产货;西装衣料的牌子即使不是TOWNTEX或DOMAFLRE,也得是其他英国贷花呢,不能穿国产 的“章华”或“协新”呢料;皮鞋要穿SAXSON或FEEEMAN,至少也得穿在静安寺路上的“第五街鞋店”(解放后改为博步皮鞋启)定做的BOB SHOE,不能‘穿“鹤鸣”或“大不同”的产品;衬衫要穿VAN HEUSEN或AgE,OW,不能穿“司麦脱”或“康派司”;还有EONSON烟盒和打火机;或者DUNHILL或三B烟斗,SWANK牌镀金钥匙链…… 照树菜的说法:“要配齐并不难,南京路四川路口有一家惠罗公司,是英国人开的,店里专卖各种英国货男人衣着和用品,要配齐这‘行头’,只消进去从一楼到四 楼兜上一圈使能办妥了——只要腰包里有足够的钱或者开出的支票他们愿意接受……”(《上海的最后旧梦》)
当然,这里的东西价格不菲,仅一双SAXSON皮鞋就大概等于一个普通职员两个月的薪水。这也是“洋装瘪三”产生的反面直接原因。
时尚永远是有代价的。
《上海采风月刊》2006年第5期
男性决不让女性专美
令上海男人时尚的就是流传至今还绵绵不绝的西装了。
西装是男装的经典之作。
不 过,西装的来历与旗袍一样,甚至与牛仔裤一样,属于工作服。它原是中世纪欧洲马车夫的服式,马车夫为了骑马方便,就在上衣后面开了一条衩,西裤原是西欧水 手服的式样,便于捋起来干活。而西服的硬领是由古代军人防护咽喉中箭,的甲胄演变而来;漂亮的领带的诞生是因为古代的英国人吃牛羊猪肉时,还没有像后来那 样使用刀叉,而是用手抓,大块大块地用手捧到嘴边啃,那胡子弄脏了,就用衣服的袖子去擦。愤怒的妇女为了对付自己男人这种邋遢行径,就在男人的衣领下挂了 一块布,供他们擦嘴。
可是男人们的陋习难改,不习惯用这块布,妇女们魔高一尺,就在袖子边上钉几个小石子,如果再用袖子擦嘴的话,这石子 就会把胡子拉掉或者把嘴皮划破,这才逼着男人用布擦嘴(在这种威逼下竟然俯首贴耳、听之任之,可见英国绅士骨子里的惧内情结)。久而久之,这领子下的布就 成了领带,而把在袖口钉石子改为钉纽扣,又从前面改移到后面。于是,西装问世了。
西装移民于上海,与上海众多红帮裁缝不可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浙江奉化籍裁缝到上海立脚谋生,由于他们擅长模仿,而且全面掌握“量、算、裁、缝”的技艺,所以深受主顾的欢迎。
1896 年,奉化江口镇前江村人江良通首先在南京路上开设了一家“和昌号”裁缝店,一些有实力的奉帮裁缝也纷纷跟进,南京路上有了多家奉帮裁缝店,如“王兴昌”、 “荣昌祥”、“裕昌祥”、“王顺泰”、“王荣康”、“汇利”等。他们擅长模仿,便顺应潮流改名“西服店”,打出“西服”旗号,中国第一套西装就是在南京路 诞生的,而第一个提倡穿西装的是著名革命家徐锡麟。
1904年,徐锡麟从日本回到上海,找到了著名的裁缝店“王兴昌”,指着身上穿的西 装, 叫店主王兴昌依样画葫芦也做一套,王兴昌虽然手艺高超, 但面对这头一遭的活计,却有点怯阵了,徐锡麟和颜悦色地勉励他:“不要紧,做坏了不叫你赔,而且照样给你工钱。”于是,王兴昌放开胆量,做坏了一套又一 套,最后终于做成功了,与徐锡麟那套一模一样。徐锡麟自然非常高兴, 赞赏之余给了不少赏钱。王兴昌为徐锡麟做西装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了。
孙 中山也有这么一段逸事,1911年12月25日,他到了上海,很想做一套国产西装,就找到了南京路上最大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店主奉化江口镇王溆浦人 王才运见到这位伟人来做西装, 受宠若惊, 动员全店力量,做了一套与孙先生穿的那套英国货一模一样的国产西装,“荣昌祥擅长做英式西服”的美谈就传开了。
后来,孙中山带来了一套日 本陆军士官服装,要求以这套服装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并要求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依靠笔杆子(知识分子),王才运根据这 个要求初制了第一套服装,并以传统服式设计了七粒纽扣,后来经过孙中山先生提议, 改为五粒,以与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的寓意相一致。这中山装后来也成为一种时尚服装。
话题再回到西装,上海本是去海外留学的必经之路,置办一套西服是必不可少的,故奉帮生意特别红火,这里成了奉化裁缝的“创业园区”。于是,“奉帮”被誉为“红帮”了。
西 装最早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相反,还遭到了歧视。20年代的《妇女杂志》就曾发表专门的文章抨击西装,一说它贵,二说它并不时尚,论据是它从 西方再传入东方,已经“时时更新,转展变易,不适时尚可知矣”,那些着意要穿西装的人,“衣西装,操西语,崇拜耶稣,此乃添一西人耳,与我国何益。”而且 还在实际生活中引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20世纪初,上海戏园里可以边饮茶边看戏。有个规矩,凡是妓女和洋人来看戏,一律用绿茶碗, 以示区别,而普通观众则用白茶碗。用绿茶碗的,表示戏票加倍。这是因为陪妓女、洋人前来看戏的大多为买办, 这些买办西装革履, 招摇过市,很是遭到人们的嫉恨。戏园的这一“一园两制”价格是表示一种鄙视、愤怒、宣泄与经济惩罚。
这 一针对“城门”之“火”的特殊规矩,却殃及了中国留学生这些“池鱼”,由于他们也是一身西装革履,一坐下也是一只绿茶碗,但结账时一声“洋人加倍”就有了 辩驳的充裕空间:“难道我也是洋人吗?”戏园方明显理亏,于是,有些老板就改为“洋装加倍”,争执也就少了,但聪明的留学生(不聪。明还能留学吗?)每当 看戏就临时借一件长衫来穿了一一观众先成了演员。不过, 随着西装的普及,戏园这种规矩也就自动取消了。
