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难题科研课题
龙志先生第一位高徒，曾经在山西农学院协助龙志工作16年的四川内江市畜牧中心高级工程师唐显作先生回忆道：“张教授在养猪科学研究方面，十分注意结合我国国情，选择生产实践中最需要、最紧迫的问题进行研究。如五十年代中期，张教授曾对牛粪喂猪、橡实喂猪（王谦书记托人给他选来的橡实）进行过研究；又如在深入山西农村时了解到，山西本地猪长得太慢，而外种猪及其杂种，又不能适应山西农村（特别是山区）的饲料条件。因此，他就联想到能否用我国南方的地方良种来改良山西本地猪，于是便产生了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杂交组合试验。当时，由于受猪种的局限，仅选用了四川的内江猪、荣昌猪、约克夏、巴克夏、苏联大白猪进行两元、三元的杂交组合试验（荣昌猪因不适应太谷的环境条件，表现不好，后来未参加组合试验）。
经过几年反复试验，筛选出了“内巴本”这一当时的最佳组合。这时，张教授便指出，我们要边试验边推广，这样到1971年调查时全省基本普及了内江猪和内巴本组合，且深受农户欢迎。1963年由张教授主持的全国猪经济杂交工作会议在母校召开，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内巴本”组合是一个好组合。此后，该组合便由山西逐步推广到全国八个省、市。随后，张教授便在此基础上把这一研究成果，提高到全国范围，称这为：“用我国南方猪改造我国北方猪”的学术高度，并为全国养猪界公认。这对当时全国的经济杂交工作开展和养猪生产的发展，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跟随龙志多年的生物统计教授谢文彩和养猪学教授陈榜伟回忆道：“在科学研究中，张老师坚持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因地制宜地走我国自己的道路。50年代以来，他在总结多年试验和参考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采用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猪来改良当地猪种，在当时是不能适应我国的饲养条件，1957年，他第一次把我国南方地方猪种“内江猪”引到了山西，经过17个杂交组合对比试验结果，在中等营养水平下，“内巴本”是最佳组合，提出了南方优种改良和提高北方猪生产性能的观点，打破了只能用外国猪种改良我国猪种的观点。不久，他主持了全国近60个单位的“猪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工作，并将自己研究成果在我省几个国营种猪场推广。
由于文化大革命，推广工作间断。70年代初，随着一些政策的落实，他与助手对山西50多个国营、社队猪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利用“内江猪”改良当地猪种在各地开展，约占当地改良猪种90%左右，特别到了大同市种猪场和原平种猪场，看到该场仍在进行“内巴本”和“巴内本”的杂交工作，使张老师欢欣鼓舞、树立信心，于1972年初开始组织人员一起到大同市种猪场和原平种猪场蹲点，进行了“内巴本”横交选育工作。在此期间，张老师每年都要去蹲点1～2个月，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长期不懈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83年培育成了既有中国猪优点，又有外国猪长处的“山西黑猪”新品种。该品种不仅在山西得到普遍推广，而且对河北、陕西、内蒙、青海等许多地区改良地方猪的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作用。”
从1955年肃反运动之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在省委领导支持下，龙志先生领导下的科研小组进行了国外引入品种，国内优良品种和山西本地猪在中等饲养条件下，不同中外品种杂交组合的科学实验。与众不同的实验设计关键是测定在中等的营养水平之下，不同品种及杂交组合的生长速度和猪肉品质。这一构思是龙志学术水平的精髓，他应用了国外学习的严谨生物统计实验设计和数量遗传学的渊博知识，巧妙地利用了我国的猪种遗传资源特有“粗纤维消化吸收”、“抗逆性”“抗病”基因，利用了南北猪种在这些遗传基因方面的差异，密切结合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饲养营养条件。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活学活用”，无论在其独到新颖的实验设计方法，实验目的和实验规模都达到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平。
研究猪的营养需要和杂交育种，需要维持喂养许多不同品种的猪群。这些大大小小猪只乃是张口之物，每天要吃大量的饲料。然而当时情况下，国家要首先解决人能吃上粮食的大事，在十年九旱的山西，特别是在1959-1961“三年天灾人祸”特殊困难时期，遍地饿俘，人尚且都饿死了，许多实验猪吃的粮食，甚至青粗饲料都被饥不择食的人吃了，那里还有猪的份？如何保持实验站的猪不至于饿死，甚至得到可靠营养科学试验数据，确确实实让龙志伤透了脑筋。
大家知道，一直到近代我国粮食过关之前，中西方养猪的最大差异是外国是以玉米大豆为主，而中国当时则是以青粗饲料为主。前者可以发展集约化生产，后者是家户的庭院半放牧养猪，科学技术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粮食曾经一直是限制我国畜牧生产发展的瓶颈。在几乎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搞现代化养猪科学研究尤如天方夜谭。而在当时我国农业落后，人畜争粮的条件下摸索出一条中西结合的动物饲养标准和方法，进而发展大规模的杂种优势利用育种体系甚至培育猪的新品种则更是难上加难。
