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自从一九六六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简称高考)停止以后，许多城里的高中毕业生无法进入大学，又找不到工作，于是就被下放到农村体验生活，锻炼意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完成了中等教育，因此被认为是有知识的青年。几位知青当中，王建和与马成敬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给我的影响最深。
王建和非常腼腆、和善，不爱讲话，即使讲，也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加上戴一副眼镜，显得很有教养。我从来没有见他生过气、发过火。每逢劳动休息时，他总要我给他讲当地的歇后语。问他为什么会对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兴趣，他说那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想广泛收集、编辑成册以后，传给城里的人。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常常对着快要落山的太阳和缭缭升起的炊烟发楞，甚至连夏天知了的叫声也觉得悦耳动听。
与王建和的“静”不一样，马成敬显示出“动”的性格。他整天乐呵呵的，比较喜欢串门。由于个子非常高，常常会在走家串户时撞到那些比较低矮的门楣。他善于捣鼓、折腾电器，村民们的广播不响了总会找他。我的一些基础物理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虽然他们一个偏内向，一个偏外向，但是，两人在对自己的处境问题认识上都很一致，那就是没有优越感。正如马成敬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父亲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一样，他们敢于认同、接受暂时不如人意的现实，从不因为自己身份的移位和环境的变换而产生失落感和抵触情绪。
我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来往，从他们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数学”即是“数字的学问”，“物理”即是“物质的道理”。在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从城里来的任何知识，对山坳里的人来说无疑是难得的精神财富。随着和他们两位交往的增多，除了学到不少书本内的文化知识以外，也长了许多人生的见识。事实上，他们也和我一样失学了，而且还被下放到农村，与家人两地分居、互相牵挂，面临的许多困难和不便是我们不易体会到的。比如说，锄头的使用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外，还有打麦子用的连架等。最感到困难的可能要算是挑粪。他们可以把装满人畜粪的两个粪桶担起来，但却迈不开步。原因在于不能掌握行走的节奏和步伐的协调，因此就产生了颠簸，造成粪桶里碧波荡漾、浪花飞溅。那么技巧在哪里呢？当挑起粪桶抬腿迈步时，肩上的扁担会上下振动，此时身体也必须跟着起伏。只要频率合拍、幅度不至过大，不仅粪桶里风平浪静，肩上的担子也会轻省。因此，那些挑着担子，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身影，就宛如锦绣大地之上的无声之歌、生命之舞。
文革终止了高考，也终断了成千上万的城镇和农村青年的学校教育，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如今看回去，觉得事情非常荒唐。可是那样悲怆的历史篇章却是由无数当事人的激情和忠心谱写出来的。倘若我们今天只是一味地指责、咒诅，而不是真正从根本上去认识人本性中的非理性部分，那么，我们当今乐此不疲正在做的某些事情，说不定在若干年后再回首时，也觉得荒谬至极。
黎明的曙光总是出现在黑夜到了极点之后。受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十二日，由国务院宣布当年立即恢复。于是，知青和当地读过高中的回乡青年们纷纷扔下锄头，奔赴考场，要重新拾回读书人的斯文与尊严。
第一年参战，大家打的都是无准备之仗，而且要和文革十年间积压下来的五、六百万考生竞争，免不了哀鸿一片。然而，这不仅没有使他们鸣金收兵，反而变得更加兴致勃勃。白天田地里干活时，他们的话题就是高考。晚上收工后，就到大队里去和其它生产队来的知青交流思想、信息。特别是马成敬的积极性最高，不仅鼓动其他的知青，也带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同时，他们从城里带来了不少的书籍和考试用的复习资料。本来已经认了修地球(务农)的命，但在这样特殊、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我竟燃起了求学的愿望。
可是，我的境况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他们在没有下放到生产队来以前，都已经在城里高中毕业，所以目标是考大学或大专。我只有初中文化，没有资格参加高考，只能考初中的中专，也就是中考。对于像我一样没有读过高中的广大农村青年来说，中考几乎是唯一条通往都市，实现“农转非” ──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路。我手里捧着《青春万岁》，嘴里哼着《莫让年华付水流》的插曲，心里想着如果不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那么我以及将来的后代注定要在这生如庄稼、死若泥土的宿命中终其一生。
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曾是初中同学的姒光仁前来劝我一道去赶考。因为他有一个读高中的姐姐，曾经和我小学同班，初中同年级，正面临毕业，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悄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像对待文物那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封存几年的书本。初中的语文虽然没有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但毕竟还能明白大意。可是，数学就如同读天书，只能去找小学五年级的来看，不幸，还是觉得难懂。最后，发现三年级的算术能看得懂。由此可见，在“开门办学”的指导方针下，我的初等教育形同虚设，即使不经意间学了点什么也早就如数奉还了，几乎变成了一张白纸。难怪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恢复高考头一年就报名参加考试，但是当天去了之后，吓得不敢进考场，临阵脱逃，无功而返。