应该说, 西装本身没有多大的“时”装余地, 至多在纽扣的粒头多少、开不开衩、用什么面料、领子的宽窄、上衣的长短上有一些些微的变化,总体上是差不多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西装与今天的西装, 实在是没有多少大的差别的(试试看女装!),它唯一的时尚价值在于体现出穿着者本身的价值。比如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套头料”,上海人非常愿意花大价钱购 买,就是因为它往往能显示其“成功男士”的身价与感觉。
木心在长文《上海赋》里对当年置办西装的全流程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西装店等级森严,先以区域分,再,以马路分,然后大牌名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价钱高得你非到他那里去做不可,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当年是以英国式为经典,中老绅士就之;法国式为摩登,公子哥儿趋之;意大利式为别致,玩家骑师悦之。
西 装第一要讲料作,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稍有混杂,身价大跌。夏令品类派力斯、凡立丁、雪克斯丁、 白畔叽等;冬令品类巧克丁、板丝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类海力斯、法兰绒、轧别丁、舍维、霍母斯本、薄花呢等。所谓“英国花呢”,厚薄两型纷繁得热 昏。国际最新杂志汇集上海,中国缝工无疑世界第一。
大牌名牌的店家陈设优雅, 氛围恬静。欢迎,请坐、奉茶或咖啡,寒暄几句,言下十分自负。“先生光临本店,想是慕名而来……”然而除了几上的一叠时装杂志,又从内部捧出最新的样本 来。这时是顾客显骨子的当口了。如果你边看边品评,眼光凶、门槛精,店伙就起劲奉承。其中夹进微妙的辩论,最后完全听从你的抉择,就更加满足你的自尊心。
接下来是看料作。美奂美仑,像图书馆那样庄严肃穆,凡你中意的,一匹匹拿下来,近看、远看,披在肩上对镜看, 裹在腿上假设为裤管看——结果决定几套,三件头、两件头、独件上装,两粒纽、三粒纽,单排、双排,贴袋、嵌袋、插袋。还要商量夹里,半里、全里,羽纱?软 缎?至于衬垫,“放心,阿拉勿会用白麻格,总归是黑炭,垫肩全羊毛,棉花是勿进门格。”
然后是量尺寸,手势轻快果断,颇有舞蹈性。如果 你身材好,就量到那里赞到那里,“搭侬先生做衣裳,真开心,电影明星也唔末依价司麦脱。”尺寸单的项目极其细致,填满了,还要想想,加附注,长期保存,作 下次的参考,而且说:“假使攸在外国,要做了,请关照一声,我伲打包寄过来。”
等到试样的日期,更是双方显骨子的时候。虽是他从旁帮 衬,你动作要灵敏,程序要合拍,他手捉划粉,口噙别针,全神贯注,伶俐周到,该收处别拢,该放处画线,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其实他胸有成衣,毫不迟 疑。而你,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自然地转体,靠近些,又退远些,曲曲背,挺挺胸,回复原状,井腿如何,分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让“衣”穿 “人”。这套驯衣功夫,靠长期的玩世经验,并非玩世不恭。
上海人玩世甚恭,既要应和重视
别 针划粉的全套动作,又务必贯彻“惟我独尊”的见解要求。试样的过程是一个辩论的过程,若有不恭者不知趣, 冒充行家,事态会激化“本店牌子有关,还是另请高明吧”。真正懂“衣经”者却娓娓清谈,双方表示钦佩,“依先生真讲究,讲究得真有道理”。“不然我也勿会 定规要到宝号来哉”。
复试,如果你无兴去店家,他可到府上来效劳。初试仅一袖,再次两袖全,整套款式俱在。万一你又有新的意图,他不惜拆 掉重做,是故往往要三次五次试样,双方绝不嫌烦,直到你的满意就是他的满意,临了说“先穿两天,假使有啥勿称心的地方,尽管请过来指教”——双方自始至终 不提一个钱字, 落落大方对大方落落。(《只认衣衫不认人》)
这哪里是做衣服,分明是诸葛亮到了东吴,最终目标虽然一致,但内中的勾心 斗角却敷衍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好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上海人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装是哪条路上出品的,甚至断定是哪店家做的。佣仆替你挂大衣上装时, 习惯性地一瞥商标牌子,凡高等洋服店,都用丝线手绣出阁下的中英文姓名,缝贴在内襟左肭袋上沿……(《只认衣衫不认人》)
据一些老上 海回忆,在三四十年代,一两黄金可以做二到三套上好英国呢三件套西装,价钱不菲,但街头西装革履的比比皆是。那时候, 除非真的是做粗活的或者实在穷困潦倒的, 一般的上海男人起码有一套西装, 哪怕亭子间打地铺的小文员,隔夜还要把上衣高高挂起,把裤子裤管折齐压在枕头下。很有一些西装革履、卖相蛮好的朋友, 常常会闷着头、缩起肩胛在弄堂口的小面摊上吃一碗廉价的阳春面,上海人针对这班人称其为“赤膊打领带的户头”,或许还会骂一声“洋装瘪三”。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6回描写了一位整天西装革履的上海青年,外表潇洒倜傥,颇有风度,内里却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洋装瘪三”:
