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学
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原因，我无法在大礼堂里集中精力上课。几个月后，成绩就像午后看太阳──每况愈下。加上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学校响应上级的号召，认真贯彻落实“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具体的做法是“走出去，请近来”，也就是让学生和老师走出校门，到生产队去帮助农民种地、施肥和收割，同时邀请农民到学校来作报告，讲述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所遭难的岁月和受苦的日子。为加深对报告的理解，学校临时搭起炉灶，煮稀饭名曰“忆苦思甜饭”给大家吃。饭后，要同唱忆苦歌──《不忘阶级苦》作为回应。记得歌中唱到：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仇万恨，千仇万恨，涌上了我心头。支部书记分三类，挂在心……
歌声凄凄惨惨、悲悲切切，让不少人哭得鼻涕连口、咬牙切齿。连本来饥肠辘辘的胃也渐渐平息下来，不再翻滚如潮。激情燃烧完了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暗自琢磨为什么“支部书记分三类”，而且还要“挂在心”呢？直到上了初中，看到了《不忘阶级苦》的歌词，才明白“支部书记分三类”是“止不住的辛酸泪”之误，不由得唏嘘叹息。在那个肚皮空空、精神饱满的荒唐年代，随声附和、以讹传讹的不良风气，越发在校园内外大行其道。
随着“开门办学”的方针被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走出去，请近来”的活动就越演越烈。学生已经不再“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而是“以农为主”。我们不仅被派到生产队帮助农民“抓革命，促生产”，而且在 “向荒山要粮”的口号下，开荒种地。记得当时，从山上收割回来的麦子、黄豆和豌豆等就堆在教室里，或挂在房梁上。大晴天时，它们都要被搬到操场上去暴晒，就如同惩罚违规学生一样。下午，操场就变成打麦场，同学们一改平时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时的温文尔雅状，个个龙腾虎跃，挥汗如雨，像蜜蜂一样地忙着打、翻、扫、筛。转眼之间，就尘满面，鬓如霜，彼此相逢不相识。
收完所有的麦子和豆子后，我的三年级就结束了。终于离开了开斗争大会的礼堂，搬进了四年级的教室。从乡镇来的廖老师担当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直到五年级毕业。廖老师也是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被赶出了乡镇，下放到了农村，成为时代和制度的祭品。他是一个较温和、很少发脾气的人，负责我们的语文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个周六放学后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回到镇上和家人团聚，礼拜一的早晨再赶回学校。看到他数年如一日地履行着一家之主的责任与义务，不由得常常羡慕他的儿女们。
无论是张老师还是廖老师，或其他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的老师，都既是那个体制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其受害者。本来，人类的祖先都来自农村，在泥土里刨食儿。只不过，渐渐地有的人不再从事养殖和种植，聚集到某块地方从事贸易、服务等有别于农业生产的活动，并把那地方圈起来叫做城市。为了防止城外面的人轻易地进城，分享本来就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于是就发明了户籍。当时的户籍既像一条锁链将人们牢牢地捆在出身之地，动弹不得，又如一把无情剑，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劈出万丈深渊，造成了如同隔世的城乡差别。因此，城里人惩治同类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们驱逐到农村，使其一落千丈，对城市可望而不可及。真不知道究竟是城市使人变得冷漠和狭隘，还是原本就短视的人刻意要将自己的身、心、灵都囚禁在城里。
我们的算数课由校长担任。虽然他也姓姒，并与我同辈，但至今还是不敢和他称兄道弟。算数在当时就是珠算，是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算盘为计算工具并辅以珠算口诀来进行加、减、乘、除的方法。比如说，不进位的加法口诀有“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 等。其中“三下五除二”已被广泛运用，引深为习语，意为做事迅速、快捷。记得上算数课时，我们一边故意将算盘珠子拨得劈劈啪啪乱响，一边放胆朗诵珠算口诀，让全校师生都知道我们在拼命练习珠算。
