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艾卿从小就有。最初是很具体的，要当个科学家，为四化做贡献。当然他后来就发现这个理想并不具体，模糊的地方简直是太多了，甚至整个概念都是模糊的。
首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没弄清楚。他的父母都是在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员，虽然没有大红大紫，被报纸登过照片，被演讲队宣传过，却是要文凭有文凭，考英语的通知一下来，拼命突击也就通过了，非要成果的话也能凑得出来，评上研究员的人怎么说也不会是酒囊饭袋。在知识分子问题得到重视的突变年代里，这两口子还被党委书记做过工作，连推带搡地要他们入党。老艾意志比较薄弱，面子也嫩一些，稀里糊涂就入了党。入党以后日子照常过着，只是每每一交党费，老艾就不由得嘀咕，自己当年怎么就入了党呢？艾夫人则比较清醒，坚决承认自己与党无缘，不够资格，天性松散，没有为理想殉了自己的决心。就这么两个人，每天在艾卿眼前晃来晃去。母亲为了他的早饭而晚上班，为了他的晚饭而早下班。即使这样付出时间，厨房里也仍然飘不出别人家里的异香，每每一锅子煮了所有的东西在里面，没形没色，还自称营养俱全。到了节假日，再加上有客人，母亲实在不能糊弄时，便供了菜谱在案板上，一样一样地理。艾家的菜谱有个特点，就是某一页菜谱闻起来就是那一道菜的气味，看上去也是那道菜的色泽。作为家庭经济主柱的父亲把工资全部上交母亲以后，再没有机会培养什么不良癖好，只是非常执拗地要在电视屏幕上认出每个国级、省级以至于市级的领导人，而且要抢在播音员的前面报出那些人的名字。艾卿真服了他，连那些三、四流的人物、平板呆滞的面容也能让他毫不犹豫地报出姓名，比起如今小姑娘们对歌星影星的热忱来一点都不逊色。
艾卿从来没把自己的研究员父母当过科学家的模子，他的眼光自然掠过他们到达了电视屏幕和报纸上。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在屏幕上正襟危坐开会的，在报纸上得肝癌英年早逝的，在演讲团如泣的故事里把妻子不闻不问，为事业鞠躬尽瘁的，才能叫做科学家。不要说“科学家”这么大个头衔了，就算是“人民”这么个普通的群体，一定要到了屏幕上、广播里，用某一种格式和语言，用剪接和优秀的摄影师，才能使艾卿体会到伟大和可亲。“人民”隔着一层玻璃的时候是那么地欢声笑语，流着大汗，努力工作，互相之间恩爱无比；一进入现实生活，艾卿就开始厌恶“人民”，短斤少两的小贩，搓麻搓到凌晨的隔壁老太，在领导办公室里抡起椅子要加工资评职称的楼上王叔叔。“乌合之众”，艾卿摇着他少年的头这样冷笑过。他自己显然不是乌合之众，他人生一路顺利，在试卷上如坐春风，从小学直飞到大学，国外奖学金对他来说如探囊取物。他注定了要当个科学家的，做科学家是他生命的全部，乘春风而来的艾卿在澳大利亚第一次和生活撞了个正着。
艾卿与生活的碰撞将成为下一个主题，必须先讲一讲他对四化的进一步理解。当然，对于四化的理解也是他与生活碰撞的一个方面。四化从他进小学开始就占据了他的听觉和视觉范围，进而控制他的内部思维及血液循环。当任何一个词汇成为震天响的口号时，尤其当它在你耳边无限制地重复时，它就丧失了内涵。它本身有没有内涵是一回事，人有没有剩余力量去领会这个内涵是另一回事。艾卿有极高的天赋去理解一个词的内涵、外延、引申，却从来没有想到为四化做个彻底的解释。也许是太大了，太远了，整个民族的复兴都压在四化的实现上，纵有再大的抱负，儿时的艾卿还是感到了胆怯和心虚。何况理想这个概念，往往使人觉得现在没必要去理会它，等到努力再努力，有点眉目的时候再说吧。
不过，艾卿的图像记忆非常牢靠清晰。他把四化和宣传四化的图片单纯地联系起来，于是四化就成了以日出为背景的油田，千缠百绕的化学工厂的管道，高楼大厦和穿行的汽车。绘制图片的人结合了自然景观，比如说光芒万丈的太阳和远处起伏的群山，能见度相当好，可见绘制人对四化必经的道路没有准确的预见能力，对自然界有着过多返古情调的留恋。
飞机在在坎培拉降落之后，艾卿出了机场就遭到打击。一溜平平矮矮的房子沿着宽阔平坦的马路从机场一直延伸到大学门口，中间不乏壮观的绿色草坪给他醒醒神，到底没有和四化握手相遇，更谈不上他在梦中发生的举双臂拥抱的场面。拥抱什么？油田还是化工厂管道？他没看得很清楚，那只是一种意境，美好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