黄国民道:“还是你们洋装好,我明天也要学你改装了。”洋装朋友道:“改了装没有别的好处,一来裁缝可以省得不少,二来无冬无夏只此一身,也免得到了时候,愁着没有衣服穿。”黄国民道:“夷场上朋友,海虎绒马褂可以穿三季,怎么你这件外国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
洋 服朋友道:“不瞒你说,你说我为什么改穿西装?只囚中国衣裳实在穿不起,就是一身茧绸的,也得十几块钱。一年到头,皮的、棉的、单的、夹的,要换上好几 套,就得百十块钱。如今只此一身,自顶至踵,通算不过十几块,非但一年穿到头,而且剥下来送到当铺去,当铺里也不要。这一年工夫,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 钱?”
这种穿西装法,已经近乎无赖了。一些过来人回忆道,当时大家在外面聚会、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朋友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怎么样,料子好不好,是美国货还是英国货等等,更考究的绅士穿西装不仅仅关注西装本身的质量, 而且追求整体效果。中午有中午的西装,晚上吃饭时就要换掉,如衬衫、领带每天不换, 就没有噱头了, 没有派头了。
做 西服最著名的莫过于“亨生”与“培罗蒙”了。前者创办于1929年,以款式新颖、工艺精湛而被同行誉为上海西装“一只鼎”。上海的西装行业曾有“七工头” 与“五工头”之说,这是指一套西装花七个人工还是五个人工,“七工头”的档子自然高一些了。“亨生”属于“七工头”档子。创始人徐余章的开门徒弟林瑞祥在 西服工艺造型和品种款式上独树一帜,创造出新型的“修长西服”,线条活泼流畅,领、胸、腰等部位平展舒适,被称为“少壮新潮西服”。“培罗蒙”开设于此前 后年代,素有“西服骄子”之称,外观上平、直、戤、登、挺,内型上胖、窝、圆、服、顺,操作上推、归、拔、“四功”(刀、车、手、烫功)到家,上海人称为 “海派西装”。
西装成了老上海心目中的摩登象征,与精致、优雅同义。
人们想起了一丝不苟, 想起了翩翩起舞,想起了爵士乐, 想起了鸡尾酒……
按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尚标准,一套gent1eman (绅士)的“行头”一般应该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顶呢帽或草帽;
一套三件头西装;
内衣、衬衫和领带(或领结);
袜子和皮鞋(或连鞋罩);
其他的还有皮带或吊裤带、袖扣、领带扣针、襟针;
打火机、香烟盒、钥匙链、钱包……
但是,有了这些“行头”,不等于就’有了应有的包装,还必须讲究它们的出身——品牌和质地,如呢帽应该是英国的HATMAN或STAYSON,决不能是在南京路上“小吕宋”或“蛊锡福”买来的国产货;西装衣料的牌子即使不是TOWNTEX或DOMAFLRE,也得是其他英国贷花呢,不能穿国产 的“章华”或“协新”呢料;皮鞋要穿SAXSON或FEEEMAN,至少也得穿在静安寺路上的“第五街鞋店”(解放后改为博步皮鞋启)定做的BOB SHOE,不能‘穿“鹤鸣”或“大不同”的产品;衬衫要穿VAN HEUSEN或AgE,OW,不能穿“司麦脱”或“康派司”;还有EONSON烟盒和打火机;或者DUNHILL或三B烟斗,SWANK牌镀金钥匙链…… 照树菜的说法:“要配齐并不难,南京路四川路口有一家惠罗公司,是英国人开的,店里专卖各种英国货男人衣着和用品,要配齐这‘行头’,只消进去从一楼到四 楼兜上一圈使能办妥了——只要腰包里有足够的钱或者开出的支票他们愿意接受……”(《上海的最后旧梦》)
当然,这里的东西价格不菲,仅一双SAXSON皮鞋就大概等于一个普通职员两个月的薪水。这也是“洋装瘪三”产生的反面直接原因。
时尚永远是有代价的。
《上海采风月刊》2006年第5期
一千家当,八百身上(女装篇)
刘业雄
上海的时装店永远是“妇女用品商店”
法国小说家阿·法朗士说过:“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我会直接挑选一本好的时装杂志, 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为了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都多。”上海女性关于时装的想像力是无比丰富精彩的。
江 南有一句相当挖苦但又异常准确的话形容女人喜欢翻行头:“一千家当,八百身上。”有了这关于翻行头的想像力,就成全了上海一个庞大的行业。20世纪三四十 年代时,上海的成衣铺大约有二千多家,裁缝四万多人,总有二十多万人靠此养活着,差不多占了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真可谓“衣被上海”,上海被一团团衣服裹 绕着。
时装比西装“胜”过一筹的是,它的衣料、款式更新速度非常快,因此,更能显示出贫富贵贱的差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就是“金钱”。而上海恰恰是最讲究这“贫富贵贱的差异”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在回忆往荣德生的办公地点推销时说:“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 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衫,藏青裙子,墨罗缎绒大衣,黑皮鞋,颈项 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了一阵,才放我进去。(《我的一个世纪》)
