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年: 2013-7-1
杜君立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高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遗憾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这样说，正是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但北大已经回不去了，他只好南下上海。
在法租界，陈独秀邂逅共产国际的代表，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年多的筹划，改变中国现代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陈独秀和李大钊手中诞生了。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将张申府和毛泽东发展为第一批党员，张和毛都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张申府又发展了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张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毫无疑问，这群北大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始作俑者。
当年毛因为“职位低下”，在北大几乎不被“当人看待”，甚至挨过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的一耳光。时过境迁，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再次与毛邂逅，是在延安的窑洞中。傅对毛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回以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傅斯年离开延安后，发表了《中国需要政府》一文，预言如果延安夺取政权，中华民族将有一场灾难，尤其是文化领域将会有一场劫难。数年之后，毛在新年社论中写道：“帝国主义为了统治我们，给我们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区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驾驭着他们中的少数精英，如：胡适、傅斯年、钱穆。”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30分，来自13个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到达的是北大学生，《北京全体学生宣言》成为这次运动最著名的纲领性文本，他的起草者是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五四运动之后，罗家伦出国留学，在美国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9年之后，31岁罗家伦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1909年，美国基于文明和良心，决定将庚子赔款分39年退还给中国，但定向于现代化教育，要求中国每年选派100名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为此专门成立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仅用了10年时间，清华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
“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在某种程度上，罗家伦继承了蔡元培的自由精神，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在1930年代，清华大学远比北大要自由得多。五四一代在清华大学延续了另一种传奇，特别是学术批判精神。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清华大学，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以清华大学为平台，美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这些来自传统私塾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在大洋彼岸发奋苦读，完成学业后再回国服务，很少有滞留不归者。胡适是第二期的庚款留美生；当时胡适贫困潦倒，若不是官费留美，他或许一生只能在赌场里跑堂。胡适于1910年去美，1917年回国发起新文化运动。一般留学时间为10年，1920年以后，清华留美学生陆续进入归国高潮期。这些掌握各种世界前沿科技和思想的学者专家，对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于1922年从清华留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2年回清华任教，此后辗转西南联大，又将更多的人领上学问之路。何炳棣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教育，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至昆明，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抗战，这所战时大学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而且达到了中国大学的巅峰。作为西南联大的主力阵营，清华大学赋予其强烈的西方色彩，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些现代大学精神在西南联大变成现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
这个群星灿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既具有坚实的传统教育根基，又不乏现代学术能力，这种中西贯通、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可谓空前绝后。早在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1925年）之时，就要求被聘任的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并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当时的名师多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像王国维、朱光潜、冯至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
更为可贵的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孕育了整整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传统。虽然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在演讲时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1941年，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对一所大学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教授。西南联大无疑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专业精进，而且品德高洁，既有传统的“士”气，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学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充满家国情怀。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之所以影响巨大，正因为拥有一群为其撰稿的大学教授。这些知识精英以其真见卓识和大仁大义，顽强地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
对知识分子来说，人格独立是其存在的前提，正如学术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基础。虽然时局动荡、武夫当道，但在一种尽管有些残缺的民主政体下，当时的大学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国。这些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且可以自由流动。有钱，有自由，人也就特别有志气，有尊严感。当时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担任大学行政职务的所有教授必须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坚决拒绝。教育部又决定给每位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发一笔“特别办公费”，再次被拒绝，他们认为这对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是不公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南联大也有训导处，但对学生的管理，主要还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教育象征着未来。“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胡适）。对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来说，教育支出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超过政府行政费用。蒋介石说：“这一战，一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二是要改造我们民族，复兴我们国家，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如今回首那段峥嵘岁月，即使在最危急和最艰苦的年代，人们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将教育丝毫没有放松，甚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人文学科也得到同样的重视。竺可桢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司徒雷登的悲剧