担任算数课的校长住得比我远。每天除了上课，处理学校的杂事外，还要急急忙忙奔向田地，担负起繁重的家务活。因此，他格外理解学生家长们的辛苦，希望到学校来的孩子们能够珍惜仅有的一点读书机会。他专心致志地讲课，同时也要求学生要聚精会神地听课。可是，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下，强调认真学习无异于是倒行逆施。许多人在课堂上要么蒙头大睡，要么交头接耳，要么对前后左右的人动手动脚。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被他发现，就要受到惩罚──被扯耳朵。为此，当“大字报”盛行起来的时候，他首当其冲地受到揭发、批判。我生性胆小，见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在他的课堂上，总是诚惶诚恐、胆战心惊。虽然到毕业都没有被扯过耳朵，但是也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和值得夸耀的业绩。事实上，我在三年级时滑坡的成绩，并没有在四年级和五年级有任何回升。可是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谁又特别在乎成绩是好还是坏呢？所以在四、五年级的两年时间里，基本上就是跟着光阴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既然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校当然就不能只是上课的地方。除了开斗争大会和忆苦思甜会，灌输“恨”的教育以外，还要开“交牛会”，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因为当地人很难区分“牛”和“流”，“交牛会”其实是“交流会”，是“物质交流大会”的简称。通常是公社或城镇供销社的人把一些日用百货运送到农村销售。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紧缺，许许多多的商品不仅需要“凭票供应”而且常常缺货。比如说，买粮就要粮票，买布就要布票。人类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中，衣被置于首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知道害羞。尽管当时钞票和布票都奇缺，可裁缝们在用料上丝毫不吝啬，把背心做得像短袖，内裤做得像裙子。一点不像如今的服装设计师们，可以放胆构思，却不能慷慨用料。比方说，那些尺寸越来越短的“迷你裙”和用料越来越少的“丁字裤”，既难以遮羞，又不能御风寒。何况，还不知叫多少姑娘受了委屈，多少小伙迷了心窍。
借助“交流会”，学校收获的农副产品换成了银子，让我们去城里看了一场电影。由此，种地的积极性就有了提高。四、五年级的学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给庄稼施肥的重任。麦子和黄豆种在一公里以外的荒山上，肥料却在学校的公共厕所里，必须由我们用粪桶舀出来，两人一组抬到山上去。由于山高路陡，行路已经不容易，何况还要负载。可是，动员大会上劳动委员说，人家刘胡兰(一九三二年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十四岁时牺牲在阎锡山军的铡刀下)和刘文学(一九四五年生于四川合川县渠嘉乡双江村，一九五九年为维护集体利益被害，年仅十四岁)连死都不怕，难道我们还怕屎不成？在崎岖的山路上，为防止颠簸造成粪桶里碧波荡漾，老师让学生将许多树叶放在有机肥上面。即使如此，当到达目的地时，还是无人幸免于屎。不过，想到那样有意义的劳动又可以成为下次作文的题材了，大家只好认为屎得其所。
四、五年级里，除了劳动，另一个难忘的记忆是唱歌，其实就是上音乐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教室里没有任何乐器，全凭老师声情并茂地教唱。与其他的课程，比如作用于人理性的算数不同，音乐作用于人的感情。不管肤色、种族、年龄或文化背景怎样不同，音乐的节奏与旋律都能够跨越所有的界限，潜入人的灵魂深处。就像周老师当年教唱的《十送红军》和《情深谊长》，即使在三十多年后，仍然觉得余音绕梁。当五岁的小女儿第一次偶然听见我在电脑里播放《十送红军》时，她说：“我好想哭。” 我问为什么，回答说：“我想到了外婆。”还有一次，当我在客厅钢琴上练习《欢乐颂》时，也是小女儿突然从外跑进来问：“这么优美，是什么？”
女儿既缺乏两首歌曲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也无丰富的人生阅历，但这些都不妨碍她对优美音乐的欣赏，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感性能力，还没有被世故的“理性”所渗透、异化。可以说，如同音乐的旋律，有许多的东西，比如自然的和谐、义人的品格等，并不需要刻意去描述、教授，天生就可以感知、领会和欣赏。其道理在于它们是一种感染，一种情感的表述，因此能拨动心灵深处的情旋，从而引起共鸣，就像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常想，如果那些碟碟不休的宣传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能够像音乐一样，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处的话，那么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会乐在其中。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
一九七四年夏，我的五年小学教育在劳动、歌声和轰轰烈烈的文革中划上了句点。由于书本知识不受重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选拔标准不是考试，而是推荐，严格说来，主要是班主任老师和校长的推荐。六、七年前，大队没有小学的时候，贫穷剥夺了许许多多的农家子弟读书的权利。可一当他们获得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时，又被时代无情地愚弄了。毕业班里一大半的人不能被推荐到公社的中学继续读书，而回到农村成为现代“高玉宝” (作家高玉宝的小说《高玉宝》里的主人公)。
“开门办学”耽误了年华，荒废了学业，使我们不会ABC，不懂数理化。脑袋好像书包一样空空如也，心灵犹如白纸一样没有色彩。唯有五年来，在家和学校之间，总共行程达七千多公里的漫漫乡间小路，留下了我的脚印一串串。它们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在古老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朴质、难忘的乐章，倾诉着岁月的蹉跎、时代的悲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