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志馨老师
姜维平
昨天，多伦多的晚上7点左右，正是中国大连的清晨时分，我给王志馨老师打了电话，她很高兴，但又责备我说，你前两天刚打过，怎么又打，花多少电话费啊，我说，我又梦见你了，你有病住院，我不放心，她问，你梦见了什么？我迟疑了一会儿，从中学到大学，从下乡到出狱，我们没断过联系，历时40多年，我从未骗过她，现在我却犹豫了，一周前，她感冒发烧咳嗽很厉害，住进了大连新华医院，我把电话打到她家里，没找到她，心里忐忑不安，她儿媳妇晓月说，婆婆八十岁了，不停地发病，三天两头住院啊，这样的年龄真的令人担忧。。。。。。当夜我做了一个噩梦，她走了，追随周老师而去，周是她的老伴，2007年深秋过世，那时我还在大连，如今我难以真实地把可怕的梦境告诉她，但她听出了门道，说，哈，你是不是梦见我死了？
电话的这一边，是多伦多暮色苍茫的傍晚，我把话筒攥得紧紧的，手心出了冷汗，她的耳朵有点背，所以，她的声音震得我耳膜难受，我忽然想哭，人生真的是可悲，不论多么好的人，不论你多么怀念她，但都有与你永别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她呢？如实复述则不当，欺骗她则不义，于是，我禁不住“嗯”了一声，她笑起来，大声说，放心吧，我要慢点死，等你回来，等大连法院给你平反。
我竭力地强忍，眼泪没流下来，我告诉她，也许明年可以回去一次，她说，我看了你写的有关浙江省张家叔侄的文章，你说你啊，自己的冤案还没有着落呢，整天还为别人喊冤，唉，我的傻学生，傻了一辈子，什么时候，《大连日报》能刊登你的文章，我读完了，出一口闷气，死了也值得。
我想起2003年4月，太太去监狱探监时告诉我，王老师几经周折找到了她，从70年代开始，我与王老师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邻居，我住中山路226号，她住福安街4号，我们之间仅一道之隔，但90年代中期我搬了新家，虽离她家也不远，但不是近在咫尺，要穿过几条马路，她从未去过我的新居，妻说，她从大连第15中学一个学生处知道消息的，先找到郝丽娜，郝找到九三社区，书记带她敲门的，妻的眼圈红了，告诉我老师给了她1000元，要她给我买食品，还讲了许多宽慰的话，还让她周末过去兼职，王志馨老师当时办了一家幼儿班，叫大连西岗区小问号学习班，事业顶峰时，招收了上百名学生，收入不薄。但妻在国旅工作比较忙，一个人带着孩子，要忍受和应对薄熙来死党的监控和骚扰，也不容易，只好婉谢了她的美意。
记得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与其有关的梦，可能是因为妻子告诉我王老师的打算，日有所思所致吧，王老师曾说，她要来监狱看我，妻说安全局不让，理由是仅限直系亲属，其他人一概拒之门外，王老师生气地说，他们不让进，我就在南关岭监狱门前哭和喊。。。。。。我让妻好言劝阻了她，老师年高体弱，在监狱门前哭泣，虽是义举，但不是学生所望，妻向她转达了我的心愿，她终于改变了主意，我也表示，要好好地活着，一定不要倒下，争取早些回家与其重逢，于是，那时的梦境就有了虚幻的情节：王老师没来看我，苦等了好几年，但学生因病，却没能走出高墙电网，我死在了南关岭监狱，她知道了失声痛哭。。。。。。。2006年初，我出狱后到王老师家吃饺子，谈及此梦，她朗声说，人做梦都是相反的，如果梦见你活了，那就糟透了，现在，你不是没死吗？我们都笑起来。
但生活中要发生很多变故，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因此，我们不一定总是笑容，2007年的11月11日夜，忽然，王老师的儿子打电话过来，让我马上去一趟，我住在人民广场北，她还住在南面的建民街，我们之间的距离，步行大约需要十多分钟，那时我一人独居，妻小在多伦多，时间比较宽裕，所以，这条不短的路让我几乎踩平了，但这回并不平坦，一周前，王老师的老伴周老师住了医院，白血病很重，治疗失败，已是弥留之际，一路上我都在胡思乱想。。。。。。她家住在五四路小学后边的一栋民宅里，楼高三层，她在二楼，楼梯是裸露在外面的，有一个外伸而宽阔的大平台，以前我常与她在那里乘凉或吃烧烤，但现在，静谧的夜色笼罩着户门和楼梯的拐角，令我有不祥之感。
二楼平台对着她家的两扇窗户，我走上楼梯，放慢了脚步，有点气喘喘嘘，猛一扭头，竟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站在玻璃前，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而呆涩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夜色，一轮明月把惨淡的光线折射到她的眉宇，那里紧锁着无限的哀愁，我急忙跑进去，拉住王老师的手，她什么也没说，就哭泣着，我立刻明白了，她的老伴永远地走了。
我想起以往无数个坎坷的岁月，想起他们住在日本房的时候，周老师每天上下班，还独揽了全部的家务，王老师是美女和大家闺秀，总是坐在那里批改学生的作业，父辈给她留下了一处小别墅，有四个房间和前后院，而周老师是从昆明来的穷学生，在大连什么也没有，但他特别健壮，是体育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我看过他的胸肌，那绝对是猛男的健美形，但不知为什么，王老师对他总是不满和抱怨，但这次生离死别，她却迟到地终于爱上了他，那大半夜，她不停地唠叨：老周，我对不起他啊，我结婚后一直对他不太好，经常批评他，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不料一不留神，他转身远去，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才觉得他太可爱了。