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等，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出自柏林大学的蔡元培后来将这种理念带到北大，使中国大学迅速步入世界主流。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崛起，大学开始从教育机构和研究中心转向服务社会，现代大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那么没有司徒雷登也就没有燕京大学。相对于蔡元培的北大，司徒雷登的燕大正体现了这种服务社会的新理念。“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从一开始，燕大就来自于社会，它完全是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用自己的诚意募捐建立起来的。他们前后10多次赴美，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司徒雷登的这句话不免让人想起中国的武训。
司徒雷登刚接到校长聘任书时，燕京大学只有20几个教授和不到94个学生，甚至连校舍都没有。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从选址、设计、建设、筹资、组织到管理，司徒雷登奔波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1929年，一座美丽绝伦的现代大学就这样筚路蓝缕的诞生了。它既有亭台楼阁的中式风格，又不乏最现代的管理水准，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燕京大学都达到一流水平。
司徒雷登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公民，他坚持的理念是普世的人性。他当燕京大学校长时，能记住燕园里每一个教职员，包括一名普通的园丁。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不惜重金延请名师，彻底摆脱了传统教会大学的局限，“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在燕大，无论是中国老师还是外国老师，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互相尊重，平等共处，“燕大一家”体现是是一种世界精神。司徒雷登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对政治既能宽容对待，又能直面现实。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厉的时期，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仍是燕大师生一种重要的课题。从五四运动直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北平的街头总少不了燕大学生的身影。
在“3.18惨案”中，燕大的魏士毅被杀害，司徒雷登亲自主持了追悼会，为在燕大校园为她立碑纪念。“9.18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燕大学生一边宣布罢课，一边组织请愿团奔赴南京。闻听此事，正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急急赶回，有人以为他会劝阻学生，不料他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大学都被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成为一座自由的孤岛，华北地下抗日活动在这里得到秘密的保护，为抗日后方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急需物资。日本宪兵每次欲进校搜查，都被司徒雷登挡在门外，一些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也总是被从日本人那里救出来。
从1934年4月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新闻系教授，他在这里结识了史沫特莱和中共地下党。1936年6月，斯诺向司徒雷登告别，前往陕北采访。《燕大周刊》率先连续发表了来自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这是国内中文报刊对中共的第一次公开报道。作为第一个采访中共的西方记者，在以后的岁月里，斯诺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客。
1941年日美开战，燕大终究被封，司徒雷登也身陷囹圄。在长达三年多的牢狱中，司徒雷登把自己在中国的大半生写作整理成文字，这就是后来的《在华五十年》。1945年二战结束，司徒雷登重获自由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却以失败而告终。1946年，在马歇尔的推举下，司徒雷登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当时胡适刚刚卸任中国驻美大使，回到北大做校长，司徒雷登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而宽容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但他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为此深感自责：“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大使都跟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留在这里，直到8月2日被迫离开。这次离别不仅是离开了南京，而是永远的离开了中国。6天之后，中共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被讽刺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后来的日子里，这篇文章被列入教科书，成为每个中国人必读的名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以这种不幸的方式在中国流传……
回到美国后仅3个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3年后辞去大使职务，又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0年，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中国古语说落叶归根，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埋葬着他的亲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燕园。虽然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没能实现这个遗愿，但作为燕大教授的斯诺却得到了如此“殊荣”。1972年，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运抵中国，安葬于燕园。
1954年，《在华五十年》在美国和台湾出版，1982年，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作为一个深深介入到中国历史的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对中国既充满热爱和同情，又有深邃的洞察和远见：
我看到一场伟大的斗争正在进行着，所争执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让无神论的、无情而专制的共产主义制服并统治世界呢，还是让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原则和实践……成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呢？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了崇高的社会目标，然而他们所遵循的却是“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个不道德的原则。他们已把欺骗发展成一种高超的艺术；他们依赖武力、诈骗和虚伪。在他们看来，倘若把人类投入苦难与毁灭符合他们的目的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批评与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长存。
对司徒雷登来说，5年大使的失败，遮蔽了长达27年的燕大荣光，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司徒雷登成为禁忌，连燕京大学也被悄无痕迹地从历史中抹去。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北大，“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次毕业典礼演说。在指定时刻，他出席了，但是却没有学生露面——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学生全都上街参加‘五四运动’去了……”
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就这样再次回到中国。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这里也是他的出身地。墓碑上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大学的终结
虽然北大清华等名校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掌控现代中国的命运却是两所不起眼的“大学”，它们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在一个后帝国时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一群军人而不是知识分子。
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他民主党派就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在重庆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最后达成《和平建国纲领》。但不幸的是，政治很快就被战争取代。3年之后，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共产党单独召集民主党举行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共与其他民主党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中共是少数派，超过半数的委员由民主人士担任，这些民主人士以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为主。经张奚若提议，新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教务长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燕大的张东荪投了毛的反对票。