而鲁迅先生对此更有近乎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汽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更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予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上海的少女》)
果 实秋先生也深有体会:“中国旧式士予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奉衣裳;可见衣裳是要紧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 是衣裳‘普罗’一些,首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司阍的巡捕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无论怎样 解释也不得要领,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到账房内去理论。这不能怪巡捕,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雅舍小品》)
于是,上海人特别是上海女性会在时装上格外争奇斗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上海女性的服饰新潮流概由四马路的青楼女子为引导,20年代末,红锡包香烟广告上的摩登女郎,上身是大袖短袄,外罩齐肩马甲,下着葱白色底淡黄花长裙,下摆是排穗,亦中亦西。30年代,电影兴起后,美国好莱坞和英法的电影大量运来上海,一年放映的西片近400部,一天一部还不止,上海闺阁女嫒的时装就大都向女明星、交际花看齐了。
受 此影响,本来一窝蜂争拍古装片的上海各电影公司纷纷改拍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时装片,为了提高卖座率,许多电影公司聘用了专职的服装设计师,为片中女主角设 计各种新颖别致的时装。1935年9月6日出版的《电声》杂志中页的标题就是“暑去秋来试新装”,登载了6位当红女明星各有千秋的时装照片。这些无疑是无 声的模特儿了。
上海的女性冬裘夏葛,四季讲究,甚至一季数衣、一日数衣。比如,春季郊游,披一件夹大衣、夹斗篷;三月里就早早地穿上夹旗 袍;夏季里则有纺绸、夏布、米统钞等等。1946年夏季最流行美国新到的玻璃绸,薄如蝉翼,内着白竹布马甲,纤毫毕露。更有大胆时髦的女子仿效西方电影穿 起了袒胸露背的“太阳服”。
那时候的女子服装店家集中在公共租界上的静安寺路从西摩路口(今陕西北路)到同孚路口(今石门二路)那一段 上, 即现在的中信泰富、恒隆广场至王家沙。在那一段静安寺路上,有上海久孚盛名的女装店“鸿翔公司”,那是浙江奉化籍女装裁缝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在20年代 合伙在静安寺路张园附近开设的。金鸿翔13岁时就在一家中式裁缝店学生意,后来去了海参崴学习缝纫技艺,也可算是一个“服装专业”的留学生了。原来开设的只是一家小小成衣铺,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发展成为规模居全市之首的女子服装店。
说来也奇怪,这时正是上海旗袍最风行的时期,这家赫赫有名的鸿翔公司却并不以旗袍为标榜,而以女子西装著名。在它之前,更有名的是洋人开的“升发服装公司”。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凭着自己的手艺和;眼光,创办了鸿翔公司,不过十几年,就把“升发”盘了下来,成为上海女装业的龙头老大。
扩 张那天,老板金鸿翔还邀请了电影明星胡蝶剪彩,一时轰动了上海滩。当胡蝶当选为电影皇后时,金鸿翔假座百乐门舞厅举办时装表演会,胡蝶和阮玲玉在表演会上 登台亮相,胡蝶身穿一套绣有一百只彩蝶的礼服,风度翩翩,光彩照人,而金鸿翔籍此活广告,更是名声大振,社会女名流、贵妇人、女明星,无不光顾鸿翔。它设 计的大衣礼服衫裙睡衣,选料讲究,设计新颖,久穿不会走样。连蔡元培的家属也在鸿翔做过衣服,满意之余,蔡老先生欣然挥笔写下了“国货津梁”的匾额,为鸿 翔生色不少。
1922年鸿翔又在西藏路开设分店。194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鸿翔公司及时委托英国领事馆转赠一套精美绝伦的中 式晚礼服,女皇为此寄来了亲笔签名的谢帖,上海滩中外人士争相观看陈列在橱窗里的礼服复制品和女皇谢帖,一连几天,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当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时,鸿翔公司又准备了6套制作精致的旗袍参展,获得了银质奖。
“女服之王”的热闹程度与人气，当时只有犹太人立西纳开的“朋街”尚能相媲美。这位立西纳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只身逃到了上海,在南京路上开设了这家专为外国女士服 务的高级缝衣店。为了表示对故国的眷恋,他用家乡的一条小街“BORG STREET”作为店名,译成中文就是“朋街”。这家朋街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 以前所未有的“立体裁剪”很是出了名,还引进了西方的时装展示方式,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流行时装会。上海的电影明星们为了追赶国际时装潮流,就越来越多地光 顾朋街了。
