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惊魂稍定就上征途
前已述及，到了1970年下半年，随着清队运动的扫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一些“落实政策”的举措，首先是补发被扣工资。1970年9月12日，在被扣发工资27月（两年零三个月）后，龙志被一次补发工资3820.50元，在当时那是一笔很大款项。他的工资也从每月60元恢复到每月201.5元。自然而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龙志家庭在政治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的孩子们在找工作时得到的政治审查材料就很差。奇怪的是，龙志被扣发工资的时间，竟然和他当年在美国留学停留的时间一样，都是27个月，世界上往往有如此巧合的事。大概人们都无一例外地要为自己的浮沉付出代价和得到收获。
无论如何，龙志的工资的补发和恢复，在经济上已经按照“教授”的待遇，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和承认。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讲，龙志工资的补发和恢复，犹如“雪中送炭”，时机不能再好了。那时（1970年9月中旬）文焕与文灿插队已经定局，家里过了近4年紧紧巴巴的日子。很多时候，全家都填不饱肚子。补发工资后，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卖豆腐的人花50元买了100斤高价玉米面，解决三个大男孩子吃饱肚子的问题。家里做的第二件事是花了100多元为文焕、文灿插队准备而分别买了一套绒衣，绒裤，球衣，秋裤，雨衣，雨鞋，棉帽手套等等。当然，家里没有敢铺张浪费，反而要夹紧尾巴，感恩戴德。因为龙志的政治地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乎所以”。
由于1969年中苏冷战加剧，发生了“珍宝岛”军事冲突。苏联为了报复中国，甚至计划采用核武器一举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战争一触即发。为了缓解苏联边境军事压力和战争危险，美国不计前嫌，向中国透露苏联核打击情报，并且给苏联施加如果对中国核打击将遭到美国全面报复压力，中美关系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开始渐渐接触解冻。1971年又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同年中国在众多第三世界成员国的投票支持下加入了联合国，举世震惊。次年，中美两国于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达成“上海公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微妙变化，国内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政策开始松动。龙志这个“留美教授”的悲惨处境也悄然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如前所述，到了1971年2月20日，龙志被通知参加小组思想汇报，解除了对他的审查。之所以对他的审查终于不了了之，竟然也没有大会宣布结案，因为他本来也没有“案”可定，他的“美国特务嫌疑”和“国民党员”本来就是子虚乌有。1971年下半年，学院在军管会领导下开始局部落实一些政策，龙志也被允许作为普通改造对象参加教研组活动了。龙志当时的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六年来，他终于从“低头认罪的阶级敌人”，熬到了“夹紧尾巴，抬头做人”的“普通群众一员”，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和起码的“人权”。那是从5％的“阶下囚犯”变到95％“普通人”质的飞跃。就好像一个健康人很难理解病人遭受的痛苦一样，一般人很难体会到此刻对于一个犯罪劳改分子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对于龙志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他第一次获得了6年来可以为人民，为国家工作，获得了他梦寐以求“将功赎罪”的工作权利和自由。
在稍微能喘一口气时，他又琢磨着干起他的养猪事业来了。文革搞乱搞垮了全国各行各业，养猪业也不例外。当时山西刚刚从两派对峙的武斗中解脱出来不久，清队也刚刚结束，国务院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那时人人都关心的是大至“反修防修，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小至每天请示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 的政治口号。政治运动是核心，是生命，是雷打不动的首要任务。1971年秋，龙志却以极大的胆略提出要对全省的养猪生产状况进行一番全面调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的建议，该倡议得到省畜牧局的批准。
这类调查工作他1939年在在四川内江和学生一道对内江猪和荣昌猪做过。1955年也与盛夀藻先生一道曾经对山西省的地方猪种做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改良本地猪的育种方案。文化革命搞乱了一切，龙志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否定文革以来的革命与生产“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因此要搞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办法来。经过研究，院系领导终于同意由唐显作先生和冯永富先生两位年轻教师负责，一同出发，龙志的身份是组员。