我不敢将我的底子如实相告，怕人家说我是光屁股骑老虎──胆大不害羞。但转念一想，无产阶级失去的不就是锁链吗？于是，鼓起勇气到公社中学开设的补习班去旁听。刚开始听课不久，某某人要试图跳农门的流言就不胫而走。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另外一个生产队时，正遇上他们好几十个人分坐在马路两边休息。我低着头从他们中间走过。忽然间，听到一声：“喂，给老子(方言的口头禅，在此具轻蔑、挑衅之意)，你都这么大了，还想读书哦？”顺着声音看过去，见是原来初中时的同学，也是在毕业后被赶回了农村。按理说，我们该惺惺惜惺惺，彼此怜悯才是。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价值和幸福存在于与别人的比较之中。当周围的人，尤其是非常熟悉的人，超过了自己或者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苗头时，就会觉得自己黯然失色，甚至会认为自身利益无形中受到了损害或影响。此时，无须遮盖和粉饰，人的嫉妒会毫无顾虑、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就像姒成书对待别人的攻击那样，我选择了沉默，在众目睽睽下加快了脚步速速离去。
学校的大门敞开了，但人们的心仍然是封闭的。
回想自从失学以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生产队里总是受到外人的批评、谴责、歧视，心中时常感到压抑、悲愤。想来也是，本该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的人，却想着要读书，这分明是对当权者的挑战。由此想到，要是考不上，以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冷言冷语向我泼来。对当时的我来说，读书不算难，难的是要承受由读书而来的巨大舆论压力，以及时间和精力的代价。白天必须在田地里劳动，只有晚上去林场守西瓜地时，才有自由和时间在草屋底下挑灯夜读。又由于上不了学，进不了正规的课程，只好四处求学、八方拜师，其间给我最大帮助的是同生产队的姒奇。他几年前从县城的高中毕业回乡后，在大队的小学里当民办教师，当时也在加紧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向他求教，从小学的语文、算数到初中的数学。在几个月囫囵吞枣的补习后，勉强赶完了小学五年级的课程。
刚刚开始补习初中一年级课程的时候，七八年高考和中考的战鼓就擂响了。我下定了视死如归的决心，鼓起了粉身碎骨的勇气，生平第一次踏进了考场。在接踵而至的人群中，忽然见到了两年前从中学分道扬镳后，去城里读高中的同学。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他们靠推荐读了高中，但是，仍然要通过考试才能实现“农转非”。不过，他们是在奔向高考的考室，而我去的是中考的考室。
人说，考场如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那是一场抢时间、拼体力、比智商的竞技。不少转弯抹角、模棱两可的考试题让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依然无可奈何、不得其解。当时又正值酷暑，坐在像蒸笼一样的考室里，真是心急如焚。考卷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倒腾，就是找不到小学三年级水平的算数题。汗水把“的确良”(Dacron)衬衣几乎湿透，笔杆也快被咬断，但如同挑担子，扛不动就是扛不动。当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像被囚的鸟儿放归山林。回到生产队听到大家在一起核对考题答案时，发现我的总是与众不同，但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月后，发榜了。知青当中，只有马成敬考上市里的教育学院。回乡青年里，两位在城里读过高中的人，本队的姒奇和十一队的姒光荣，考上县里的师范学校。其余的人在经过两年的努力、两次的失败以后，兴趣全无、豪情不在，曾经的满腔热血化为一盆冰水。不少人就此放弃，不愿再试。我也觉得太难了，不知道是否应该重整旗鼓、继续求学，还是半途而废、专心务农。就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旁人的挖苦和讥讽，反倒使我有点不甘心失败。另外，蟾宫折桂后的马成敬，为了鼓励我们，对我父母讲的这么一句话，“玉明和其他的娃儿不一样！”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更何况，我是在没有学完初中课程的情况下，第一次仓促应考。如果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考两次，即使失败也只好认命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二年考什么。如果继续考初中的中专，犹如同千军万马一起去挤独木桥，过河的希望渺茫。不考中专的话，就只能考高中。但是，当时的政策规定只有应届初中毕业生才能够考高中。我已经毕业两年多了，属于往届生，没有考高中的资格，除非有什么办法把我变成应届生。这不仅困难，而且违法。再说，即使侥幸成了，也必须承担能否考上高中的风险。就算考上了高中，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也不能“农转非”，到头来定要回去当农民。如果是那样的结局，我们将面临经济和舆论的双重压力。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穷人要进都市，就如同富人要上九天，何等的难吶！
就在全家人面对如此的艰难抉择和渺茫的希望而裹足不前时，我向母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重读初中，竞考高中。但是，公社中学是不可能再进去的了，因为两年前，读书凭推荐的时候，被他们送回了农村。那时，母亲对我的失学束手无策、爱莫能助。然而，高考的恢复使我们不再被推荐的规则所束缚，只要有志于学，人人都可以通过考试获得读书的机会。于是，母亲不再犹豫，想通过其它的学校，扳回不公平竞争使我们输掉的那一局。虽然正置农忙，但事不宜迟，她带着虔诚和勇气去拜访了曾是小学的同学周淑明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