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无小事：Zt过家鼎回忆中美《上海公报》拟定内幕

过家鼎回忆中美《上海公报》拟定内幕2011-11-29 作者：翻译人生 浏览次数： 153 1971年10月，基辛格在首次秘密访华之后第二次访华。这是一次公开、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访问，因为此行要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拟定联合公报。基辛格到访后拿出了他们草拟的联合公报草案，经过家鼎等人翻译审定后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后表示不能接受。过家鼎介绍说，这份草案沿袭传统方式，以中美双方作为主语，把一些一般原则都作为共同点写上，而对双方分歧采取了模糊处理。美方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周总理明确反对这种写法。他耐心而坦率地向美方指出：实际上，中美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不一致，在台湾、印度支那、朝鲜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如果联合公报不把两国的根本分歧说清楚，而双方最终签署了这样一份既不说真话、又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反而对中美关系不利。周总理主张，根据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公报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即双方首先阐明各自观点、然后再叙述双方共同点的这样一种方式。面对周总理实事求是的主张，基辛格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措词不要太尖锐”。接着，我方起草了一个公报草案，后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在这个草案基础上形成的。基辛格拿到我方的草案时，只见中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在每一段中方表述之后留出空白，让美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基辛格当时“惊呆了”，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联合公报。但经过考虑之后，他接受了中方的公报模式。事后他承认，周恩来这种独具风格的公报模式的确高明，因为“一份表明分歧的声明可以使盟友确信，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寻找到一些共同立场的话，那将突出地表明，这些共同立场为坚持原则的双方领导人所确信无疑。”他还说，“我们所带的那份平庸的公报草案苏联人会在上面签字，但他们既不会相信，也不会遵守。”过家鼎提到，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争论最为激烈。十多年后的1985年，在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离任回国前夕，当年随同基辛格访华、参与《上海公报》谈判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回忆起了当时的一幕：谈判快要结束时，我们依然在最头疼的问题、即台湾问题措词上遇到困难。我们打算在公报中承诺从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但我们想把这一条与中国人承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挂钩。中国方面则认为，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而无论台湾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美国撤军都是必须的，中国最多只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这样，中方提出的是“希望”，我们要求的是“承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时，中方谈判代表、《上海公报》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章文晋提出了新的措词思路，他用英语“prospect”（前景）一词解决了这一难题，既捍卫了中方立场，又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采用了章文晋建议之后，美方最后在《上海公报》中对从台湾撤军做了以下表述：“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过家鼎透露，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在其所提公报草案中首次使用了“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周总理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在一天会谈结束后的深夜，他召集包括翻译与记录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进行研究，肯定了这一提法。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上海公报》里美方对台湾问题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了美方的确认。其实，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或许知道，“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这样的表述方式并非基辛格首创。早在1950年12月，在英国首相艾德礼访问美国后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注意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要求坚持《开罗宣言》的合法有效性，都表示不愿意由联合国来考虑这个问题。”但基辛格在当时情况下，能巧妙地借用这个句式来表达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也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上海公报顺利签署，是中美双方外交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周总理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无人企及的。 专家点评掌舵者应善于迎潮而上外交也可以说是一门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艺术。这门艺术当然也必须顺势调整，与时俱进。在奠定中美关系未来的“上海公报”的谈判中，周总理曾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的确，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中美上海公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以及它的影响都堪称“外交创新”的典范，开创了我国外交一个崭新的时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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