山西省的国营牧场及社队猪场有五十多个，分布在全省各地。由于龙志建议同时调查山西省本地猪的情况，而全省为数不多的本地猪都位于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那年头，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公共汽车甚至畜力车。许多地方不通汽车，他们往往以步代车，长途跋涉。因为住宿吃饭都不方便，他们还必须自备行李，有时他们每天要步行40-50里。龙志那时已经是62岁的老人，刚刚从如火如荼的清队运动中熬出来，身体确实非常虚弱。年轻老师要帮助他扛行李，他却坚持自己扛着走，说“我还有改造任务，要戴罪立功。你们不能帮我！”。后来他脚上打了泡，实在走不动了，才让年轻教师帮助他拿行李。他们师徒三人风尘仆仆，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他们跑遍了全省七个地区、十七个县（市）的五十九个猪场，跑遍了山西山山水水，硬是完成了调查任务。
龙志他们在调查中欣喜发现，他们文化革命前的科研成果经过多年的推广普及，内江猪和巴克夏猪与本地猪杂交的后代在山西省晋中、忻州、吕梁、晋东南、晋北大部分交通发达的地区得到了很大普及。当然他们也发现，许多地方猪种血缘混杂，野交乱配，特别是本地猪濒临灭绝边缘。龙志深深感到内疚，自己从事猪育种几十年，不但没有完成向省委领导承诺的培养新品种任务，而本地猪也没有保留下来。本地大耳朵母猪的最大优点是产仔多，母性强（哺育率高），适应性、抗逆性、耐粗性强，是世界上不少优种猪的“老祖宗”。如果失传，祖祖辈辈后人都会责备自己。需要刻不容缓在全省建立几个保种基地，建立谱系，进行系统的选育保种，为建立全省杂交繁育体系提供重要的“母本”。
在晋西北大同市种猪场，当时饲养着十几个品种，血缘混杂，品种退化，更不能够适应农村饲养条件和晋北寒冷气候。企业亏损，频临倒闭。龙志据多年经验，建议他们淘汰屠宰所有的白色种猪，引进南方的内江猪和黑色的巴克夏猪。山西黑猪的培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从那年后，龙志他们每年都到大同蹲点几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晋东南长子县关村猪场是他们的另一个点。龙志非常喜欢农村的新鲜空气及农民的憨厚朴实，在那里甚至操起了文革中的老本行，帮助小脚饲养员老大娘挑担子喂起猪来。1971年冬天到1972年春，师徒几人还总结调查结果，并根据文革前的科学实验数据，到山西省长子县关村蹲点（见照片），在生产第一线写出了“猪的杂交和育种”一书。他们就住在关村老乡家里，坐在砖头上，用炕头当桌子。这可能是文革中期当时全国第一本养猪专业手册。 山西农大郭传甲教授在“中国养猪界的伟人张龙志教授”一文中回顾那段历史：
“张老在文革“劳改”期间，反复思考暂时困难时期，凡含马身猪（华北本地猪）血液高的杂种猪死亡率低，认为马身猪有保存和利用价值。1971年省畜牧局组织养猪调查，按他的要求把马身猪列入调查。那时交通、食宿情况可想而知，对于一个61岁的老教授来讲更是不言而喻。交通方便的地方已见不到马身猪的踪影，只有到深山老林中去找。张老靠他纯朴的风度和平易近人的感染力，所到之处很快与饲养员打成一片，并深受大家的欢迎。当时生活很艰苦，每日三餐，以稀为主，虽说能吃饱，但不耐饥，张老豪爽地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日“三西”，由于不习惯西餐，而经常肚饥，今天一日“三稀”也不习惯。马身猪一日三稀能生存，外国猪一日三稀不行，一日“三西”又办不到，看来猪的习性要逐步改，种质特性急待研究。
在一个山区猪场听说另一个村里有几头马身猪和一头公猪，张老如获至宝，次日早饭后按指定的方向上路，不料，5个多小时才翻过一座山，看到马身猪，张老忘记了一切，看猪问情况，下午3点多才吃上午饭，待返回住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在张老只累不饿的推辞下，只好空肚上床休息。张老素以睡觉质量高而颇有名气，但这次纯属例外，躺至深夜仍不成眠，次日晨他风趣地说，肚饥是造成失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经过艰苦的工作，完成了对山西省7个地区的17个县市共59个国营和集体猪场的调查。省畜牧局将30多头马身猪集中到大同猪场，为马身猪种质特性的研究和保存利用奠定了可靠基础。
第一次去关村猪场调查，到了长子县城，还有近30里的路程，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同行人提议到县委里要个车送一下。张老说同志们不要忘记，你们有监督任务，我有被改造任务，这次要“带罪立功”，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东西自理，靠步行完成任务。张老背着东西津津有味地说，响应号召拉练，步兵机动灵活。前十里，张老较为潇洒，别人替他背东西被拒绝；中十里，已感疲累，替他背东西时，他风趣地说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只好如此；后十里，步步艰难，靠咬牙坚持，两个脚上起了血泡，疼痛难忍，只好拄木棍前进，他非常幽默地说，步兵转”泡兵”，“泡兵”变“伤兵”。
到达关村后，支部书记老黄问，你们来村的目的是什么？张老说学习养猪技术，接受再教育，总结养猪经验。你们来这里生活上可能不太习惯，爱吃什么饭？张老说，一日三稀最顺口。同行人开玩笑地说老“伤兵”爱喝稀[2]。
张老完成猪的调查之后，集中马身猪的建议得到落实，他倍加高兴。考虑到养猪生产的现实，急需进行科学技术普及，他设想如果编一本既结合实际又能推动养猪生产发展的科普读物十分必要。为编好这本书，他建议深入养猪第一线去编，他不顾征途疲劳和年老多病，再次到长子县关村猪场，在参加劳动和广泛深入座谈的基础上进行撰写。工作条件很困难，一床两用，既可睡觉又当桌子，他经常说写书的质量与桌子的好坏是零相关，舒适的环境下可以写出好文章，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写出好文章，关键是动力和事业心，要想生产所想，急生产所急。
张老经常告诫我们，要把猪场看成是习武和用武之地，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的作用看得过大，应当虚心向生产者学习，广交朋友。只谈有没有用武之地不行，应当把习武和用武结合起来，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搞应用科学的人没有这一条算是不太合格。”