那段静安寺路上,还有高美、金叶、美伦等几家有相当规模的女子服装店。而在东首的同孚路上,出售各种女子服饰的店铺更是鳞次栉 比,除了中西式时装外,还有专卖内衣、鞋袜、花边、纽扣和各种女用小饰品的店铺。白天,在这段路上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各种年龄段的女性顾客。遂成为上海的一 条L形时装街。
但与现在人们的理解绝对不同的是,无论在静安寺路上还是在同孚路上,出售现成服装的比率是很小的。绝大多数的女顾客都是到 店里选定衣料和式样由店里裁缝度身定制的。在缝制过程中,还需要试样,如果是比较讲究、比较麻烦的女顾客,那还要多试几次,甚至高达四五次的。即使在鸿 翔、高美这些店里,有一些现成的女式长短呢绒大衣等出售,但也只是附带生意,“GOP”是比较低的,他们的主要的正宗的产业还是接受顾客的定单定制服装。所以每家时装店铺都自设工场,而比较大的店家中的工人竟达几十位之多,裁剪、缝纫、熨烫等工序多有严密分工,俨然一个服装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批在沦陷期间迁进大后方的上海人回归家乡,全面带动了上海的高档消费行业,一时间舞场歌榭、酒楼食肆都座无虚席,而各家男女服装店的订货应接不暇。几家服装店的职工竟然超过百人。 这一段堪称上海时装的黄金时代。
鸿翔、高美虽然是当时的名服装店,顾客终年熙熙攘攘,但是还属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光顾……对象,而至于豪门名流的太太、小姐们,是不屑来此的。在她们心目中还有一些更合乎自己身份和品位的时装店家。那便是Garnett、HadUmGreenhouse、Bond Street(朋街)和Johnson(造寸)这四家。
Garnett 这家女式时装店坐落于外滩的华懋饭店(如今的和平饭店南楼)的底层,那里还有几家店铺,有珠宝店、服装店、皮鞋店、钟表店、西洋古玩店和洋酒雪茄店, 均被公认为是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店铺——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茂名南路上国泰电影院到长乐路的“锦江一条街”。Garnett的女店主是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 善于按照顾客的要求设计服装,不但设计晚礼服和西式裙服,而且还会设计旗袍。那里所制成的衣服几乎没有两件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标出的价格足以吓倒大多数中 产阶级甚至中产以上的妇女。宋美龄等贵妇人都曾是这里的主顾,也只有这样的身份与财力才配走进Garnett的大门。在上海和南京的许多重要场合中,女宾 能以穿一件Garnett新装而倍感自豪与荣耀。
Hadum Greenhouse的中文译名是“绿屋夫人”,店址在静安寺路、同孚路口。店主也是一位白种女人,据说是一位白俄。这里的经营独到之处是,除了女式服装 外,还兼售女式鞋帽和女性服装的各种“附件”,像什么皮包、围巾、披巾、腰带和耳环、项链、襟针、戒指、手镯等各种首饰。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穿一身旧衣 服的女人走进这里后再出来时能够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只要付得起昂贵的价格。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电影《百万英镑》里格里高利·派克所饰演的穷小子亨利在饭店里 是怎么脱胎换骨的。
造寸可以直译办“祥生”,但无疑造寸更有文化内涵些,也更生动形象些。它的老板姓张,与上海其他红帮裁缝一样,是浙江奉化人,本人擅长裁剪西式女装,还善于吸收欧美各国的时尚式样,使造寸的服装在式样上总是比其他同行领先一步,“领导时装新潮流”。
文 人树菜写道: Garnett与“绿屋夫人”在当时上海的时装业中虽具有“顶级”地位,但由于价格昂贵和过于“洋气”,帮衬的顾客只是一部分达官豪富,人数并不多,真正 能得到上层社会女性青睐的时装店还得数朋街和造寸这两家。(《上海的最后旧梦》) 几乎一统天下的旗袍旁边, 各种西式服装居然也能这样并行不悖,真叫人叹服,上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
时装不是孤立的“一件头”
冬 天,上海妇女为了御寒,往往外加一件斗篷,20年代后,开始摹仿西洋妇女,纷纷改穿大衣,而由于穿者甚多,大衣款式也就日趋复杂,冬天穿呢绒的、皮的,春 天穿夹的、单的,在夏天甚至还有绸的大衣, 款式也有长有短。抗战胜利后,有一首脍炙人口、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作家包蕾(笔名裘之野)写了这样的歌词:“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 丽,西装裤子短大衣 ,眼睛大来眉毛细,张开了小嘴笑嘻嘻, 浅浅的酒窝叫人迷……”唱的就是这样的装扮。
大衣中,最能体现穿者的身价的,就是皮大衣了。
冬 天最显贵重的是皮大衣,狗皮、羊皮被时髦少妇、小姐早就弃之如弊履,而灰鼠大衣、狐嵌大衣则是她们的千金所求。皮大衣,又称裘皮大衣,一般为有钱人所穿, 品种有貂皮、狐皮、鼠皮、兔皮、黄鼠狼皮、猞猁皮、水獭皮、犴皮等等。这些皮货最先来自我国西北地区,后来逐渐由国外输入,俄国的灰背、美国的紫貂、德国 的兔皮等,都比较著名。