大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王老师为什么对他不满，是的，他太老实，太窝囊了，别人都分了房子，以前是人人有份的，后来是货币化发放，单位都有买房补贴，唯有他被校领导蒙了，一年推一年，到死也没分到房子，多亏王家祖辈留下一套单层小别墅，后来被市外贸学校征用，给了回迁房，没住几年又被动迁，政府支付了22万9千元了事，辗转再三，最后贷款92万，亲友合计投资140万，才买了现在这套民宅，王老师说，像别的女人那样，靠有本事的男人安居乐业，我没这个福气啊，如果不是我父亲留下的“日本房”，我就要喝西北风，住露天地。。。。。。
记得为了要房子，王老师在90年代初找到我，谈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我找到了市长薄熙来，薄站在走廊里听我讲述了王老师的故事，不耐烦地说，你让她写个东西过来吧。那时，薄熙来大权独揽，给许多吹捧他的记者解决了房子问题，薄市长在一次全市的少儿比赛活动中，还观看了“小问号学习班”学员的文艺表演，至今王老师还保存着一张与薄熙来的合影，他应当知道王老师创办的学校，是大连最早民办的学龄前幼儿教育班之一，周老师也是全市资深的优秀体育教师，我想，我所在的记者站没少捧薄，自己没谋取什么私利，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督促教育局领导帮助我的老师，应当不过份吧？
但后来，王老师写了信，也附了相关证据，按照教师的有关政策，薄市长如果明确地批几个字，就能使王老师如愿，但薄是势利眼和“两面派”，我的老师对他有何用呢？我在《文汇报》也是小记者，副社长刘永碧来了，薄熙来笑脸相迎，刘离去，对我则不冷不热的，远不如1984年在金州时的热情态度了，人当了高官，有了权力就容易忘乎所以，薄的秘书把王老师的投诉信转到了市信访办，信访办转到教育局，局转到学校，一路下来，不但周老师没分到房子，也没补到钱，而且被领导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从此，周老师就变了，整天打不起精神，沮丧而消沉，除了做家务，哪里也不去，王老师越发抱怨他窝囊无能了，此后，他们被政府软硬兼施，强迫动迁，搬了两次家，虽然还在西岗区住，但越搬越憋气，因为父辈留下的遗产彻底地流失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时间就这样一闪而过。
2009年2月3日，我将要移居加拿大，好不容易拿到了护照，心里的喜悦难以言表，行前去与王老师话别，她说，你批评薄熙来坐了牢，人们都知道你不反对政府和国家，但他的官越做越大，自认为代表执政党，看来你斗不过他，他的人马会给你再加新的罪名，你出去后要谨言慎行，不然就回不来了。
她叹息了半天，带我到一间小仓库，取出一包东西，她说，周老师走了，留下一些衣服，都是新的，你不要嫌乎，就送给你吧，我看了一下，是两件衬衫，三件老头衫，都是大连当地的名牌，此外还有一封我1978年10月写给她的亲笔信，我感动得眼潮，但周老师比我健壮，衬衫根本穿不了，假如我婉拒，她会心情难过，就点头应允，她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未必再能见到你，等我死了，你看到这些东西，就想到了我。
我强忍着眼里的泪水，模糊的视线中，她变成了我的母亲，由于我们是近邻，互相常有走动，母亲活着时也与其有旧，但家母没文化，与其交流不多，母亲总说人家是知识分子啊，我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睁眼瞎”，但王老师对母亲敬重有加，1980年3月，家母过世，也是在一个晚间，也是我一人独站窗前黯自神伤，那时我大学二年级，是回家奔丧的，形单影只，王老师急匆匆地穿过马路，过来安慰我多次，每次都说，别难过啊，每个人都会有今天，或早或晚而已，她久久地站在我身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我找到了母爱。再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报社，她感到脸上有光，逢人就讲我是才子，把我出版的一本幼稚可笑的诗集到处散发，殊不知那都是青春期躁动的无病呻吟。。。。。。
老师的瞩托变成了沉重的行囊，我至今背井离乡，一走就是4年多，谁也没料到王立军事件的戏剧性变化，改变了我的命运，在薄熙来如日中天之时，我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和揭露薄的真面目，并结集出版了《薄熙来传》，王老师找朋友去香港两次，才买回来一本，打电话对我说，这不是风花雪月的诗集，这是战斗的匕首和投枪，随着薄势力的上升，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看来我有生之年见到你，已是奢望，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她告诉我，每读一遍我的“后记”就流泪，心底的痛楚无法言说，虽然很多人借阅了这本书，但没几个人敢公开肯定我的举动，直到薄熙来被“双规”，唯有我的老师王志馨始终如一。她这回乐了，笑着对我说，这下好了，你可以回来了。
2013年4月12日于多伦多
香港《前哨》杂志7月号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更多文章请点击姜维平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