龙志对于文化革命五年来最大的痛惜乃是被剥夺了他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权利，以致教育事业和养猪事业蒙受损失。用一首诗来表达他对工作的渴望：
【七律】 《渴望工作》
恢复自由倍感恩，惊魂稍定渴立功。
主动请缨查资源，风尘仆仆赴山村。
八千里路云和月，山高路远徒步行。
一心拯救珍稀种，何顾安危冤怨恨？
P_12.1. 从1966年文革以来结束劳改，恢复自由第一张照片。龙志（前左一）在长子县关村与支书黄福水（前右一）助手唐显作（后右一）郭传甲（后左一），冯永富（左二）。《猪的杂交与育种》（见下图）写作小组成员合影（1971冬天）。
P_12.2. 龙志文革中与唐显作，郭传甲，冯永富编写的《猪的杂交与育种》，1972年。
调查回校之后，龙志文革几年来的“刻苦改造世界观，拼死拼活干革命”的精诚努力和英雄事迹感动了同僚，并且受到学校有关领导重视。他被推选为做为全校旧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先进分子”。1972年到1975年间，龙志在动物科学系和全校给所有教师学生作了一系列“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报告。他甚至给新招收的学生作了“如何巩固学农专业思想” 入学教育报告。根据陆微女士回忆，他还应邀给新招收的工人“如何做一个好工人”的培训报告。龙志还在1974年文革之后首次召开的“华北地区养猪会议”上被军代表发现而邀请上台做过类似的报告。
龙志讲演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有关猪舍的设计方案，由于龙志在文革中多次为保护仔猪安全整夜整夜守候在临产母猪旁边为母猪接产，特别是当他1970年3月31日第一次在猪舍中睡觉时才发现自己猪舍中的用于工人们观察的窗口会刮进来刺骨的寒风，对母猪生产不利。为此龙志感悟到自己主观想象与客观实践还有一定差异，他曾经多次诙谐地检讨自己过去设计的猪舍太小了。当然猪舍的大小是按照母猪的大小和高低设计的，龙志自己亲自“居住”在猪舍里时，才感觉到猪舍这个适合母猪居住的弹丸之地确实有点太小，为母猪出入的小门洞让人爬着出出进进也不太方便。
记的1972 年底第一次晚间报告会后，桂琴去听了报告回来十分高兴，说龙志讲的生动风趣，引人入胜，说到他三年喂猪的日日夜夜，说到他怎样拣野草菜叶喂猪，说到他怎样彻夜守候在猪圈里为母猪护理，在说到在长子县关村帮助老大娘挑担子喂猪时，他幽默地说，“她是小脚，我是大脚，我行动起来比她方便” 引起了哄堂大笑。回家后，龙志欣喜地把“思想改造典型材料”打印版本给儿子文灿看。几千字的报告，字字千钧，一字一句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浸透着他老人家文革以来6年多时间在被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打翻在地之后，呕心沥血，卧薪尝胆，兢兢业业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全部血汗和心迹。对龙志劫后余生的内心激动和感慨，他的孩子们很难理解，文灿表现有些麻木不仁，不屑一顾，觉得知识分子被劳动改造是对他们的迫害，是不公正对待。而像父亲那样被迫辛辛苦苦去在“劳动改造”中“卖上老命，废寝忘食，积极表现，争取理解，争取宽容”的“以身殉道”和“浴血奋战”有点“与虎谋皮”。
“饱汉不知饿汉饥”，龙志对文灿的态度很生气，他对自己六年多来日日夜夜呕心沥血，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坦荡精诚和滴滴血汗所换来的政治翻身和荣誉更加珍惜；他自己的体会比别人更加深刻，更加震撼。他想让他自己的儿子和他一快理解分享他“卧薪尝胆”的良苦用心终于被大家理解，分享他不但“劫后余生”而且实现了多年来“梦想当英雄”的满心喜悦。真正对龙志理解的，还是母亲桂琴，因为她和龙志一样，感同身受，共同度过了那段腥风血雨的艰辛岁月。多年来，儿子文灿第一次看到了父母亲老两口会心的微笑，还有在他们的微笑背后隐隐做痛的辛酸。大概他们也是第一次在别人脸上看到了一丝善意和微笑，终于可以微微抬起头来作人了。比较起六年之前双双被批斗的情景，如今不能不算有了很大进步，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也可以说，龙志文革以来一直苦苦追求的“英雄翻身之梦”开始逐步实现了，虽然那是他处于人生低谷，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而他真正完全以“王者归来”的身份成为他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是在五-六年之后的1977-78年。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和形势的变化，这些不凡的事迹都将成为他曲折人生阅历的重要插曲被电台和报纸广为传颂。
有诗为证：
《愚公移山》
五年群专入冷宫，精神肉体山双重。
一线生机博转机，跌落谷底勇翻身。
埋头苦干做愚公，身睡窝棚梦英雄。
埋头苦干做愚公，身睡窝棚梦英雄。
天天难过俯首过，步步艰辛躬身行。
滴水穿石修正果，山移水转梦成真。
滴水穿石修正果，山移水转梦成真。
独信苍天知我心，讲述磨砺谈笑中。
其实，事物本来就有二重性，对于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宽容、慈善、阳光的人会看到事物的积极正面，而狭隘、苛刻、阴暗的人会看到事物的消极负面。正面的看法会带来光明和前途，负面的看法会带来黑暗和倒退。特别在文化革命那样“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不要说对于文灿那样一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处于那样“走投无路”的家庭条件，消极负面的影响和打击对于他是非的判断、自信心和世界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对于许许多多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也很难理解，也无所适从，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作为一个涉世不深，思想水平不高的普通年轻人，此刻的文灿已经是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替父亲龙志鸣冤叫屈。文灿还是有几方面不能理解具有崇高境界和政治智慧的父亲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里的不同凡响的心态和行为。