1948年12月，正逢北大50年校庆，在校庆前三天，胡适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在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胡适潸然泪下：“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记录了一代人的困惑：走，还是不走？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那一刻注定了，“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罗家伦走了；冯友兰没走，钱钟书没走，马寅初没走；季羡林从香港回来了，陈寅恪从英国回来了，老舍从美国回来了……早年毕业于燕京，后又回燕京任教的“老燕京”侯国聘先生，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选择了投湖自杀；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却迫不及待的请求新政府接管燕大。
汉娜·阿伦特认为，大学教育的知识只是“如何充实某种思维方法”。当大学决定了教育应该为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也就背叛了学术和科学的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在1949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把新中国教育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国大学开始步入苏联帝国的覆辙。
从1949年到1950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所有的大中小学教师都在接受一场政治学习运动，公民课被取消，博雅教育在中国被彻底终结。在学校稳定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开始了。“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学校停止上课，学生们被动员起来揭发他们的老师和校长。紧接着，高校教师和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下乡参加土改。
1951年底，燕大被改为国立，毛亲自给陆志韦签发了校长任命书，并题写了“燕京大学”的新牌匾。这张任命书和新牌匾墨迹未干，一场天翻地覆的“院系调整”就让其变成纪念品。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彻底拆分并入其他院校，而且连名字都被取消了。“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籍教授，大都被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驱逐出境。
在这场政治洗牌中，北大鸠占鹊巢，从沙滩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雅当年捐建的博雅塔成为北大的新地标。毛泽东用他那放荡不羁的毛笔字统一了几乎中国所有大学的LOGO。全国高等院校从211所缩减为182所，综合性大学从55所锐减到13所，所有的私立大学都被取缔，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国有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被统统取消，财经和法学等仅有少量保留。1949年之前，全国各大学共有20 多个社会学系，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学却没有了。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向毛苦苦哀求，希望给社会学留点苗苗时，毛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说这里说的是理工大学。”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几乎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高级技工培训基地，工科占主导地位，基础性的理科和思想社会人文类被大幅削弱。文法商科大学生以前要占在校生的一半，如今被彻底边缘化，骤减到不可思议的9.6%。
最为不幸的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的现代理念本来已经在中国大学已经扎根发芽，一夜之间即被辣手摧花。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从结构上和体制上彻底打散。作为西南联大主体的清华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大批知识分子被圈入政府直接控制的社科院，与青年一代隔离。在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了政治辅导员。所谓的“科学院”从属于宣传部；在“宣传”面前，科学也就不存在了。从来视自由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职业上的自由，民间报刊的禁绝也取消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平台。顾颉刚在50年代的日记中写道：“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
1954年，《共同纲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拉开帷幕；民主党派被彻底改组，联合政府洗去彩妆，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1957年，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职务，成为“大右派”，10年后孤独的死去，他的夫人俞大此前自缢而亡。随着合作化、反右、大跃进、社教，直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持续深化，中国彻底取消了文官制度，权力重归世袭化；不论是做官还是谋生，参军成为大多数人唯一的上升通道。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果说反右运动敲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那么接下来则是一场盛大葬礼。林昭被处决，聂元梓成为英雄，曾经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北大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红卫兵”诞生于清华大学，这个曾经培养出许多物理学家的大学将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徐璋本送进监狱，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翦伯赞自杀时，他口袋里还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与“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这对当年柏林大学的同学，归国后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1949年，陈寅恪与傅斯年做出相反的选择；20年之后，一代学贯中西史学大师在批斗中竟被活活折磨死。
这场铲除一切文化和文明的浩劫虽然没有取消大学，但终止了高考。“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由权力选拔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停课闹革命”，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革命小将们将“反动学术权威”押上批斗台，将“牛鬼蛇神”送进牛棚。这些曾经的大师如今“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季羡林）。家破人亡的张东荪终于惨死在监狱；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学术生命早在1949年就已经结束。作为中国物理学的泰斗级人物，叶企孙沦为乞丐，穿着破棉鞋，遇到自己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终日游荡在街头，口中悲叹：“中国文化亡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进入后毛时代，中国大学和知识分子迎来了一场艰难的复苏。知识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出身，精英阶层的构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恢复高考30多年后，大学的数量和每年的招生数量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大学从技术精英教育变成了为了“地上面包”的大众职业培训。教育产业化，高校市场化，管理官僚化，扩招，圈地，兼并，改名，从学校改为学院，从学院改为大学。大学越来越像官场，越来越像公司，贩卖官位和文凭，“招天下英才而毁之”（资中筠）。教授被称为“领导”或“老板”，“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像王立军毛新宇孔庆东方滨兴这样的博士和教授成为这个大学时代最杰出的标志。
当年在穷山恶水茅屋瓦舍间，西南联大仍不失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的大学，只有大楼，没有大师。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加上“近亲繁殖”，当年那些学贯中西、具有世界背景的通才大师已经绝迹。中国的大学、教授、以及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在数量足以傲视全球，但不幸的是，也仅仅在数量上。据说中国现有博士5万，硕士40万，本科690万，均大大超过美国，但中国的教育实力却只是美国的12%。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历史是对现实的讽刺。“亩产万斤”的钱学森临终时遗言：“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1000多年前，大思想家韩愈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