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中的母亲(一)
在上世纪1959、60、61三年中,中国大陆遭到了空前的大饥荒,在五九年时俺正在市里一所小学上五年级,大 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小学,小妹妹在上幼儿园,父亲是老师,母亲在市里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营养护士,工作地点在病员食堂,俗称“小伙房”,相应的,职工食堂 则叫“大伙房”。
营养护士的工作主要是根据住院病人病情的需要,而制定相应的食谱,然后把各个病人的食谱下达给炊事员,炊事员做好后,到了开饭的时候,由专门的工人送到病房。
俺 上学的学校紧靠医院,放学后到医院小伙房找到母亲,由母亲带俺兄妹三人到大伙房吃饭,俺到小伙房时,经常会听到母亲说些“流汁、半流汁”的话语,那时不知 这“流汁,半流汁”是什么意思,稍大些后才知道“流汁”就是牛奶之类的液体食物,“半流汁”则是稀饭之类的食物。
母亲出生在城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按照中共土改时定的成份是下中农,母亲兄妹六人,外祖父在抗战时死于日本人的大扫荡中,丧偶的外祖母带领六个孩子生活,其困苦情形可想而知。
母亲生性好强,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有上学的,母亲也要读书,那时,女孩子读书的很少,家中大人被母亲缠不过,只好让母亲上了几年小学,在母亲兄妹六人中,母亲是唯一上过学的人。
母亲上学很用功,后来考上市里的一所教会学校,虽然考上了,家里却拿不出学费来,母亲向教会学校申请能否免除学费,学校最后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每天早上在同学到校之前,要把教室外面的走廊和校园打扫干净,算是变相的勤工俭学吧。
扫地这些活对于农村的孩子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要早起,天不明就要从离学校十几里的家中向学校奔去,当时那有什么交通工具,就是步行。
天暖和还好些,到了寒冬腊月,抱住大扫梳的双手生满了冻疮,多年后,母亲给俺说到在教会学校扫地时的情景,让俺看她的双手,那手上到了现在当然是没有冻疮了,但是仔细看,能看到手背上有些斑斑点点的皮肤颜色较其它地方深些,医学上把这些颜色深的皮肤叫作“色素沉着”。
上了几年教会学校,母亲又考上了一所教会办的卫校,这所学校的好处是管吃管喝还不要学费。
卫校是培养护士的学校,那时,护士的社会地位不高,上卫校的多是穷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子女是不屑上卫校的,认为护士是侍候病人的,干护士这行是又脏又累,是下等人的职业。
从卫校出来后,经人介绍到了市内这家医院,当时这家医院规模不大,也就几十个医务人员,不久国民党战败,共产党接管了这家医院,凡是愿意留下来干的,由军代表登记,就算参加了革命工作。
俺 母亲当然也加入了革命队伍,当年经过多年战乱,百废俱兴,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共经济上还很困难,因而,那时加入革命队伍的人是没有薪水的,叫作“吃供给 制”,当年的共产党是个穷党啊,不是号称“土八路”吗?这个“土”字就含有贫穷的意思,当年接管城市工作的多是山东过来的干部,衣着打扮是有点“土”,土 是土了点,但是干革命的热情却是异常的高,当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现在是阔多了。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中共对这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照顾的,俺母亲曾经给俺说过每月会有几百斤小米的待遇,具体多少斤,俺已忘了,并不是真发小米,而是按当年小米的市场价格,将小米折合成钱和物。
吃供给制吃了没几年,就实行了薪金制,那时市里一般工人、营业员等人的工资也就三十来块钱,当时,给俺母亲定的工资是六十五元,差不多是一般工人的两倍, 父亲是老师,每月工资是五十多元,这样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一百多元,当年的物价低,俺印象中,那时,一个鸡蛋是两分几厘钱,一毛钱可以买三到四个鸡 蛋,那时,母亲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参加各项没完没了的运动,没有时间回家做饭,俺家人多在医院大伙房吃饭,对于当年大饥荒之前的饭食,印象中有一种大米和 荠菜做的粥,是一位老年炊事员烧的,一分钱一碗,俺问他这汤叫什么名子?他说叫“根汤”,汤里是有很多菜根,那是荠菜所特有的白色菜根,味道非常好,以至 多年过去了,也没忘记这个“根汤”。
能吃饱饭的日子没有几年,就迎来了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持续了三年,到了1962年才略有好转。
对于能吃饱喝足的日子记忆比较模糊,整天挨饿吃不饱的时候却记得非常清楚,大饥荒刚开始时,放学回来发现平常吃的白面馒头渐渐不见了,开始吃些窝窝头,有 一阵时间,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高粱面,几乎天天吃高粱面窝窝头,刚刚吃时,还行,吃了几天之后,几乎人人便秘,拉屎就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吃得最长时间的还是山芋干面做的窝窝头,差不多一直吃了四年多,到了1963年粮食供应开始好转,细粮多了起来,但是每月仍然有部分供应的是粗粮。
所谓细粮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多半是山芋干。
那时,吃粮按定量供应,小学生是每月二十七斤半,中学生是三十五斤,父母是文教卫生人员,每月定量是二十八斤。
这些定量的粮食放在现在是足以填饱肚子的,这是因为现在的副食品极大的丰富,油水多了,对于主食的需求也少了许多。
大饥荒时就不行,一是主食方面基本上是山芋干为主,白面大米每月按人头仅供应很少的一点,也就是一到两斤,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食油每月按人头一到二两,好像是到了1963年以后,食油的供应涨到每人每月半斤,这个半斤油的供应标准一直维持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
那时政府仅能勉强保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副食方面时有时无,即便像白菜之类的都要凭副食本证按人头定量供应,记得1960年春节每人供应了一两猪肉,一家人还没能买到一斤肉。
城市食品的供应是如此紧张,农村的情形想必就会更差了,只是那时年龄小,对农村的具体情况知道的很少,不过毕竟在城市的四周都是农村,多少还是能知道一点。
有一次听母亲回来说外科收进了一个胃穿孔的病人,是个农民,当时快要割麦了,这个患了胃穿孔的农民也是饿急了,一下子吃了很多快要黄熟的麦粒,结果把胃撑破了,送到医院进了手术室,剖腹探查时,从这个农民残破的胃里弄出将近半盆麦粒来!
这件事对俺的印象比较深,以至多年后,俺在这家医院进修时,还听到手术室的老护士讲这件事。
直到后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让俺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俺就乖乖地到农村去了,到了农村之后,才逐渐了解到那三年大饥荒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
三年大饥荒对于有定量供应的城市居民来说,只是供应的东西少,质量差,很难填饱肚子,那也只是营养足与不足,吃饱与吃不饱的问题,一般不会饿死。
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主要是农民,种粮食的农民因为没有粮食吃,成千上万的饿死,难道不应该深深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