能屈能伸，处变不惊的精诚勇气
龙志作为一个一生忧国忧民，积极奉献，成绩卓著，地位显赫的国家高级专才，在被种种莫须有罪名诬陷冤屈并且被“打入另册”后，甚至被诬陷为“美帝特务嫌疑”，突然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般的“囚犯罪人”。龙志面对文革沉冤6年以来日日夜夜所遭受的沉重精神压力和肉体负担，却能够“骤然处变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忍辱负重，默默承受，老老实实认罪伏罪，积极配合审查交待，认真反省自我，没有任何抱怨和不满。龙志这种“大丈夫，真君子，能屈能伸”的浩然正气和正确态度，龙志像水一样去适应客观环境，服服帖帖地驯服管制以及逆来顺受的精神境界和高尚情操，在文革的那段黑白颠倒漫长岁月里，成为龙志生存的精神支柱和护身法宝。这些精神值得后人认真感悟学习。
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英雄气概
龙志有生以来以陕北人的淳朴憨厚本色，一如既往忠实、正直、积极，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即使是在处于被打击迫害“勒令劳改”情况下，以自己“囚犯”身份，不但身先士卒，完成基本任务外，而且还要方方面面加倍努力，处心积虑，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地，将劳改任务完成的好上加好，大大超过了所规定的工作量。他时时刻刻以一个正面英雄模范人物的标准来鞭策自己，要求自己，甚至在梦里想当一个英雄，想入党，不惜以自己生命来“殉道”，奉献给国家和事业。在一般人看来以他当时的身份，那些想法确实“异想天开，幼稚可笑”。而当后来竟然以惊人的毅力“愚公移山，梦想成真”，被领导与群众接受，成为“改造积极分子”（英雄人物）。龙志那种“人到无私品自高”和“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胜利喜悦。文灿哪里能够理解龙志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不同凡响的心血代价？
相信未来，相信自己的坚定信心
龙志在黑暗和逆境中，肩负自己和全家经济负担和政治翻身重任，他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勇敢面对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历时最长的强度劳动、政治歧视甚至诬陷迫害等种种挑战。他像高山一样挺拔坚强，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知难而进，对自己将来“无罪”的光明前途所充满的罕见的信心。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呕心沥血，艰辛付出，从一个“囚犯罪人”一步步爬起来，转化为“普通人”，他付出了极大的心灵和血汗的代价。虽然多年来默默承受压力，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冤屈埋在他的心灵深处，他6年的苦水并没有地方倾诉。而只是交流自己的“改造心的体会”时才能让别人理解他的心灵历程。文灿根本不理解父亲那来之不易的荣耀，哪里有那样铭心刻骨的切身体会？
感恩戴德，珍惜机会的谦卑美德
龙志本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虔诚，对于来之不易的“政治解放”，龙志没有丝毫抱怨和委屈，没有“大倒苦水，反攻倒算”。反而对组织上和群众的解放充满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对于自己终于被组织和群众相信和理解，洗刷了“不白之冤”充满了胜利喜悦。感恩自己的付出得到承认，感恩自己终于得到“将功赎罪”的工作权利，感恩自己还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因为确实比在清队时他想象的，运动结束后会被“开除公职，遣送老家”的处理要好得多，他只能以加倍努力工作来知恩图报。而文灿却认为父亲本来“理所应当”地恢复被剥夺的工作的权利，难道还需要感恩吗？
宽容忍让，以德报怨的广阔胸怀
龙志审时度势，化敌为友，以柔克刚的俊杰政治智慧。以及他心灵内在锦里藏针般的刚强和坚定。龙志对于打击迫害他的政府、领导、教师、工人和学生的宽容忍和让既往不咎，不计个人恩怨。真如龙志在1955年肃反那次被冤枉隔离审查之后，龙志以德报怨的做法一样。龙志一经解放，获得工作自由就马上全心全意投身到他所钟爱的教育与科研工作之中，把过去的一切个人恩怨委屈完全抛在脑后。其实那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成大事的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为父亲被迫害耿耿于怀的文灿那里有那样的胸怀与共鸣？
文灿“以小孩鼠目寸光之心，度君子高瞻远瞩之腹”，怎么能够理解政治，理解处事智慧？对于一个以“莫须有罪名”被迫劳改六年的“劳改分子”，他从事“正业”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而被迫从事的“正业”就是肉体劳动和思想改造，要在“劳动改造”中作出成绩和贡献，他父亲的付出要比一个“真正有罪”的人还要多的多，难度也大得多。因为他还必须战胜自我，明明知道自己“确实无罪”，却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确实有罪”之人，来洗涤那“莫须有罪名”。如圣经里所说的“你们若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彼得前书2.20-21】。”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和理解的思想境界，这也就是龙志对文灿生气的真正原因。也就说明为什么文革中那么多的普通人，包括名流大家过不了那一关，咽不下那一口气，甚至走上了轻生之不归路。当然，许多事情必须要自己设身处地，亲身经历才能够真正理解。整人的人觉得天经地义，旁观者麻木不仁，如何能够理解那些被整的人的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不白遭遇和苦尽甘来的心灵喜悦呢？
