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因7月28日转发评论一条美国枪击案的微博后，引起网络的轩然大波。他的评论原文如下：“这些人不爱国，为成为中国人感到悲哀，让他们赶紧去美国，越快越好！败类，人渣！”；“去之前，先整形，不要让人家看出是中国人！”。同时，面对网友的质疑，陈鸣明表示愿意接受对自己家人和财产的调查。
29日此消息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副省长的言论成为了网上最热门的声讨话题。为此，下午三点左右，陈鸣明通过自己的官方微博表达了歉意，主题是“有话好好说”。对此致歉有不少人赞同认可他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其诚意不足。但不论陈鸣明的致歉效果如何，陈副省长和中国的大多数官员一样，都需要上一堂关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课。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陈独秀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给副省长普及两点关于爱国的常识：一，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不是骂祖国；二，政府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养活的，做得好是必须的，做不好就该挨骂。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在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在很多人眼里，只要他“爱国”了似乎就可以登上道德的制高点了，可以骄傲地俯视一切芸芸众生，就可以不再受道德的约束羁绊。而一旦贴上，那些行为就是合理的，就会有人趋之若鹜。更有甚者动不动就拿出“我代表国家代表某某”，来强词夺理实施流氓行为。
于是，那些在平日里这些属于流氓的行径，在爱国的名义下，一切都变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爱国爱什么？应该怎么爱？其实就三点：一是爱国要爱她的人民，二是爱国要爱她的文化，三是爱国要爱她的国土。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其他的爱都不值得一提。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抽离了这个基本原则的爱国主义，或者用其他原则凌驾于这个原则之上的爱国主义，都是扭曲的爱国主义，都是毒药。
批评和赞美哪个更爱国？
陈鸣明在微博回应中还说：“国家同样需要鼓励，这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国家进步同样有好处。”看来，陈副省长更偏爱赞美这种“爱国”的方式了。现在的确有一些人，认为爱国就是要无条件对政府的行为说好话、唱赞歌。一见到批评者，他们立刻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给你扣上。爱国，是否就意味着放弃对这个国家的状况、政府批评的权利？是否就必须千人一面、众口一词？难道批评者就不算爱国吗？
要说“爱国”，古往今来，最受中国人尊敬的爱国者非屈原莫属。可是你看他的文章作品，什么时候为朝政唱过赞歌呢？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些批评、发牢骚的文字。按照当下某些“爱国者”的理论，屈原完全符合他们“带路党、卖国贼”的标准。屈原他既不像某个央视退休的主持人“从不给国家添乱”，更不像某个大妈“从不投反对票”那样去爱国。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对、阻止楚王已经成竹在胸的既定国策，和那些只知道说好话的邪佞们做斗争。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而当下中国，像屈原的这种爱国方式，之所以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原因在于，批评这种爱国方式，往往与讲真话连在一起；而讲真话往往要担风险、付出代价了。有教师陈平福甚至仅因为发了几篇博文就要被审判了，事实证明用这种方式爱国你注定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论是屈原的投江而死，还是魏征的数次涉险，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演绎着忠臣抬棺进谏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颂总让人比较舒服，别人也喜欢听，风险小，收获大，所以，往往歌功颂德者多。
但从建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回忆中国的文革时期，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恶心的阿谀；永远都是形势一派大好。可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些总是吹捧赞美的，又几乎无一不是心口不一和两面三刀的；因为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早就有大量这样的事例，证明误国误民的奸臣正是那些专会阿谀奉承的邪佞之徒。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真是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干什么都一边倒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斥着危机、危险的社会。我们的报纸越干净，社会则越肮脏。电台越和谐，世道则越可怕。电视越美好，生活则越难过。电影越高尚，真实则越虚伪。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一个拥有众多批评者的国家，说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一个本国人都不想去批评的国家，说明它已经完全令人绝望，它的国民只想尽快离开它，移居到别处。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汤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名言。但在中国，总有一些人把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于批评者。但批评者的作用，其实就如同“扁鹊之于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为一开始，听不进扁鹊的“说三道四”，结果病入膏肓。难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为扁鹊的说三道四？正是因为没有人说三道四，或者，你听不尽说三道四，才会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请每一个当下的中国人都牢记，当你密切关注民族命运之时，就是这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开始；当你毫无恐惧地质疑政治机器的腐朽，就是这个国家不甘沉沦的萌动；当你自由投出心中神圣一票，就是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的关头；当你强烈感受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就是这个国家成熟的征兆；当你接受了国家对你的爱，这个国家才值得你去爱！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允分发挥批评的作用，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文/风青杨）
