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墙
除了黑夜，庄稼人能够得到休息的时候就是雨天，而且一定要天公降下倾盆大雨，挡住人们外出的脚步。当时求雨、望休息的顺口溜是：“天上雾冬冬，好像要刮风，刮风要下雨，下雨就收工。”由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大部分人都利用雨天来睡觉，把平时耽误的磕睡补回来。我无事可做，就常常到一个远房亲戚，姒成书二叔的家里，请他讲《三国演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们家经过前面几代人的艰苦创业，成了当地有名的大户──地多、房多、雇工多、嫉妒的人也多。他就生在那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年少时就有机会和条件进学堂念书。
然而，人有小九九，天有大算盘。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他们家被划为地主，家里的土地全部收归生产队所有，四合院的大瓦房由队长、副队长、大队副书记、及另外两家贫农共五家人分而居之。他和一儿一女被安排到一套无人问津的简易低矮平房里居住，房子三面紧挨路边，第四面与生产队堆肥料和杂物的工棚为邻。随着儿女年龄的增长，居住越来越成问题。一家三口，在多年节衣缩食、含辛茹苦的劳作后，终于在一块弃地上盖起了一间房子。随后女儿出嫁，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外孙儿。儿子因为有了房子，就寄希望于有好心人能为他物色媳妇。眼看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天有不测风云。女婿有了外遇，女儿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不幸疯了，睡在马路边上都没有婆家的人去过问她。接着，祸不单行。不久儿子积劳成疾，腰杆直不起来。同时，腿上长了一个毒疮，但又无钱医治。疮口就变得越来越大，使他无法行走，只能卧病在床。
如果说曾经的土地和房屋被政府没收是家破的话，而今他将要面临的是人亡。可是，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家庭成份，不仅没有得到队里亲戚们的同情，反而招来不少幸灾乐祸的讥讽。又因为过去家境优裕，不免风流倜傥。这又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肆意攻击和取笑的把柄。甚至连他病重的儿子也不能幸免。有的晚辈质问他：“听说你儿子现在可以跑得过汽车了，怎么还在家里躺着，不出来做工？”面对这如同在伤口上再撒把盐的攻击，他居然能够选择沉默。也许他想回击，但那注定是无济于事；也许正是读过书的缘故，他能明白没有教育，百姓就愚昧、放肆；也许他懂得这样的道理：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应对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维克多·弗兰克著《活出意义来》)。
所以，纵使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义务劳动、批斗、整肃接连不断，认罪、坦白、交代周而复始，但是，他全部从容应对，无所畏惧，依然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给我讲“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三顾毛庐”、“六出祁山”、“秋风五丈原”等赤胆忠心、动人心魄的故事。对于像“死猪不怕开水汤”、“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等暴力语言，他也照单全收。在我看来，他显然有一颗开放的心，才不让人间的苦难与不幸滞留其中。因此，无论是悲惨的家境还是冷酷的体制都无法剥夺他选择心灵自由的权利。
可以说，当我们都汲汲专营，在物质层面上苟且偷生时，他已经远离忧虑、恐惧，在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了。
为了表示感谢，我就帮他们家做些体力活。可是没料到，这引起了旁人的猜疑和不快。没过多久，就被警告不得与他们有过多的接触。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岁月里，周围没有人有《三国演义》，书店里也买不到，我唯一的精神食粮被中断了。突然没了去处，农闲的冬季就显得更加漫长。在得到母亲的允许和支持后，我把家里的一些大米和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然后到书店买些自己喜欢的书。在那个万马齐暗的岁月，书店里的书寥寥无几。我先后买回来了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和郭澄清的《大刀记》，如饥似渴地在其中遨游。当读到《大刀记》下卷里“春天来了”那一章时，生产队里突然来了几位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