转眼到了1972年春节，由于龙志补发了工资，为家里置办了许多猪肉，粉条，豆腐，红枣和其它年货。那年老三文灿，老二文焕都陆续找上了手管局单位的工作。老三在太谷油漆社当油漆学徒工，老二远在离城50多里的太谷范村电机厂当翻砂学徒工，虽然工资都是18元，但是好歹算是回到城里有了可以自食其力的“饭碗”。不得不指出，文灿和文焕能够在当时情况下，从知青点第一批“回城”，当了手工业工人，虽然与他们自己的表现固然有关，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更为重要的是与龙志那几年浴血奋斗，打政治“翻身仗”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学校出具的“政治审查”材料能够被用人单位接受，较两年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和本质的区别。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到龙志为孩子们的进步所作出的默默奉献，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全家老小的一切都是在“党”的掌控之下，都是“党的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孩子们的工作不太理想，却也来之不易，与龙志那几年浴血奋战息息相关。
老大文炳也从20里外果树所回来了，带回一筐苹果，有红玉，国光，金冠，香味四溢。由于补发了工资，家里一下子买了20多斤高价猪肉，以及粉条，豆腐，花生，黑枣，红枣，糖果，高级烟“牡丹”和一瓶“汾酒”等年货。龙志拿出他的看家本领，一年一度地为全家做陕北榆林炸肉丸子，炸豆腐，炸土豆，炸扣肉和自制淀粉凉皮，这些都是榆林名菜“大杂烩”的原料。桂琴也做了许多山西油炸枣糕，四川泡菜，四川醪糟和拿手四川名菜“回锅肉”。当然过年全家一定要热热闹闹地在一起包一顿那一年一度的白菜猪肉馅饺子。那年头在太谷根本见不到南方的水果，每年四川的七娘曾桂玉都从四川隆昌火车站托运一箱广柑。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冰箱，寒冬腊月家里的一间空厨房里就是冰库。全家欢欢喜喜过一个满怀希望的团圆年。
年三十晚上，龙志还拿出他最近几年在猪场劳动改造学会的烧北方煤灶火的本领，一边在一炉煤糕上面加了好几块上好的阳泉碳，一边认真地告诉孩子们“烧火不能着急，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他老人家以一种极具权威，舍我其谁的神态，熟练地将火柱（北方捅火条）一下捅到灶底，然后缓缓地将火柱抽出来，打开炉灶风门，过几分钟后，火种就开始慢慢地从灶底烧起来了。开始出现一点红心，再过一会儿，蓝蓝的火苗便代替了煤烟，呼呼窜了起来，几乎有一尺多高，把烟筒都几乎烧红了。
龙志看着那欢呼跳跃的火苗，也露出了他那张掩饰了多年，讨人喜悦的笑脸，幽默地对全家说“火笑了！”。家里暖烘烘的，全家人围坐在圆桌旁，一起吃一顿热热闹闹，丰丰盛盛，红红火火的年夜饭。龙志也宽大为怀，特别容许孩子们喝上几盅汾酒助兴。为北方寒冷的冬夜和这个几年来备受磨难，没有一丝一毫欢声笑语的家庭增加了几分温馨喜乐的气氛，这情景在那几年还真没有过。
真是“境随心转”，龙志的内心喜悦和脸上微笑，标志着他们全家携手共进，一同熬过了1966-1971那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刻骨铭心的五年。他们全家人一生中最严峻，最漫长的寒冬腊月已经走过了最低点。虽然前面的道路大家都看不到，但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那缓缓地吹过来的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春风的气息，开始领受那一步步获得新生的希望，怎么能够不感恩呢？
春节那天老天爷也大发慈悲，纷纷扬扬地下起了1972年的第一场瑞雪， 用（唐）韩愈的诗《春雪》来贴切地表述那时龙志全家的意境：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三、人身自由榆林祭祖
1972年春天，龙志经过文革多年来特别是清队中日以继夜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甚至没有任何节假日和星期天。他的高血压（高压200 mmHg 以上）和心脏病最担心的就是精神紧张，心理压抑及重体力劳动。文革那些年他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医药措施，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工作，为将功补过，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准备“以身殉道”，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他老人家几度大难不死，已经是奇迹了。清队审查和劳动改造刚刚结束，为了弥补文革中的损失，就又在事业发展，身体不适和子女就业的多重压力下，主动出击，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到全省乡下搞调查，日以继夜完成《猪杂交育种手册》编写工作，没有喘过一口气。不要说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60多岁的老人，即使是年轻人铁打的身体也会被压垮。
