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都说投胎是个技术活，是人生的第一个制高点，几乎能决定人的一生。像王妃凯特生的王子，举国盼望，世界头号新闻，小王子还没睁眼就已经身价十亿,第二天就被对不起二叔，王储顺序排在二叔前头了。
贾宝玉衔玉出生，生来就是宝玉。
今天我要说的K先生，投生在京津首富之家，搁现在就是李泽楷。可他没有李泽楷那份风光，但也注定他的一生与众不同。
K先生出生在民国初期，不知道他的青年时代是不是纨绔子弟，只知道他读过两个大学，换言之，大学就读了八年。家中有钱，不需要做事，想干啥就干啥，愿意读书就上学呗。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已经快50岁了。但看起来就像30多岁。他个头挺高，瘦瘦的，一张斯文英俊的脸，眼睛很大，鼻梁高挺，皮肤非常之白，不是普通的皮肤白，而是那种非常少见的凝脂般的白和亮，几十年也不变样。
他不像别的机关干部都穿蓝色卡其布四个兜的制服，他总穿夹克衫，浅米黄色的，看起来又儒雅又帅。冬天他穿鹿皮翻绒夹克，比米黄颜色稍深一些，那更昭显大少爷风度。
他在我们那个机关大院里负责后勤工作，经常骑着一辆蓝翎牌的破自行车，东跑西跑的。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时不时还吐出两个英文单词，口才特别好，说事常用文学语言，就像收音机里的小说连续广播，非常的生动、幽默。全大院的人都认识他，大富翁的儿子，一大把文化，跑跑颠颠打杂，绝对勤勤恳恳，做到这份上谁不尊敬、不佩服都不行。
那时机关里分配给每个职工住房，天经地义。但他不住单位的房，他住在北京最早的居民楼——光明楼，在北京体育馆附近。可能他家天天吃肉，怕熟人闻见味儿，住的远远的。
从一解放，他就在部里工作。三两年就是一次政治运动，从没烧到他的头上。实属不易。
他总是工作热情高涨。58年大炼钢铁，家家户户都把家里的铁家伙捐出来，就在大院的足球场，竖起了高炉，火光闪闪，开始炼钢。据说那高炉就是K先生设计制造的。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动手能力特别强，知识面特别广，人称“百科全书。”我还记得那时，他到我家找父亲谈事，看见我家有一把很大的斧头，就拿到炼钢炉前，作了工具。他经常几天几夜都在工地上，因为大家普遍不知道怎么做，他就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上课，讲化学和炼钢。
困难时期还搞了大锅饭，大家都去食堂吃饭，食堂的工作量一下子加大，K就动脑筋，设计了和面机、面条机等，把食堂机械化，机器落成时，我也夹在人群中参观过。
人家一个大少爷，见过大世面，又读了那么多年书，楞让人家管食堂。人家啥也不说，做什么像什么，全大院的人都心服口服，还美其名曰，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大是大非当时谁也不知道，只是中央说干啥就干啥，埋头拉车就好。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K的能力和水平根本不应该干这样的工作，这是因为出身不好而被降格使用。别人出身好坏都是填在履历表上。K的出身，不用说，就好比写在脑门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但是每个人心里怎么想，是同情还是憎恨就不好说了。
66年6月1日，文革的大幕拉开。没过几天，破四旧开始，在还没有开始抄家的时候，首富的家首先被抄。据说去了好几辆大卡车。接着，在院里一个巨大的仓库里把他家的物资办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抄家展览，简直就是百货公司。古董、古玩，名人字画，多了去了；裘皮大衣好几百件，金条金砖好几百根，珍珠多少串，床单500条，澳洲毛毯几百条，超大号浴巾几百条，瑞士金表多少块，进口的收音机、电唱机，还有外国的大摩托车……..全院的人都去看，金砖银锭都是头回见到，大家都惊呆了。
人们心里不再尊敬K先生，有的人是羡慕，多数人是嫉妒和恨！展览还展出很多漫画，说很多恶毒的语言。我记得一幅画是父子二人坐在桌子对面，嘴里说的是划清界限，桌子底下却是父亲递一捆钱给他。还有一幅是父亲教导他，他耳提面命。还有很多，大家边看还边哈哈大笑，庆幸抄家能让富人变成穷人。整人的感觉真是大快人心。
这时K先生承受不了，到我家来找父亲。他说：“那些东西算个屁呀，我根本不在乎！”“可这么多年，我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诋毁、侮辱我的人格？凭什么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时文革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他家首当其冲地被革了命，K先生觉得没脸活下去。
因为他和父亲是多年的好朋友，私交相当深厚。父亲开导他，李自成进京，你能怎么样？那些金银财宝，老百姓见也没见过，一般的人连大衣都买不起，连浴巾都没用过，看到这些，他们能不恨吗？他们恨不得打土豪、分田地，把好东西都据为己有。看吧，人性恶的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
父亲送他一句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文革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破四旧的风潮很快过去了，开始揪走资派。矛头转向，这时，K先生倒平安了，乐得逍遥。