文/风青杨
29日此消息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副省长的言论成为了网上最热门的声讨话题。为此，下午三点左右，陈鸣明通过自己的官方微博表达了歉意，主题是“有话好好说”。对此致歉有不少人赞同认可他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其诚意不足。但不论陈鸣明的致歉效果如何，陈副省长和中国的大多数官员一样，都需要上一堂关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课。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陈独秀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给副省长普及两点关于爱国的常识：一，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不是骂祖国；二，政府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养活的，做得好是必须的，做不好就该挨骂。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在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在很多人眼里，只要他“爱国”了似乎就可以登上道德的制高点了，可以骄傲地俯视一切芸芸众生，就可以不再受道德的约束羁绊。而一旦贴上，那些行为就是合理的，就会有人趋之若鹜。更有甚者动不动就拿出“我代表国家代表某某”，来强词夺理实施流氓行为。
于是，那些在平日里这些属于流氓的行径，在爱国的名义下，一切都变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爱国爱什么？应该怎么爱？其实就三点：一是爱国要爱她的人民，二是爱国要爱她的文化，三是爱国要爱她的国土。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其他的爱都不值得一提。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抽离了这个基本原则的爱国主义，或者用其他原则凌驾于这个原则之上的爱国主义，都是扭曲的爱国主义，都是毒药。
批评和赞美哪个更爱国？
陈鸣明在微博回应中还说：“国家同样需要鼓励，这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国家进步同样有好处。”看来，陈副省长更偏爱赞美这种“爱国”的方式了。现在的确有一些人，认为爱国就是要无条件对政府的行为说好话、唱赞歌。一见到批评者，他们立刻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给你扣上。爱国，是否就意味着放弃对这个国家的状况、政府批评的权利？是否就必须千人一面、众口一词？难道批评者就不算爱国吗？
要说“爱国”，古往今来，最受中国人尊敬的爱国者非屈原莫属。可是你看他的文章作品，什么时候为朝政唱过赞歌呢？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些批评、发牢骚的文字。按照当下某些“爱国者”的理论，屈原完全符合他们“带路党、卖国贼”的标准。屈原他既不像某个央视退休的主持人“从不给国家添乱”，更不像某个大妈“从不投反对票”那样去爱国。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对、阻止楚王已经成竹在胸的既定国策，和那些只知道说好话的邪佞们做斗争。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而当下中国，像屈原的这种爱国方式，之所以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原因在于，批评这种爱国方式，往往与讲真话连在一起；而讲真话往往要担风险、付出代价了。有教师陈平福甚至仅因为发了几篇博文就要被审判了，事实证明用这种方式爱国你注定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论是屈原的投江而死，还是魏征的数次涉险，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演绎着忠臣抬棺进谏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颂总让人比较舒服，别人也喜欢听，风险小，收获大，所以，往往歌功颂德者多。
但从建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回忆中国的文革时期，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恶心的阿谀；永远都是形势一派大好。可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些总是吹捧赞美的，又几乎无一不是心口不一和两面三刀的；因为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早就有大量这样的事例，证明误国误民的奸臣正是那些专会阿谀奉承的邪佞之徒。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真是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干什么都一边倒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斥着危机、危险的社会。我们的报纸越干净，社会则越肮脏。电台越和谐，世道则越可怕。电视越美好，生活则越难过。电影越高尚，真实则越虚伪。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一个拥有众多批评者的国家，说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一个本国人都不想去批评的国家，说明它已经完全令人绝望，它的国民只想尽快离开它，移居到别处。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汤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名言。但在中国，总有一些人把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于批评者。但批评者的作用，其实就如同“扁鹊之于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为一开始，听不进扁鹊的“说三道四”，结果病入膏肓。难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为扁鹊的说三道四？正是因为没有人说三道四，或者，你听不尽说三道四，才会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请每一个当下的中国人都牢记，当你密切关注民族命运之时，就是这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开始；当你毫无恐惧地质疑政治机器的腐朽，就是这个国家不甘沉沦的萌动；当你自由投出心中神圣一票，就是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的关头；当你强烈感受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就是这个国家成熟的征兆；当你接受了国家对你的爱，这个国家才值得你去爱！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允分发挥批评的作用，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文/风青杨）
文/风青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