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得你?
世上的事,总是不尽人意、事与愿违,所以人们才常常把“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等比飞机失事可能性还小的祝愿随意免费送人。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还没有结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在一九七五年年底紧跟而来。和每四年才来一次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相比,我们的政治运动不仅周期短、持续时间长,而且名目繁多。当然,不管运动如何花样翻新,其本质都是要在人群中划出分界线,制造分野,挑起事端,播种仇恨。而且,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还使国民产生了由反感、顺从、最后到依赖它的心理。无数人被运动整得家破人亡,更多的人则被夺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行为取向上,不知道何择何从,任凭外来的权威肆意奴役自己的精神和灵魂。
有一天,开完批判会后,在学校的操场上和童老师相遇,恭恭敬敬地向她打招呼。她突然问:“你爸爸是不是在公社兽医站工作?”我一下子感到很突然,但马上就回答是。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并说:“你们的班主任老师快回来了。”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去。我在惊愕之余忙给她道再见,心里一下子却觉得空空如也,无精打彩地回到了教室,居然坐到了别人的位置上也毫无察觉。
果然,元旦后不久,原来的班主任就回来了。在交班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上,童老师抛开教材,要我们学习刚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她在朗读之后,就开始在黑板上抄写,并要我们也记录下来。诗词的上阕是: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童老师在黑板上的运笔是那样轻松利落,其工整而秀丽的楷书无疑在向我们传递身教重于言教的信息。下阕以“借问君去何方”开头。我没有胆量问她归向何处,但想必不会是仙山琼阁。在农村还没有电的时代,不管去哪里,往往就是“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我不由得思绪万千,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来。此时,她从讲台上走下来,讲解完最后一句“试看天地翻覆”。她要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作为对我们的临别赠言。目送着她迈出教室,直到墙壁挡住了我的视野。年少不识愁之味的读书郎,头一回真实经历到黯然神伤,第一次深深体会到怅然若失。
童老师刚走,周恩来就逝世了。学校随之将重心转移到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中,我们都忙于写八股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直到放寒假。
一九七六年春节过后,时间就很快进入初夏,我们初中毕业就在眼前。为了赢得上高中的资格,班上干部们的明争暗斗进入白炽化。我想到了上个学期童老师在操场上问过我的话,于是就将自己的处境向在公社兽医站工作的父亲作了汇报,寄希望于他能为我想想办法。但父亲告诉我他和学校的老师不熟,并说即使读了高中也要回去当农民。到此,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陷入了船头上跑马──有腿无路的困境。
终于到了上最后一课的时候,但内容不是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最后一课》(La dernière classe),而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在宣布升学者的名单前,我们都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开导,无论是升学还是务农,都是革命的需要。平时怕点名的人,那天恐怕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叫上。首先听到的是两个大队书记女儿的名字,接下来是班长、劳动委员、文艺委员、学习委员等。没有被念到的人都希望名单再长些,屏息凝神地静听。然而,当班主任的声音消失时,教师里死一般的寂静。上了名单的人也许正在极力压制内心的激动、喜悦或许还有些不安,而榜上无名的人定会是无比的失望伴随着内心深深的伤痛,但又苦于找不到发泄的渠道。
就在这“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候,教室外忽然响起了哀乐。广播里传来低沉的声音:“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 不言而喻,继周恩来逝世之后,我们又失去了一位领袖人物。社稷如此不幸,难道真要天地翻覆了吗?