文革不光触及灵魂，还触及皮肉。他的核心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今天这帮人打击那帮人，过一阵子，群众队伍重新组合，重新分裂出两派，再互相斗，循环往复，十年时间，打了一大圈，所有的大干部、小干部，老干部、新干部，知识分子、臭老九通通都挨过整，无一幸免，无一漏网。
我父亲当年也身陷囹圄，受到巨大冲击、批斗，后来被押送干校隔离审查。这期间，K先生曾来我家看望母亲，安慰她，想开、看开。他还提到要不是当年我父亲的开导，今天大家就见不到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现在不也没事了。
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里面有绒的长大衣，屋里暖气很热，他脱下大衣随意往旁边的小床上一扔，拉了一把折椅，在屋中间，像坐沙发那样半躺半靠地，还翘着二郎腿，就和我们侃起来。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可那举止还是和从前一样，大少爷派，始终没升成老爷。
阴霾笼罩着全家已经一年多了，母亲急的头发白了很多。K先生的到来，让家里有了活力，有了笑声。当然是苦中作乐，自我安慰。
1975年，父亲大难不死，劫后余生，从干校返回北京，等待重新安排工作。这段时间他探访了很多老同事、老朋友。
K先生家，是我陪他去的。我心里非常好奇，要看看大富豪家什么样，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样。
他家有两个单元，他的两个孩子住一个单元，K先生夫妇和母亲住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是三间卧房。他们那里是居民楼，比机关宿舍水平低，连大壁橱都没有。一个墙角摞着几个皮箱。他家里简洁、干净，东西、家具等很少，显得空间大，和其他机关干部的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在说话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小伙子，个头不高，背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马桶包，也不打招呼就出去了。父亲觉得奇怪，问，这是谁？
这是打乒乓球的李富荣。他爱人在外地工作，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李富荣不是抢占也不是租用他家的房子，而是有关部门强行收回一间房子，再分配给了李富荣。
K先生的妻子张老师，也出身于富豪人家，据说有铁路有矿山的。她长得端庄秀丽，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她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模范老师。最开始是数学老师，后来学校缺少语文老师，她就改教语文，现在学校急缺英文老师，张老师急校长所急，主动要求当英语老师，校长还疑惑，行吗？张老师亮出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文凭，把校长高兴得不得了，说张老师是镇校之宝。我知道她是那种暗处生光，静处生香的女人。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被安排了工作，调离了原来的单位。1989年夏天，在大事件爆发之后，母亲撒手人寰。父亲在悲痛中搬家离开了伤心之地。这样一来与很多同事和朋友失去了联系。
这年的冬天，K先生几经碾转，找到了父亲的新家。他虽然已经70多岁了，一口气就上了三层楼。用现在的话说，是吃了防腐剂，多年来基本没怎么变样，仍旧是个精神矍铄，快乐健谈的人。
他看见父亲，激动地与父亲握手、问候并安慰父亲。那劲头就像电影里地下党接头似的。他还说，今天我可找到畅所欲言的地方了。那天他讲了很多与当时形势有关的政治言论，在别处不能讲，有坐牢的危险。他骑着自行车去广场声援学生，给他们送水和食品。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当年的五四运动。
他还告诉我们，他从二环换房到三环，多换了一间房子。他幽默地说，“从前，人们说半个北京城的房子都是我家的，现在我也弄得三世同堂，是不是有点对不住列祖列宗？”
父亲问，“不是有两套房吗？”
“那是老黄历了。”他说，“老爷子走时让交出一间，老太太走了，让把那一套房都交出来，就剩一套了。”
“远点怕什么，骑自行车还锻炼身体呢。打的不行，那太奢侈，走路也不行，那吃不消。”
父亲打趣地说，还有一种发明叫地铁。
他笑了，说，“饶了这把老骨头吧，还不给挤成相片？”
后来他又讲了一些亲友在国外的故事，父亲问他，是否想出国。
他说：“我年轻时就去过欧洲和日本，什么好日子我没见过！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汽车和电话。现在为了两间房子、一辆汽车，那仨瓜俩枣的富裕就让我就背井离乡？”
“NO WAY！”他喊道！居然连英文都出来了。
我对父亲调侃地说，这位老先生繁华故梦早已随烟去，还心事浩茫连广宇。
父亲说，普通人的理想就是小康生活，可他曾经沧海，已臻化境，不是等闲之辈，与奔温饱的人不能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