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右而左:1949年，时间开始了

电梯直达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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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1949年，时间开始了

1949年，时间开始了


自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在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不是自己写出，而是由胡风写出，沧桑之心，平添几分愁绪。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区，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不久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张戎（注：此文发出时，书名和作者都是隐写的，见流传在外的原文），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注：这些“领导者”或“投机政客”指的是D之流，该文2005年首发于强国论坛，那时讨论时政和历史还有一定可乘之隙，即使不点名，一些朋友也能读出指的是D集团人物。到了2007年这样的可乘之隙就少而又少了，我的文字能发出的就逐渐见少）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一些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刘少奇在毛泽东授意下代表共产党自我批评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以此否定大跃进实际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大跃进本身的战略正确性，还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重读那信的时候会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叛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

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沉疴，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雷登》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新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毛泽东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1976年，巨星陨落了。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身加思想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一定程度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最大程度利用了后发国家的“储存”的市场资源和市场需求，是以牺牲这些国家人民的福祉为前提的。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物质上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去世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了。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许多的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地虔敬地接受了倡导，同意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这标志着共产党抛弃无产阶级的工农道路去走资产阶级精英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而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1949-1976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资产阶级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受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泽东接掌中国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状况，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初步构建起来，并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最终构造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个体民众的主人翁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通过“四大自由”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大家认识到了，说“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是弥天大谎，说“毛泽东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说“文革是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毛泽东时代的领袖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


右而左
200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