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高节奏信息化的社会里，每天都有太多的突发事件，大大地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尽管每天各种犯罪案件（偷盗，抢劫，凶杀，强奸，等等）层出不穷，绝大多数案件，除了受害者，罪犯及其亲朋好友外，都被社会很快遗忘。只有那些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或涉及名人政客敏感话题的，才会被全社会关注，形成所谓舆论--大多数人的观点。
能让舆论经久不衰的案子，常常是司法判决与社会舆论有明显差异的，舆论对司法不公最为敏感。因为除少数特权阶层人士以外，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公正的判决。
社会舆论是随着不断公开的犯罪事实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说来，检方与辩方总是希望通过公开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甚至有意无意地散布一些谎言，来影响舆论的走向。这自然就会造成双方乃至多方的大辩论。
毛主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短期内蒙骗少数人是容易的；要长期蒙骗多数人就很困难了。
通常情况下，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可能形成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所以，对舆论来说，已经有足够的事实来证实嫌犯的罪行/清白。舆论之所以长久不休，不是为了破案，而是为了抗议司法不公正。
王子想用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贺梅监护权案。最初的报道基本上是贺绍强的一面之词：“白人强抢华人女儿”，这使得华人无不激愤，纷纷表示支持贺家的权益。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贺绍强强奸未遂被学校开除的事实逐渐被公开，最后是贺家与贝克家签订的过继协议曝光。尽管还是有极少数人为贺辩解，华人社区的舆论一面倒地谴责贺家的无耻行为；称赞贝克家的善心。最可怜的是贺梅，被法庭以血缘至上的法则交给贺家带回中国。幸运的是，贝克家还不计前嫌，继续给贺梅姐妹温暖。
在此案件里，舆论谴责了贺绍强，但还是服从了法庭的判决。
2.辛普森凶杀案。舆论自始至终认定他有罪，可惜其精明的律师抓住警方办案的漏洞，竟然逼着法庭撤消对其不利的证据，让他无罪开脱。一时舆论大哗，最终在民事法庭上订了其罪。
舆论对此民事案有明显的作用。
3.英国斯蒂芬·劳伦斯凶杀案。１９９３年，黑人青年劳伦斯及好友布鲁克斯在伦敦西南部某公交车站候车时，一伙白人青年用种族歧视语言辱骂他们，双方扭打的结果是劳伦斯被连刺两刀倒地，在医院不治身亡。之后有５名嫌疑人被捕，其中３人接受非公开审讯，证据不足，无人获罪。举国哗然，一边倒的舆论希望严惩杀人者。其父母得到英国各阶层声援，要求重审凶嫌。２０１１年５月，英国某上诉法院裁定重审本案。2012年1月，法庭裁定本案嫌疑人种族谋杀罪名成立，判处两名凶手终身监禁。
由此可以看到，舆论在这个20年的旧案的重审起了关键作用。
最后说朱令案。
孙维（或孙维及其同伙）作案的假设符合所有已知的朱令被投毒的基本过程与相关事实，舆论一边倒地谴责她（或她们）。相信警方早有足够的证据，只是惧上而不敢办。十多万人上网，反应的是民意，不是在破案，因为此案早已被破。
王子之所以写出各种证据，只为驳斥铊粉混淆是非的企图，以及回答不明真相者的疑问。
但愿警方能顺应民意，顶住压力，重审此案。
当然，美国/英国能做到的，中国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