人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62岁的老人，在精神和肉体双重压力下奋不顾身地“拼老命”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在文革腥风血雨的特殊时期，即使真正倒下来，也很难“感动上帝”的。如上所述，龙志时时处处，点点滴滴又以英雄人物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和鞭策自己，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所承受的压力，更是超乎寻常人的。也许正是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使他任劳任怨地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文化革命和尔后的那二十年内，反而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一次次逢凶化吉，一定是上苍的保佑和看顾，龙志还真的奇迹般地没有完全倒下来。那时的龙志已经是心力交瘁，不堪重负，积劳成疾，生命危险。1972年春天也是林彪事件后，国内政治空气少有的空隙间隔，龙志第一次获得了“解放”和人身自由，觉得自己有必要休息几天，回老家看看，调整一下疲惫情绪和身体。1972年4月，学校同意他和桂琴休假20日，回了一趟陕西榆林老家。那是从1930年他20岁那年步行离家到太谷铭贤中学读书后，42年来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龙志那年62岁，以下面一首诗便描述龙志无怨无悔的壮志豪情：
【七律】《回乡》
二十离家六十回，乡音未改鬓发灰。
离别一幕犹昨日，物是人非热泪垂。
独闯天下多坎坷，功过荣辱尽欢悲。
重温旧情返故地，再赴征程忘安危。
那时龙志的父亲张昆明先生已经于1951年作古20多年了。龙志的弟弟龙田，弟媳贾菊芳，大妹玉英，二妹玉芬，侄子文彬，文辉，侄女文娥，春娥，燕娥 ；外甥李福喜，元喜。一家喜乐欢聚。龙志可能想到自己自从1930年19岁离开，人生如梦，感慨良多：风风雨雨，苍苍茫茫，沉沉浮浮，悲悲切切，四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62岁，虽然转了一圈，如今物是人非，竟然又回到了起点。却也曾经攀登拼搏，丰富充实，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而面临是又一次离开榆林的新长征，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虽然大家觉得时光如梭，恍如隔世，不知下次见面又在何时，不胜悲伤。只是形势如此，在榆林期间，龙志和龙田兄弟竟然连照一张全家福的心思也没有，留下不尽遗憾。其实龙志桂琴一家人在1966-1972年间，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心情也很压抑，竟然也没有心思留下一张照片。足见文革期间人性的扭曲和人心的压抑。
龙志在老家榆林探亲访问期间，又抽空到更为偏僻的横山县看望嫁到那里的大妹玉英。在横山城里的豆腐坊发现了一群本地猪，龙志如获至宝“公私兼顾”，购买了6头母猪，3头公猪，后来运回了山西农学院。到5月中龙志回到太谷后，就马不停蹄地到大同猪场去蹲点了。
“仲葛兄嫂：您们好！
我们从榆林返抵太谷后，收到仲葛兄手信，里面统的像片以及嘱给黄君的像片。当时适黄不在校，托他教研组的冀一伦转交给他。
信内述及仲葛的病[4]，令人深以为念。既然得病者有一个可观的数量，想领导上不会等闲置之，一定会有妥善的办法，目前的情况以在京就医休养为宜。为党的事业注意疗养，其他的事酌情办理，精神不好暂时可以不办或少办为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党工作宜以时间战胜突击！是不是“留下破瓦罐，能赛过柏木桶”。关键在于注意休息，满怀信心地战胜病患，遵医嘱的医治，就可以延年益寿！言念及此，我们是同病相怜。所可告慰者，不因疾病而增加精神负担！
我和桂琴按计划于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回榆林老家约廿日，这是四十多年的第一次回家，自己儿时认识者寥寥无几。榆林，这个城市还是很美丽的，城市附近有河水及养鱼池，水土保持很好。城北有自留水横贯全城，人们称之为“桃花水”，城内有设备较完善的地区医院，如能由学校组织一个疗养区则甚善，缺陷之处是风沙大、物资较贫乏。
五月中旬我们回到太谷，途中往返需要乘汽车两天，汽车路尚称平坦，我还没有出什么问题。在太谷休息几天后，仍然回到大同优种猪场蹲点来了。山西农学院在此蹲点的有2～3人，目前仅有我一个人。我们对此感兴趣的原因，就是该场有巴克夏2～3代杂种母猪，又用内江公猪交配的所谓“内杂一代”母猪一百多只，这和我们多年来搞的“内巴本”对照体系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将一部猪横交，但场方认为“内杂一代”猪早期屠宰肉的品质不好，腹大等缺点。去年冬天我们建议这批内杂一代猪用北京黑、巴克夏猪和吉林黑猪分别交配，今春已产仔。现在我们将这些杂交组合放在场内作增重率的比较，生长发育的观察，屠宰试验和后备猪产仔的记载等。同时，将这些组合放到社队猪场作中间试验。看来很有希望。“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个人对于猪的育种工作，理论与实践都很贫乏，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再请教！
请函告罗明同志的通讯处。
淑京姪，目前还是在生产队里安心搞上一个时期，是上策！不知兄以为如何？
今天就谈到此，祝兄嫂
安好！
龙志上72年6月5日大同
通讯处：”山西大同市，西韩岭大同市优种猪场二队王越同志收转”
四、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信中张仲葛教授的女儿张淑京与龙志三子文灿同岁，于1968年底从北京到山西插队。本来希望山西有她父亲的老友龙志可以帮忙，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龙志被迫劳改“群众专政”，头尚不能抬起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虽然是力不从心，爱能莫助，龙志还是力所能及、满腔热忱地帮过一点忙。北京农大在北京郊区马连洼，地处全国文革中心北京，文革受到的冲击很大。许多教授被迫自杀，死后还要斗鬼魂。北京农大学生，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也是被迫害自杀身亡的。
