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时，邱吉尔问斯大林，能不能原谅他在1918-1920年对苏联的干涉？斯大林回答，“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不是我原谅不原谅，这是上帝的事。”
邱吉尔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得到斯大林多一点的信任，这对共同地打败希特勒是很重要的。斯大林也同样要和英国结成同盟，过去的事只能忘记了。但他说了上帝，他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事，最终的结果是天命，是上帝的安排。 斯大林当然自认为是无神论者，但其内心是有点上帝的。
在二次大战时，斯大林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他召集了苏联的东正教领袖们谈，东正教领袖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卫国战争，但也提出了革命后对东正教的不当做法，斯大林答应改，答应了几条有利于教会的政策，他后来也做了，直到他死都没有赖掉过。
斯大林的内心里，有点对上帝的敬畏，他肯定不相信人定胜天的。苏联共产党搞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你们老百姓要信上帝的话，也可以，不要来入我的党，也别想在政府里有个好地位（事实上，苏联军队的将军里有不是党员的，士兵带着十字架上战场的）。苏联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是只管党员，只管收党费的，不管群众的。群众只认处长所长厂长的。
毛泽东呢？他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尤其在他得意的大跃进时候。他死前几年，回答斯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说，“对，是没有上帝的，但是没有这个上帝，人们要创造另外一个上帝，主要使人们精神上有一个寄托。”
毛泽东对上帝的看法，非常的实用，上帝不过是个精神寄托的用处。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他后半生在造神，在造政治和宗教合一的社会，他在把党组织变成中世纪的教庭。支部书记主要管的是群众，老百姓的穿衣用钱夫妻吵架都管得到，你的祖宗亲友都要交代，你信不信耶稣当然也得交代。在中世纪，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向宗教法庭说，我愿接受上帝的考验，于是受刑。毛泽东时代的被怀疑是异教徒的人，也得说我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走进隔离室听侯摆布。毛泽东把他自己造成中国人民的上帝。
J. K. Fairbank (费正清) 正确地指出，中国人的二个缺点，一是非官员对政府的被动态度，二是公民对国家明显地不关心。这也是孙中山感叹的一盘散沙。这二个缺点都和中国本土的宗教有关系。从中国国家的领导来看，基督教及其文化，正是改造这二个缺点的有力的工具，是应当给予保护和发扬的。毛泽东就没有这个治国的眼光，让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起积极的作用。对他不懂得的事，他教条得很。
毛泽东用他的组织并加上全面的高压的政治迫害，做到了人人关心政治。但他的政治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更不是人民为大的政治，他的政治开始是做法小气的巩固党天下的政治，后来又变到荒谬的为建立家天下的政治。他是在他的政权屡犯错误，经济停顿，人民没有吃穿的客观现实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向家天下进军。为此，毛泽东就大说谎，说大谎，把中国变成了谎言的王国。毛泽东遗留下来的谎言文化将会危害中国几代人的。
以神秘主义开始的中国道教，已经溶合在最为粗糙的和俗气的迷信里。中国的佛教，已看不到释迦牟尼的光辉思想，连在缅甸和日本能看到的崇高和庄严都没有。佛教和道教对毛泽东没有威胁。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教徒有强的影响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二个洋教有国外的资助和联系，更要紧的是，基督教的文化，崇尚的是自由民主和人的独立性，这都是妨碍毛泽东独裁做皇帝的。所以毛泽东一掌了权，就把洋教当成敌人。对外国传教士开刀，对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实行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蚌埠有个意大利传教士们办的教会，那里有个800学生的小学，1000人的中学，有个医院，有12个医生，每天处理800个病人，还有150张病床。那里还有个修女院，有12个欧洲来的修女，她们收养被丢掉的女婴。这个教会为蚌埠地区的九百五十万人服务，在附近有近万学生的几个教会学校。
1950年1月，当地共产党派个人来，借住在教会的办公楼里，并把教会的银行账户冻结，要查账。以后，把整个教会办公楼借去，给苏联专家住，还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团住过，在此期间，命令意大利主教和神父们，不许在教会院子里随意走动。那里的主教叫Cipriano Cassini, 他从1933年就到中国来服务了。
有一天，一个中国神父来访问Cassini，没有事前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公安局就把Cassini主教抓去关了三天，要他写了检讨，教会出钱登在当地报纸上。检讨上特地要写感谢对他的宽大，只关了他三天。当局还要他交出钱来，Cassini 把他所有的都交出了，还说他不老实。1951年6月13日Cassini死在他的房间里，死时坐着，手里拿着祈祷书。共产党说主教是自杀的，是吸了太多的鸦片死的。医生检查得知，他是心脏病死的。
主教死后，共产党封闭了教堂，把它改成银行，把神父们移到修女院去。主教下葬时，来了二千个教徒。共产党要神父报告教徒的名字。
此后，共产党要中国的神父修女们揭发外国神父。不揭发的话，就抓你的父亲等等。最后一个外国神父不肯自愿离开，公安局说，你不走，我们抓某某五个中国教徒，为此，他在1953年1月离开了。他走后，那五个教徒还是给抓走了。
有几千个麻风病病人的海南岛是个很穷苦的地方，原先日本人在那里开工的170个工厂，抗战胜利后，只有12个在运作。海南岛供电供水都不正常。在那样的困难下，有10个女的4个男的外国传教士在那里办了个教堂，学校和有186个病床的医院。还在那里办了个有175个麻风病病人的医院，其中还有个处于晚期的男麻风病病人，他是德国和波兰人生的。毛泽东占领海南岛后，不用二年时间，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赶走了，除了那个外国男麻风病病人。
把外国传教士都赶走后，毛泽东又在天主教里抓了近以千计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基督教里抓了一千五百个人的倪析声反革命集团，这只是在上海的二个大案。其他地方被抓的宗教反革命集团还多的是。毛泽东又安插了许多秘密共产党党员在宗教团体里担任领导。大跃进时期，上海当局把所有信洋教的大学生集中办学习班，要他们兴无灭教。中国的洋教本来就很薄弱，给毛泽东摧残到教徒不敢说自己信教的程度，但是毛泽东还不放心。以为念阶级斗争的经就可以治他的百病的毛泽东，就在文革肇始前的１９６５年，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时作指示说，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这样一来，连罗瑞卿的不识字的老岳母也成了反革命别动队。
（写于2011/5-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