知难而进，创造条件，科学家的素养和训练告诉他，一切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实验。在试验中发现真理， 探索客观规律。龙志先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亲自搞牧站建筑设计，招聘养猪能手当工人，千方百计到处联系猪饲料，联系引进猪种，收集数据和分析试验上。夜以继日，达到了废寝忘食地步。而经常任务就是组织人手去太谷火车站卸下从大同糖厂购回的甜菜渣或其他地方运来的酒糟、醋糟等猪饲料。特别是在大跃进三年困难饥荒时期(59－61)，粮食更加贵重。尽管国家经济如此困难， 粮食空前匮乏，龙志的实验猪一直享受到省委特批的一天一斤粮食的特殊供应。
我国在50年代曾经大量引进苏联和西方的所有优良猪品种，这些品种对于我国的猪种改良和新品种培育曾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营养匮乏的特殊时期和北方寒冷和贫困地区这些品种却难以适应。特别是在59－61的三年困难非常时期，许多引入国外品种都发生了繁殖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而本地品种则相对安然无恙。这种现象启发了龙志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千百年来自然和人工选择在我国特定的饲养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本地猪种一定有一些独特抗逆、抗病、对粗纤维消化、吸收、转化的特殊遗传基因，是在高营养水平下培育成的外国猪种所不具备的。这点与野猪相似，它们以青草，薯类，秸秆，果类等食物为主，在秋天也伴有少量粮食。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猪种遗传资源基因库。中国猪的这些优良基因和遗传优势，就成为我国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粮食供应情况下，解决难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遗传资源法宝。当然，本地猪也有相应的生长缓慢，皮厚，屠宰率低，瘦肉率、出栏率低的缺点。另一方面，外国猪经过多年的科学系统遗传选育，在日增重，瘦肉率、屠宰率、出栏率和饲料利用率方面有较大的遗传优势与优良基因，虽然需要较高的营养饲料水平来其保证优良基因的表达，也是中国本地猪种所不具备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我国饲养条件下，两者的结合。这两点被独具慧眼的龙志都捕获到了。
经过多年（1956-1962）的不懈努力，采用纯种、二元及三元杂交在符合我国条件中等营养水平下对比试验，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了数以万计的科学数据之后，龙志领导的小组从 17个不同杂交组合中的筛选出优良杂交组合，为我国不同地区的“高、中、低”三个饲养水平推广应用，小结如下[1]：
1．二元杂交：在我国北方中等饲养水平下，采用内江猪与本地猪杂交（内本），杂交一代，其日增重为本地猪140%，饲料报酬比本地猪提高50%。此组合适于广大饲料条件比较粗放的地区。而苏联大白猪、约克夏猪与本地猪杂交一代的日增重均为本地猪的119%，饲料报酬分别比本地猪提高2%和 28%。内江公猪与本地猪杂交的效果优于外国公猪杂交的效果。龙志将这一成果提高到“用我国南方猪改良北方猪”的理论高度, 结束了多少年来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部门普遍认为的只有用外国猪改良 中国猪的片面观点。
2．三元杂交：在我国北方中等饲养水平下，采用巴克夏猪，四 川内江猪与山西本地猪杂交后代（内巴本杂交组合），其日增重可达本地猪的154％，饲料报酬比本地猪提高58%，可以获得20%的杂交优势，杂交效果优于其它外国猪种。三元杂交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同时利用了杂交一代母猪和杂二代小猪的杂交优势。这个杂交组合也成为龙志文革后期1971年在大同猪场、原平猪场成功开展山西黑猪培育打下了遗传基础，此乃后话。
3．在我国在城市近郊和饲料条件比较好的国营农场和农村，推广约克夏，巴克夏猪，苏联大白猪，其它国内培育品种和本地猪杂交的后代。充分利用国外猪种的遗传优势。龙志的这部分工作也为后来在太原农牧场培育“太原花猪”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龙志的这些成果和改良措施密切结合了当时我国各地农村和城市的实际营养水平情况，将我国南、北方之间，中国猪与外国猪之间的遗传基因基础差异与基因之间的互补、互相作用也开发利用出来，形成特殊的杂交优势。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减少了国外盲目引种费用，在我国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具有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极大欢迎，也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龙志应用他渊博的营养和遗传学知识，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解决了我国“穷养猪”，以青粗饲料为主，少喂粮食的瓶颈和难题。