而皮货中的珍品则推貂皮。它的保暖性强,而且一件貂皮大衣需要60多只貂皮制成,十分难得,所以被奉为极其珍贵的大衣。仅次于貂皮的是狐皮,但也属于上品,其轻柔与貂皮相仿。其中又可以分为黄狐、白狐、红狐、乌刀狐、隔山狐、西路狐、草狐,品质各有不同。
鼠皮也是裘皮中的上品,此鼠非一般所见之家鼠,而是鼬鼠,出没于黑龙江等地方,毛绒丰厚,颜色呈青黑色,而腹部色白,故制成的裘皮大衣形成了黑地白斑的图案。上海的有钱人家的女性,嫌这白色斑纹不对称,不好看,就仅取其背部,称为“灰背”,更显得名贵。
还有一种银鼠,产于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毛色洁白,又有光泽,毛绒甚密。穿 “灰背”的必定把有锋毛的一面翻出在外面,这叫“四面出锋”,时髦的人都穿这种“出锋”的大衣,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本可以这样“出锋”的。上海人永远 有办法,许多人就在领子与袖子处镶一条灰鼠的毛皮,暴露在外——这是最主要的点睛之笔,表示灰鼠大衣可以不穿,但内里子还是有“锋头”的,但这伎俩很容易 被有钱人所识破,所讥笑,遂被称为“出锋头”。后来,这句“出锋头”就成了“爱时髦”、“斗标劲”的代名词,成了上海话里的一句俗语,流传至今。而且还有一首“竹布长衫皮领头,迪个就叫出风头”的歌谣,与之相配套。
裘 皮服装的出现,标志着上海服装大跨度的进步,上海冬季的服装已经从臃肿肥大的棉制品中解脱出来,显得华贵、体面, 又不失保暖作用。这种深受上海女性青睐的裘皮服装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40年代末期,到了50年代就“香消玉殒”,很少有女性敢在公共场合穿了示富了, 那时候讲究的是“越穷越光荣”。
《上海采风月刊》2006年第5期
上海的时装店永远是“妇女用品商店”
法国小说家阿·法朗士说过:“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我会直接挑选一本好的时装杂志, 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为了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都多。”上海女性关于时装的想像力是无比丰富精彩的。
江 南有一句相当挖苦但又异常准确的话形容女人喜欢翻行头:“一千家当,八百身上。”有了这关于翻行头的想像力,就成全了上海一个庞大的行业。20世纪三四十 年代时,上海的成衣铺大约有二千多家,裁缝四万多人,总有二十多万人靠此养活着,差不多占了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真可谓“衣被上海”,上海被一团团衣服裹 绕着。
时装比西装“胜”过一筹的是,它的衣料、款式更新速度非常快,因此,更能显示出贫富贵贱的差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就是“金钱”。而上海恰恰是最讲究这“贫富贵贱的差异”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在回忆往荣德生的办公地点推销时说:“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 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衫,藏青裙子,墨罗缎绒大衣,黑皮鞋,颈项 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了一阵,才放我进去。(《我的一个世纪》)
而鲁迅先生对此更有近乎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汽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更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予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上海的少女》)
果 实秋先生也深有体会:“中国旧式士予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奉衣裳;可见衣裳是要紧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 是衣裳‘普罗’一些,首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司阍的巡捕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无论怎样 解释也不得要领,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到账房内去理论。这不能怪巡捕,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雅舍小品》)
于是,上海人特别是上海女性会在时装上格外争奇斗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上海女性的服饰新潮流概由四马路的青楼女子为引导,20年代末,红锡包香烟广告上的摩登女郎,上身是大袖短袄,外罩齐肩马甲,下着葱白色底淡黄花长裙,下摆是排穗,亦中亦西。30年代,电影兴起后,美国好莱坞和英法的电影大量运来上海,一年放映的西片近400部,一天一部还不止,上海闺阁女嫒的时装就大都向女明星、交际花看齐了。