北京农业大学个别领导和师生于1970年在毛泽东“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见鬼”指示影响下，头脑发热，异想天开，错误决策，竟然短期内将整个学校搬迁到延安郊区甘泉县清泉沟。学校一度与“延安大学”合并，校名仍然为“延安大学”。那里是地方病“克山病”重灾区，清泉沟这个山沟窄而长，长约6000米，宽不到200米。 在北京农大搬迁过程中，科学研究、教学仪器设备大量损坏；许多专业人员花大量心血多年来培育的农牧业新品种损失掉了。要自己解决吃住的问题，于是这些知识分子们拿着锄头开山挖窑洞，放火开荒。教授孙文荣先生的夫人就在开荒过程中被烧死了。那里没有水井，师生便自己打水井。怎么都打不出水来，甚至誓言“要将地球打穿”。 过了一两年，多数教职工不同程度的得了“克山病”，龙志老友张仲葛教授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们去了延安一两年后，大部分老教授都“逃亡”回到北京养病闲住，反而放任自流，处于无政府状态。
因为学校搬迁，北京校园被军队乘机占领，学校只好把一些实验室用草席隔开作为居室，幸运一点的老教授一家人也只能分到几平米的地方。许多年轻教师便没有那么幸运，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只好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居住。北京农大在河北涿县有个农场，后来学校在延安办学实在有困难，经过上级批准，在1973年北京农大终于从延安正式搬到到了涿县改称成为“华北农业大学”。一直到10后的1979初才被批准迁回北京，恢复北京农大（即现在的中国农大）。当时龙志的另一位老朋友吴仲贤教授也得了“克山病”，他利用那段时间，硬是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完成了文革以前就基本就绪的科学巨著“统计遗传学”。龙志的三子文灿于1978年考入华北农大研究生，师从吴仲贤教授，此乃后话。
1971年夏天张淑京曾经来到农学院猪场和文灿一起学习过糖化饲料。1971年冬天，张仲葛教授到山西看望女儿，也曾经在龙志家小住。那时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只能交流一些情况，特别是北京农大搬迁的情况，彼此默默祝福保重。张淑京后来回顾那段历史写道：
“龙志教授生前和父亲（张仲葛）是志同道合在养猪这条战线上的莫逆之交。文革期间，家父在北农大被造反派学生关进了牛棚，而我就自然而然的沦为“黑五类”了。照例必须上山下乡，接受改造。那时我是北农大附中初二的学生，被指定分配到山西垣曲县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临行之前，我到关押我父亲的牛棚去看望他老人家，见面时彼此隔离很远，不许靠近，只见我父亲，强忍住泪花，因怕我难过而失声痛哭。两人虽有千言万语，但也说不出来，也不敢说出来。最后我父亲只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说：“到山西垣曲插队，改造世界观很好。垣曲县是晋南的好地方，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山西的太谷县山西农学院有我的好朋友张龙志教授，有困难可找他老人家帮忙，他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监视我们父女谈话的造反派红卫兵，逼着我们父女早点分手，因此没谈五分钟就把我赶出了牛棚。我远远望着父亲依旧在牛棚的门口，静静的望着，终于在见不到我的身影后，才怅然而返。这场生离死别的情景，永远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铭记在心灵深处是难于泯灭的！
我离开可爱的古都北京是1968年12月17日，星期二，月份牌上还在上首印着毛主席语录，是这样写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我永远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
在农村插队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岁月里，深深体会到养猪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农家养猪，一为食肉，二为借以造肥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山西农村贫困，大量用精料养猪是有困难的，故采用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养猪方针。这也是张龙志教授的一惯主张，也是适应山西农村实际情况所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大队有意指派我搞这项工作，我考虑到有山西太谷张龙志伯伯的支持，便大胆的承担了这项工作。我在1969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说“科学院科技人员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试验，创造出简单易行的醣化饲料生产方法。用醣化饲料喂猪，既省粮，又省钱，猪吃了长膘快，抗病力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为此，1971年夏天，我写信给张龙志伯伯，想到太谷山西农学院学习醣酵饲料的制作方法，他复函欢迎我到太谷县来，我当即向大队长说明我的设想，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遂即离开垣曲乘火车到太谷来，拜见了龙志伯伯，他特别高兴，并对我说：“我和仲葛教授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你就和我的女儿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可住在我家里，我带你到我校的实验猪场参观，学习养猪实用知识和技术，此外，我让我的三小儿张文灿，他现在就在学校的实验猪场工作，请他介绍你有关制作醣化饲料的方法，希望你好好学习，学成后回垣曲县生产队发展农村社队的养猪生产”。老人家和蔼可亲、诚挚而热心的关怀，使我大为感动。 我在太谷山西农学院张龙志伯伯家住了两周，并特别得到张师母曾桂琴妈妈的热情款待，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龙志伯伯逝世10周年纪念之际，特写此文以誌怀念！”