幸运者弹冠相庆,落选者带着对老师、学校还有那个制度深深的失望,在悲愤交加中无精打彩地散去。往常回家都是三五成群,但那天我有意独行,想把自己的脚印深深地留在最后一趟回家的路上。
往日归心似箭的心,变得出奇的沉静。两年前,我充满希望而来,可如今归去时,却是空空的行囊。这无疑是因为初中读完了,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进城读高中或者都回家种地的缘故。虽然当时的教育形同虚设,读完两年高中后,还是要回乡当农民。然而,封闭、守旧的传统思维,不能认识到脱离那僵化、呆板的教育模式未尝不是一种祝福,反而认为那是人生价值的肯定与认可。因此,一想到从今以后再也没有重返校门,登堂入室的机会,就不仅使我绝望,而且产生了惧怕的心理,害怕其他的东西也会在瞬间被夺去。忽然间,我对平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事感到十分的亲切,不禁留连忘返。时时正值夏天,平常觉得火辣辣的太阳,似乎温柔了许多,周围的一切都突然显得格外美丽。从南方回来的燕子在新翻过的田地里觅食,忙于养儿育女。光着身子的牧童们骑在牛背上,将倒垂于河边的杨柳折下来编成帽子,戴在头上,在河水里嬉戏、喧哗。绿油油的稻秧迎风摇曳,像是在招手致意。农民们正在拔草、除稗、施肥,田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充满丰收的景象。
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一阵“突、突、突……”的手扶拖拉机轰鸣声由远而近,打乱了我的思绪。拖拉机后面是黑烟缭绕、尘土飞扬,顷刻间使眼前心旷神怡的美景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的窘境告诉我,走完今天的路,从明天开始,就要田鼠走亲戚──土里来,泥里去,终身劳苦。真懊悔以前没有十分珍惜读书的生活,任凭岁月在身旁如白驹过隙般飞逝而去。抚惜追今,不由得感慨人生当中许多絢丽斑斓的景色并非在未知的将来,而是在已经流逝的过去。遗憾的是,我们焦虑不安的心,很少珍惜当下,总是不加思索,毫无根据地认为明天会更美好。
如今我不仅不敢面对明天,也无法接受今日。因为邻居生产队里,有两位同年级的女同学被成功推荐上了。相比之下,无形当中再次否定了我读书的才能和搞裙带关系的本事。她们一到家,消息就会不胫而走。今天晚上,会有少数几个家庭双喜临门,一是为中选的人而欢欣鼓舞,二是为其他人的落选而暗自窃喜。也有少数几个家庭会雪上加霜,一是为自己的孩子落选而气馁,二是因他人的孩子中选而难受。当然,更多的家庭则要对落选子弟们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对没有内在的原则与信念,不能认同自身价值的人来说,只有在看到别人遭难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才依稀可见。明天,到生产队里劳动时,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乡亲们定要让我羞愧难当。我们的文化使人们养成了嫉妒成功者,鄙视失败者的习惯。一个被学校拒之门外的人,同样也不会受到生产队的欢迎。此时此刻,才想到两年前,小学毕业就被赶回家的同学们。要不是他们的昨天变成了我的今天,又怎能同情和体贴他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岁月呢?若不是在亲身经历了如何沦为教育的牺牲品之后,又怎能回过头去反思和检讨体制与规则的弊端呢?
“喂,今天咋个哝么早就放学啦?”一个正在田里犁地的同乡招呼我,打断了我的遐想,使我从白日梦里醒悟过来。抬头一看,离家只有一箭之遥,真是“近乡情更怯”啊。平时觉得很长的路,那天显得出奇的短。然而,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两年初中到此为止,总共五千公里的路已经走到尽头。如果加上五年小学的七千公里,七年初等教育结束时,我在学校和家之间共步行了一万二千公里。倘若做的是直线运动的话,相当于从北京走到了纽约。然而,往返的曲线运动,最终还是在空间上回到了原点。刚一到家里,母亲就从屋里出来,和我在厨房与寝室之间的中屋相遇,开口就问:“有没得你?(你有没有被推荐读高中?)”我低头无语,她默默无声。我们半依在墙边,久久没有任何语言,唯有心在哭泣。我只是为失学、丢面子而伤心,还不知道将来的生活是何等艰难困苦,道路又是何等坎坷曲折。但她十分清楚,我将要面临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磨练可能会令我难以忍受。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不甘心我的结局,但又实在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
我在不满十三周岁的时候,就读完了中学,离十六岁以上就不能读高中的规定还有整整三年之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加上“多、快、好、省”的政策大大地缩短了培养接班人的年限,使我不至于在学校里虚度年华,被畸形的教育扭曲得难以矫正。“读书无用”的思潮使大脑的储存空间没有被虚伪的说教塞满,所以,在后来有了真正读书的机会时,空空的心才能够像干枯的海绵那样,贪婪地吸收知识的琼浆和技术的养份。“开门办学”的方针使我没有被训练成应试能手,从而沦为种地不如老子(父亲),养猪不如嫂子的无用文人。“推荐”的规则把我从僵化呆板的教育体制中踢了出来,使我没有被更进一步地同化,失去自己的个性,变得迟钝和麻木,以至无法再点燃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火焰。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校里堂而皇之地灌输的不平等思想和阶级观念倒是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完全吻合。因此,当我们走出校门后,不会因为学校与社会的教育没有挂钩,从而感到失望、迷惘,甚至认为被学校所欺骗。然而,缺乏平等意识和博爱精神、缺乏对每一个灵魂都必须尊重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读书人高尚的情操、宽阔的胸怀,反而让歧视、冷漠大行其道,使一些人率先学会阳奉阴违和投机取巧的本领。事实证明,当良善、诚实、正直和仁爱远离我们以后,无论是进城读书,还是回乡种地,没有人能够真正受惠、得益,每个人都要为那样的教育买单。
像所有出校门、入农门的同学一样,我们七年初等教育的最后一门课是“承认现实,接受失败”。我此门功课的成绩合格,顺利毕业,得以继续面对和经历不公平的世界、不平等的命运。因此,当有幸升入高中的同学背着书包和行李迈向都市的时候,我扛起扁担和粪桶走向田野,跨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那里,只有一门功课──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