受 此影响,本来一窝蜂争拍古装片的上海各电影公司纷纷改拍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时装片,为了提高卖座率,许多电影公司聘用了专职的服装设计师,为片中女主角设 计各种新颖别致的时装。1935年9月6日出版的《电声》杂志中页的标题就是“暑去秋来试新装”,登载了6位当红女明星各有千秋的时装照片。这些无疑是无 声的模特儿了。
上海的女性冬裘夏葛,四季讲究,甚至一季数衣、一日数衣。比如,春季郊游,披一件夹大衣、夹斗篷;三月里就早早地穿上夹旗 袍;夏季里则有纺绸、夏布、米统钞等等。1946年夏季最流行美国新到的玻璃绸,薄如蝉翼,内着白竹布马甲,纤毫毕露。更有大胆时髦的女子仿效西方电影穿 起了袒胸露背的“太阳服”。
那时候的女子服装店家集中在公共租界上的静安寺路从西摩路口(今陕西北路)到同孚路口(今石门二路)那一段 上, 即现在的中信泰富、恒隆广场至王家沙。在那一段静安寺路上,有上海久孚盛名的女装店“鸿翔公司”,那是浙江奉化籍女装裁缝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在20年代 合伙在静安寺路张园附近开设的。金鸿翔13岁时就在一家中式裁缝店学生意,后来去了海参崴学习缝纫技艺,也可算是一个“服装专业”的留学生了。原来开设的只是一家小小成衣铺,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发展成为规模居全市之首的女子服装店。
说来也奇怪,这时正是上海旗袍最风行的时期,这家赫赫有名的鸿翔公司却并不以旗袍为标榜,而以女子西装著名。在它之前,更有名的是洋人开的“升发服装公司”。金鸿翔、金仪翔两兄弟凭着自己的手艺和;眼光,创办了鸿翔公司,不过十几年,就把“升发”盘了下来,成为上海女装业的龙头老大。
扩 张那天,老板金鸿翔还邀请了电影明星胡蝶剪彩,一时轰动了上海滩。当胡蝶当选为电影皇后时,金鸿翔假座百乐门舞厅举办时装表演会,胡蝶和阮玲玉在表演会上 登台亮相,胡蝶身穿一套绣有一百只彩蝶的礼服,风度翩翩,光彩照人,而金鸿翔籍此活广告,更是名声大振,社会女名流、贵妇人、女明星,无不光顾鸿翔。它设 计的大衣礼服衫裙睡衣,选料讲究,设计新颖,久穿不会走样。连蔡元培的家属也在鸿翔做过衣服,满意之余,蔡老先生欣然挥笔写下了“国货津梁”的匾额,为鸿 翔生色不少。
1922年鸿翔又在西藏路开设分店。194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鸿翔公司及时委托英国领事馆转赠一套精美绝伦的中 式晚礼服,女皇为此寄来了亲笔签名的谢帖,上海滩中外人士争相观看陈列在橱窗里的礼服复制品和女皇谢帖,一连几天,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当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时,鸿翔公司又准备了6套制作精致的旗袍参展,获得了银质奖。
“女服之王”的热闹程度与人气，当时只有犹太人立西纳开的“朋街”尚能相媲美。这位立西纳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只身逃到了上海,在南京路上开设了这家专为外国女士服 务的高级缝衣店。为了表示对故国的眷恋,他用家乡的一条小街“BORG STREET”作为店名,译成中文就是“朋街”。这家朋街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 以前所未有的“立体裁剪”很是出了名,还引进了西方的时装展示方式,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流行时装会。上海的电影明星们为了追赶国际时装潮流,就越来越多地光 顾朋街了。
那段静安寺路上,还有高美、金叶、美伦等几家有相当规模的女子服装店。而在东首的同孚路上,出售各种女子服饰的店铺更是鳞次栉 比,除了中西式时装外,还有专卖内衣、鞋袜、花边、纽扣和各种女用小饰品的店铺。白天,在这段路上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各种年龄段的女性顾客。遂成为上海的一 条L形时装街。
但与现在人们的理解绝对不同的是,无论在静安寺路上还是在同孚路上,出售现成服装的比率是很小的。绝大多数的女顾客都是到 店里选定衣料和式样由店里裁缝度身定制的。在缝制过程中,还需要试样,如果是比较讲究、比较麻烦的女顾客,那还要多试几次,甚至高达四五次的。即使在鸿 翔、高美这些店里,有一些现成的女式长短呢绒大衣等出售,但也只是附带生意,“GOP”是比较低的,他们的主要的正宗的产业还是接受顾客的定单定制服装。所以每家时装店铺都自设工场,而比较大的店家中的工人竟达几十位之多,裁剪、缝纫、熨烫等工序多有严密分工,俨然一个服装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批在沦陷期间迁进大后方的上海人回归家乡,全面带动了上海的高档消费行业,一时间舞场歌榭、酒楼食肆都座无虚席,而各家男女服装店的订货应接不暇。几家服装店的职工竟然超过百人。 这一段堪称上海时装的黄金时代。
鸿翔、高美虽然是当时的名服装店,顾客终年熙熙攘攘,但是还属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光顾……对象,而至于豪门名流的太太、小姐们,是不屑来此的。在她们心目中还有一些更合乎自己身份和品位的时装店家。那便是Garnett、HadUmGreenhouse、Bond Street(朋街)和Johnson(造寸)这四家。