自从5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三年困难，文化革命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近30年的考验，该项成果一直被北方农村的农民广泛采用。杂交猪每头出栏多长30斤肉，或者节约100斤饲料。如果粗略按30年中生产上亿头杂交猪，一斤肉一元计算，总共增产30亿斤猪肉，创造了大约30亿元的经济社会效益。协助我国渡过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当时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报导了这一重要消息。龙志和助手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科学研究论文，报道了他们研究结果。其中典型的一篇“四川内江猪在杂交改良中的效果”发表在《中国农业科学》（1963）。该论文奠定了他在中国猪杂交育种界的学术地位。如果中国猪的育种之父是许振英先生，而中国猪的杂交之父应当属于许先生的学生龙志先生。这是他解放后在连续不断的运动间隙，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政治压力、学术环境和经济条件下，排除万难，坚持科学研究而发表的一批重要科学论文。由于设计严谨，操作规范，数据准确，分析正确，结论科学，研究结果经受了后来30多年的实践考验，在山西和北方地区获得了极其广泛的推广应用。也证明了龙志的审慎负责，不轻易发表试验结果的科学态度。
四、集思广益成就蜚然
由于龙志领导的猪杂交育种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利用中国南方猪改良北方猪的新思路对于当时解决全国猪饲料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1964年5月农业部委托山西农学院在太谷召开“全国猪经济杂交协作会议”。龙志在会上交流了学术论文“猪经济杂交组合的研究”。
也正是由于他们开拓性的工作，山西农学院多次受农业部委托。在学校举行科学养猪全国训练班和进修班。龙志也一直是全国”猪杂种优势利用”攻关课题主持人。山西农学院也成为闻名全国的养猪科研教学中心之一。北京农大吴仲贤教授，东北农学院许振英教授等许多国内一流学者也先后应龙志邀请前来交流访问。全国其他院校的许多养猪学教授也来山西农学院进修。1965年，还有外国友人到山西农学院参观学习龙志的实验站。作为一个地方院校，处在山西这样自然和经济困难的地区，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2]”，值得一提的是龙志知人善任，秉公办事，坦诚相待。他组织了一个人才济济的团队，大家在龙志领导下，齐心合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
由于龙志自己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必信，行必果”，所以科研工作开展扎扎实实，卓有成效，胜利完成了科研教学任务，也培养了一批技术精英骨干。文革前后科学研究团队的成员：唐显作，郭传甲，谢文采，李荣盛，冯永富，陈榜伟，阎玉田，韩俊文。以及龙志老朋友，学校其他几位教师如画家、实验员盛寿藻先生，铭贤才子林成谷先生，陆智良先生和鞠有阳先生也帮过不少大忙。林成谷先生是土壤化学系的教授，文笔很好，龙志请他帮助《养猪学》的编写工作，成为编写组成员。
党和人民给予了龙志很高的荣誉，龙志光荣的出席了1959年全国群英会。于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龙志在出席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回来兴奋不已，逢人便讲，因为他发现他们和党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合照登在报纸头版，山西的山按笔画排在前面。做为山西省的代表，他有幸站到了前排。
尽管龙志那时已经50多岁了，却常常为了工作和学习彻夜不眠，他谓之为“开夜车”。除了紧张的教学，科研，运动和繁忙的事务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每天背古文，学俄文。那时也没有计算机，复印机，许多情况下，他都是利用外出开会用手工抄写论文和教材。他还主动为动物科学系开设了生物统计这门新课，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油印教材。那时最好的设备就是一台德国进口的手摇计算机器。
从1951年山西农学院成立开始，龙志就积极准备筹划他心目中的杂交试验，改良华北地区的猪种。经过解放后的政权更迭，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运动，龙志逆流而上，在王谦省长支持下，拨下了巨额款项，于1957年开始建立了新的科研基地。猪杂交科研工作开展之后，又遇上了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1959-1961三年天灾人祸，粮食极度匮乏，猪科研工作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龙志先生知难而进，到1966年文革之前，“十年磨一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绩卓著，取得突破性性重大成果，龙志成为山西农学院的“一杆红旗”。一步步又攀登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当然，“人怕出名猪怕壮”，和国家的命运起落同步，每次达到高峰之后，就要小心滑落到低谷，这次也不能例外。龙志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巨大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有诗为证：
《时代难题》
粮食紧缺人畜争，天降大任于斯人。
巧妇要做少米炊，科学研究探途径。
基因组合巧设计，营养需要粗配精。
喜见杂交显优势，肉猪增重高五成。
历尽万难终突破，电台报纸播新闻。
福祸相依孰难料，巅峰之中酝暴风。
P_7.1. 后排起：吴仲贤（右4）、龙志（右五）等科研团队于太谷山西农学院畜牧站（1961年春）
P_7.2. 龙志第三排第6位（箭头所指）光荣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1965。12月，陆微女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