五、太原疗养官复原职
前已述及，1972年夏天，龙志在大同猪场蹲点，后来因为身体不适回到了太谷。由于1971年初清队结束获得自由之后，龙志没有喘一口气就马不停蹄地参加山西省猪种资源调查研究，又日以继夜地在长子关村完成了《猪的杂交与育种》手册的写作，然后又到条件艰苦的大同猪场蹲点，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虚弱。文焕在回顾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1972年夏天，父亲在劳改了许多年后身体已十分虚弱，高血压病也很重，我当时常给他量血压，有时吃了药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280-300 mmHg 以上）。为让他彻底检查一下身体，趁有天他去太原开会我随后坐公共汽车去太原山医一院找到刘世平的舅舅张大夫，请他帮忙给我父亲看看病。世平和我是一块插队的患难兄弟，他父亲刘惠之先生是我父亲几十年的至交，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俄亥俄大学经济学硕士，曾经任旧铭贤学院司库兼工商管理系教授。可惜1971年在农场被迫劳动改造时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等爸爸开完会后我硬拉他去了医院，医生一检查就让立即住院治疗，并且下了病危通知书。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坚决不住，他有个夙愿只想死在工作岗位上。我又请世平妈妈洛叙英先生来劝他，洛姨姨对他说“既然已经活出来了，就要活下去”。父亲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深思了半天，才点了点头同意住下。
记得在病房大夫给他写病案，他说得过疟疾，医生听不懂，后用英语说了个Malaria，医生会意地笑着点了点头，我体会到了学英文还是有点用。同房的病友们有些奇怪，这个穿得十分破旧的老头是个干什么的。住了一段病情稳定，承蒙政府关怀又转入当时称为101的疗养院的“高干病房”。转院后，在体检时爸爸风趣地对医生说，把我这台老机器修一修，再转上3～5年。医生笑着说还能转十年，我当时都觉得怕不行，因他当时不仅血压高而且肺气肿，脉搏也有停歇现象。从父亲当时的体质看，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我也很担心，抽空就到太原看望他。有时他留我坐一会儿，问我工作和学习的事，我也乘机给他洗洗换换，然后他带我出去吃炸酱面。有时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问我又来干啥，赶快回去好好上班。当时有人告我老人脾气突然变坏不是好兆头，弄得我越不放心。当时我刚调回县城工作，请假多了影响也不好，而且21元的徒工工资都领不全，达不到父亲对我自食其力的要求，也难怪他不要我去看他。有次我去医院，见他在水池旁坐得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在练气功，过了一阵他发现了我，深呼了一口气，看了看表伸出两个指头告我，已经24小时没有抽烟了，我才知道他在戒烟。”
1972年夏天，龙志在太原高干病房疗养了一个月多，经过彻底休身养息和精心治疗，龙志又一次大难不死，过了一次鬼门关，心身得到较大的恢复。这也是龙志一生唯一离开工作岗位，住医院时间最长，最奢侈的一次。设身处地，在他们同代和同类人中，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前已述及，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解冻，形势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龙志这个留美教授的处境也开始好转，他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和工作自由。不久之后，由于表现突出，龙志于1973年初率先被学校恢复了动物科学系系主任职务。那是文化革命后，学校第一位恢复由留美教授担任的系主任。
满腹治国兴邦经纶，一生忠烈悲壮，屡受冤屈，怀才不遇，急于将功赎罪，弥补国家损失的龙志所遭受的境遇竟然与当年“精忠报国”的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相类似，不妨和一首岳飞的名著《满江红》，来描述63岁的龙志当时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番之心境：
痛心疾首，校内外，学生造反。
望神州，罪文囚儒，千古奇冤。
六十奋斗荣与辱，
八万里路艰和险。
若寒蝉，梦忧国忧子，空悲叹！
文武斗，年复年；
生遭劫，师蒙难。
天生我材必有用，
尽忠报国莫等闲。
望高远，越苍茫阴霾，见青天！
另外，龙志虽然官复原职，获得了人生和工作自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被改造”地位。他的孩子在升学和就业上仍然面临巨大困难和歧视，且看下回分解。
P_12.3. 龙志与吴文安教授合影 （1973）
P_12.4.龙志与冀一伦先生在校园（1973）
[2]龙志在畜牧站三年劳动改造期间，和工人兄弟一样为了节约粮食和开支，一日三餐均为玉米面糊糊就咸菜，他到农村也提出同样要求，以便和农民打成一片。
[4]北京农大到延安的许多人都患了不同程度的克山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