Garnett 这家女式时装店坐落于外滩的华懋饭店(如今的和平饭店南楼)的底层,那里还有几家店铺,有珠宝店、服装店、皮鞋店、钟表店、西洋古玩店和洋酒雪茄店, 均被公认为是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店铺——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茂名南路上国泰电影院到长乐路的“锦江一条街”。Garnett的女店主是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 善于按照顾客的要求设计服装,不但设计晚礼服和西式裙服,而且还会设计旗袍。那里所制成的衣服几乎没有两件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标出的价格足以吓倒大多数中 产阶级甚至中产以上的妇女。宋美龄等贵妇人都曾是这里的主顾,也只有这样的身份与财力才配走进Garnett的大门。在上海和南京的许多重要场合中,女宾 能以穿一件Garnett新装而倍感自豪与荣耀。
Hadum Greenhouse的中文译名是“绿屋夫人”,店址在静安寺路、同孚路口。店主也是一位白种女人,据说是一位白俄。这里的经营独到之处是,除了女式服装 外,还兼售女式鞋帽和女性服装的各种“附件”,像什么皮包、围巾、披巾、腰带和耳环、项链、襟针、戒指、手镯等各种首饰。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穿一身旧衣 服的女人走进这里后再出来时能够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只要付得起昂贵的价格。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电影《百万英镑》里格里高利·派克所饰演的穷小子亨利在饭店里 是怎么脱胎换骨的。
造寸可以直译办“祥生”,但无疑造寸更有文化内涵些,也更生动形象些。它的老板姓张,与上海其他红帮裁缝一样,是浙江奉化人,本人擅长裁剪西式女装,还善于吸收欧美各国的时尚式样,使造寸的服装在式样上总是比其他同行领先一步,“领导时装新潮流”。
文 人树菜写道: Garnett与“绿屋夫人”在当时上海的时装业中虽具有“顶级”地位,但由于价格昂贵和过于“洋气”,帮衬的顾客只是一部分达官豪富,人数并不多,真正 能得到上层社会女性青睐的时装店还得数朋街和造寸这两家。(《上海的最后旧梦》) 几乎一统天下的旗袍旁边, 各种西式服装居然也能这样并行不悖,真叫人叹服,上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
时装不是孤立的“一件头”
冬 天,上海妇女为了御寒,往往外加一件斗篷,20年代后,开始摹仿西洋妇女,纷纷改穿大衣,而由于穿者甚多,大衣款式也就日趋复杂,冬天穿呢绒的、皮的,春 天穿夹的、单的,在夏天甚至还有绸的大衣, 款式也有长有短。抗战胜利后,有一首脍炙人口、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作家包蕾(笔名裘之野)写了这样的歌词:“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 丽,西装裤子短大衣 ,眼睛大来眉毛细,张开了小嘴笑嘻嘻, 浅浅的酒窝叫人迷……”唱的就是这样的装扮。
大衣中,最能体现穿者的身价的,就是皮大衣了。
冬 天最显贵重的是皮大衣,狗皮、羊皮被时髦少妇、小姐早就弃之如弊履,而灰鼠大衣、狐嵌大衣则是她们的千金所求。皮大衣,又称裘皮大衣,一般为有钱人所穿, 品种有貂皮、狐皮、鼠皮、兔皮、黄鼠狼皮、猞猁皮、水獭皮、犴皮等等。这些皮货最先来自我国西北地区,后来逐渐由国外输入,俄国的灰背、美国的紫貂、德国 的兔皮等,都比较著名。
而皮货中的珍品则推貂皮。它的保暖性强,而且一件貂皮大衣需要60多只貂皮制成,十分难得,所以被奉为极其珍贵的大衣。仅次于貂皮的是狐皮,但也属于上品,其轻柔与貂皮相仿。其中又可以分为黄狐、白狐、红狐、乌刀狐、隔山狐、西路狐、草狐,品质各有不同。
鼠皮也是裘皮中的上品,此鼠非一般所见之家鼠,而是鼬鼠,出没于黑龙江等地方,毛绒丰厚,颜色呈青黑色,而腹部色白,故制成的裘皮大衣形成了黑地白斑的图案。上海的有钱人家的女性,嫌这白色斑纹不对称,不好看,就仅取其背部,称为“灰背”,更显得名贵。
还有一种银鼠,产于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毛色洁白,又有光泽,毛绒甚密。穿 “灰背”的必定把有锋毛的一面翻出在外面,这叫“四面出锋”,时髦的人都穿这种“出锋”的大衣,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本可以这样“出锋”的。上海人永远 有办法,许多人就在领子与袖子处镶一条灰鼠的毛皮,暴露在外——这是最主要的点睛之笔,表示灰鼠大衣可以不穿,但内里子还是有“锋头”的,但这伎俩很容易 被有钱人所识破,所讥笑,遂被称为“出锋头”。后来,这句“出锋头”就成了“爱时髦”、“斗标劲”的代名词,成了上海话里的一句俗语,流传至今。而且还有一首“竹布长衫皮领头,迪个就叫出风头”的歌谣,与之相配套。
裘 皮服装的出现,标志着上海服装大跨度的进步,上海冬季的服装已经从臃肿肥大的棉制品中解脱出来,显得华贵、体面, 又不失保暖作用。这种深受上海女性青睐的裘皮服装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40年代末期,到了50年代就“香消玉殒”,很少有女性敢在公共场合穿了示富了, 那时候讲究的是“越穷越光荣”。
《上海采风月刊》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